对“文学发展趋势”之类的话题。我历来发怵。因为这话题太大。还有某种抵押自已的判断力的味道。正如我由衷佩服有人敢于预测例如2027年的文学将如何如何一样，我也担心别人背后骂我“蠢货”。就我有限的经验而言，我所亲见或亲闻的有关“发展趋势”的言论，诸如“××年将是××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年之后×××诗势将成为当代诗歌的主流”云云，后来大都成了某种酒后茶余的笑谈。由此我惕然而惧，警告自己今后遇到此类话题当退避三舍。

　　我感到发怵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更重要——是不知道该怎样对“文学发展趋势”一语作出恰如其份的反应。这个词组可以有两种读法：或是重读“文学”，或是重读“发展趋势”；但无论怎么读，我都无法避免我所意识到的某种内在矛盾。因为“发展趋势”是就整体而言；换句话说，它突出的是各个不同的创作个体和现象间可通约，或可公度的成份，而舍弃彼此具体意向和风格上的差异。可是这样一来，我怕所谈的和文学本身关系就不太大了；因为对文学本身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或更应该被谈论的，恰恰就在于这种差异性，在于不同的创作个体和现象间不可通约、不可公度的成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斯基宣称整体永远“小于一”，而古尔德宁愿放弃在公开场合的演奏。在录音棚里我的感觉是1∶1，而在音乐厅里却是1∶0。这不公平。他说。

　　所谓“21世纪文学发展趋势”就更令我发怵了。它使我强烈地感到时间的期待所造成的压力。这种压力使“21世纪”成了某种来自未来的允诺，它通过“发展趋势”允诺我们以我们尚不知晓，也无从知晓的东西。在对这种允诺的渴求中我又一次看到了某种时间神话在起作用。而这个神话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

　　谢冕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一个有趣(从另一方面说则不那么有趣,甚至可以说残酷)的现象。他诧异于1949年以后，一批此前叱咤风云的诗坛骁将(请原谅我用了这么夸张的说法)怎么突然间都变得仿佛不会写诗了。典型的如郭沫若和何其芳。当然这是用反思的眼光看，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其时其人的心态。

　　我想借此讲述一段文怀沙先生记忆中的轶事。他说到1953年上半年，有一次郭老突然约见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位负责人。在寓所里郭老为他们朗诵他新近写的四首诗，这些诗后来都收进了他的《新华颂》；写了些什么可想而知，不外是“祖国建设一日千里”、“伟大的时代我唯恐追赶不及”之类。奇怪的是昔日《女神》的作者朗诵得激情澎湃，神采飞扬，并自诩这是他迄时写得最好的四首诗。然后他征询两位忠实听众的意见(文先生当时不想扫主人的兴，只得击掌赞叹“妙哉妙哉”。他说这是他一生说过的不多的违心话之一。)，然后他点明约见的主旨：原来是想委托他们代为编辑和出版《新华颂》。

　　这段轶事显然包含着一个问题：郭老当时的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以及他的自诩，究竟是真诚的流露，还是矫饰的表演？

　　对这个问题恐怕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即便郭老仍然在世也不能。不过，如果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妨碍其中确有真诚因素的话——我个人倾向于这种因素占主要成份：场合的半私人性质且不论，如若不是出于真诚，他尽可以对那些诗只作工作性质的交待，而不必予以任何自我评价——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追问：这种真诚意味着什么？当他自诩那四首诗是他迄时写得最好的诗时，他使用的是什么尺度？这一尺度他创作《女神》、《星光》或《论诗三札》时所使用的尺度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表明了什么？

　　人们尽可以用屈服于权力或政治中心话语来轻易地打发掉类似的追问；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不是东西的人也尽可以据此重申他们的结论；可是，假如事情真的这么简单，所有的事后聪明也就真的无用武之地了。
　　
　　近几年我一直试图用一条“正面”的思路来考察类似在郭老身上发生的现象；而这条“正面”的思路却使我发现了一些“负面”的问题。“时间神话”即是其中之一。

　　我所说的“时间神话”，说白了就是指通过先入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这种神话归根结底是近代中国深重的社会文化危机的产物，如同所有的神话一样，它也有一个发生学的过程。溯其逻辑展开的轨迹可以发现它的胚胎，这就是“五四”新文化(包括新文学,新诗也一样)运动所体现的新时间观。

　　传统文化的时间观是循环轮回的。上智如哲人学士所谓的“大道周天”、“无往而不复”，下愚如黎民百性寄望的投胎转世，概莫能外。但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时间观。新文化的时间观源于现代西方(即经过科学/理性改造过的基督教时间观)。它标定并强调了时间的“前方”维度。换句话说，它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有着内在目的的线性运动。这种时间同时也意味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在现实中是落后的东方古代文明和先进的西文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在集体无意识中是一个衰败的中央帝国和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之间的距离；在未来学的意义上则是阶段目标与一个更宏大的终极目标——实现世界大同(它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共产主义)——之间的距离。

　　“进化论”在新旧时间观的转换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是摧毁传统文化时间观的利器，也是新时间观形成的内在依据。正如它允诺一个日益衰败的民族及其文化以重新崛起的可能一样，它也允诺新时间观将成为实现这种可能的保障。

　　新的时间观最初无疑充满了生气。它有力地支持了现实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革命。没有这场革命，古老的中央帝国及其曾经灿烂过的传统文化将就此一蹶不振。它甚至改变了“革命”这个外来词本原的“循环”内涵，使之成为朝向“前方”既定目标的连续不断的运动——继续革命！永远革命！光明在前！

　　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新时间观所暗含的“负面”效应——起初是“亡种灭族”危机使人们来不及意识到这一点；接着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妨碍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等到革命成功，陶醉于胜利的喜悦并为其所激励更使人们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就赋予本身并无目的可言的时间以内在目的这一点而言，新时间观体现了一种强力意志；就把时间理解为向前的线性运动这一点而言，它严重歪曲了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的本性。由于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它很容易被情感化；由于标定了“前方”的维度，它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价值。新时间观据此把历史截然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既然“光明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未来的现实当然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涵义；唯独过去成了一个负责收藏黑暗和罪恶的包袱——正如它在现实/心理中所呈现的那样。

　　于是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不断宣称自已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新时期”以至“新纪元”。这里对时间制高点的占领同时意味着对价值制高点和话语权力制高点的占领。每一个类似的宣言实际上都在无意识地重复着同一个信念，即：我们属于未来，我们不属于过去；我们属于光明，我们不属于黑暗！而当这种信念和事业上巨大的成功或历史上源远流长的集权主义(哲学上则是一元的独断论)传统——很不幸，这正是一份来自“过去”的最有诱惑力，也最容易被接受的遗产——结合在一起时，它就会顺理成章地演变为“我们就是未来，其余都是过去；我们就是光明，其余都是黑暗”！

　　(不妨插问一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有虚无主义的弊端，然而，1949年以后由他亲自制定的文化战略和政策却显然带有更大程度的虚无主义色彩，同样，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他曾对过渡时期的复杂性给予了充分估计，包括肯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后来却从理论到实践都走上了一条不计后果和代价，希冀一蹴而就的激进冒险之途，直到搞“穷过渡”；类似的奇怪悖谬根源于什么，又表明了什么？难道没有比个人性格更深刻的原因吗？)

　　“时间神话”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不难看出，它与主体的自我神话化密不可分。它们同步进行，互为支援。这种双重神话在“文革”中曾被发展到极致。当时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实现(与一切传统所有制形式及其文化观念的)两个“彻底决裂”。事实上它也是发动“文革”理论上的目标。不管这一目标在今天看来有多么荒谬可笑，它的提出却决非偶然。它需要某种巨大的、纵深广阔的历史幻觉作为逻辑和心理上的支持，而它确实得到了这种支持。这就是我在其它文章中多次说到的“新纪元意识”。

　　“新纪元意识”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评估历史和价值。在它看来，真正的历史(包括文化史和文学史)其实很短，它是伴随着无产阶级所开创的“新纪元”到来的。正如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一样，无产阶级文化也是人类文化的唯一精髓所在，其余多是封、资、修的垃圾和糟粕，理应得到清算。“新纪元意识”宣称它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人类的“史前时期”：从前的历史是盲目的，此后将充满自觉；而只要我们自觉地跟随这种自觉，我们就将在通往美好明天的康庄大道上高歌猛进！

　　所有这些都并非是“文革”的发明；恰恰相反，“文革”更像是其合乎逻辑的结果，尽管是恶性的结果。它们当然也不是极少数人的奇思怪想：稍稍回忆一下，在整整两、三代人的文化教育(包括受教和授教)经验中回荡的，不正是这样的“主旋律”吗？我说“某种巨大的、纵深广阔的历史幻觉”就是这个意思。它乃是围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心理同构。没有这种文化/心理同构，“文革”的发动是不可能的，此前的历次政治文化运动也是不可能的。

　　回头再去讨论那些针对郭老的追问，就不难做出或许更合乎情理的回答。郭老当然不是“新纪元意识”单方面的受害者，不如说他确实认同过这激动人心的时间神话。他自诩那四首诗是他迄时写得最好的诗并不足怪，因为“新纪元”早已暗中嘱咐过他：“过去”的诗歌经验，包括其价值尺度，已经统统不管用了；新的尺度尽管简陋而廉价，但毕竟是“新”的，更重要的是它属于“未来”。当初《女神》横空出世时不也是“新”的，不正意在呼唤一个光明的“未来”像神一样降临吗？我们甚至可以看见两个“新潮弄潮儿”的身影在“未来”的向度上叠合在一起了——尽管前者是正剧的角色，而后者是悲喜剧的角色；前者提供了真正的价值，而后者只是付出了代价。

　　远不止是郭老付出了代价；整个源于“五四”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包括新文学和新诗，都付出了代价，并且是极为惨重的代价。我完全相信像郭老这样的人在此过程中内心必有所怀疑和矛盾，但他仍然一再说服了自己而混同流俗，因而显得格外不可原谅。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曾经成就卓著的诗人和作家，而且还是一个精研过历史的学者。难道他真能相信历史会出现什么“两个彻底决裂”之类的奇迹吗？或许他很想当一面“新纪元”的镜子，但他没有想到产生变形的是镜子本身。反过来，透过这面变形的镜子，不正也折射出作为社会文化/心理同构的“新纪元意识”能量之大，温度之高，势头之猛，作用力之剧吗？

　　顺便说一句，当代知识分子品格的普遍沦丧尽管是种种历史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什么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但对时间神话的无条件认同，肯定是最重要的始因之一：从未来预支了话语权力的现实一旦与对未来充满欣喜和焦虑的期待符契，历史就突然具有了某种神圣而神秘的意味。它的车轮始终在遥远的“前方”隆隆作响，每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追赶它，至少不为其所抛弃。由此倾听这神圣而神秘的车轮转动之声迅速成了人们的第二本能；身边的脚步声亦随之成了令人心安的和弦和视野中必不可少的参照。用不了多久，这两种声音便已混合不分，而习惯的力量也已足够使初衷变质：对未来的期待变得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被现实——作为“未来”象征的现实——拒绝的恐惧。这种恐惧又被转化为“紧紧跟上”的加速度，如此循环不已。

　　可悲复可笑的是，在这种看起来美妙，实则莫明其妙的追逐，或米兰·昆德拉以嘲讽的口吻谈到的“伟大进军”中，知识分子因被明确宣布为主体（神话经了的主体）的附属部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另外多出一重恐惧：他必须不断证明他配得上这份光荣，否则将被无情清肃。这双重的恐惧使得他除了付出双重的努力抛弃“过去”外似乎别无它途。为了确保他作为“伟大进军”一分子的地位，他甚至比主体本身更需要“统一纪律，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怀疑精神、独立思考、独立人格？所有这些使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最可宝贵的品格，对“新纪元”来说都已成了“过时”因而失效的东西。朝向未来的“伟大进军”不需要这些！它们只能和面色苍白、愤世嫉俗而又百无一用的“旧知识分子”形象一起留给“过去”，就像郭老把他并不缺少的诗歌经验和价值尺度留给了“过去”，或者诗、小说、所有的文学艺术把自身存在的根据留给了“过去”一样。
　　
　　那么，我花了如许笔墨描述、分析(尽管还只能算是一个提纲)的“时间神话”是不是也已成为“过去”了呢？

　　我在文章的开头事实上已经表明了我的看法。我想，在进行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勾勒并大致揭示了其内部机制之后，我有更充分的理由肯定我的看法。当然，谁都看到了十多年来当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诸领域内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不言而喻，这种结构性变化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原先那种社会文化/心理同构(它是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得以建立并施行的前提和基础)的解构过程。无论其间经历了和还将经历怎样的混乱和曲折，总的说来这种变化已具有不可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曾经主宰了两、三代人的“时间神话”已归于消逝。在失去了绝对的权力话语地位和垂直支配的裹胁威力之后，它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或理论模式仍然足够活跃，作为昔日“巨大的、纵深广阔的历史幻觉”也仍然大有市场。撇开主流意识形态不论，即便是在以颠覆强权、伸张自性为已任的先锋，或自命“先锋”的思潮中，我们也能一再辨认出它忽隐忽显的身影。

　　例如某些先锋诗人曾经热衷的对“代”的划分。这种划分作为指陈美学特征演变的中性概念或方便言说的口实自无不可，但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一个热爱这种划分、喜欢自称是“第×代”的诗人在提及前一“代”时很容易流露出某种优越感。因为这里“代”已被事先注入了价值的内涵。它成了“正当时”或“已过时”的标志，就像时装店里的时装标价一样。与此相对称，另一些没有被归“代”的诗人则感到压抑和空虚，觉得自己成了孤魂野鬼，或尚未受洗、命名的弃婴。遇到这种处境他们每每会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中便宜行事：或者再耐心等待些时日，以便新一“代”的好运碰巧能落到头上；或者自立门户，另打旗号，以至不惜“独领一代风骚”。如果这两招都不灵，他们就会愤怒地弃诗而去——他终于意识到，他在诗中既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

　　显然，对上述两类诗人来说，“当时”与否，即能否成为时尚，是他们与诗之间的主要维系。不能被时尚眷顾，诗——其实是他们自己——就立马贬值甚至一文不值。被事先注入了价值的时间就这样反过来又成了价值本身。不难想象，在这种价值观的内在导引下，他们的写作动力不是来自“领导时代新潮流”，就是拼命追赶“新潮流”，如同他们的前辈当年拼命追赶“历史的车轮”一样。对此我们除了深叹一声“真累”以示同情外，还有什么可说？

　　但也有不累的。我说的是理论和批评界存在的类似情形。先锋批评界这些年引进和吸收了大量西文现代思潮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就变换视角、拓展思路、丰富层次而言，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但也不乏这样的“新潮”理论和批评家：他们既不深究这些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的特定文化背景和上下文关系，也不细察其适用的范围和程度，更不考虑言说/接受语境的具体差异，而只是像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那样，把它们当成“银桃子”轮流别在胸前，以示其新进。沿着这样的捷径，他们“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自现代派以来一百多年的历程”。有论者正确地将这种现象称为“单词现象”；不过还应该指出，在一系列“单词”背后其实隐藏着同一个“根词”，这就是“前方”。因为在这类批评家心目中，所有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从存在主义到弗洛伊德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到女权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如此等等，都是一回事，都意味着“前方”模模糊糊的召唤和风景。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谁比谁更“新”，谁比谁更具有被当下炒卖的新闻性“热点效应”。在这种比较中他们把熊瞎子掰苞米和目睹基督重临，或欣快症患者的阵发性热情和吹号天使的职责混为一谈。

　　(写到这儿我脑子里油然浮起一幕喜剧性场景:在去年的一次“解构主义和中国当代文学”讨论会上，一位迟到的“大腕级”理论家挟着皮包昂然走进会场。作为一种玩笑性的“惩罚”，主持人宣布正好轮到他发言，而他也当仁不让。他冗长的发言很像是“十四大”报告中被删掉的某一部分，但有一个“下马威”式的开场白。他说：“我感到奇怪，我们大家竟然还在讨论什么解构主义！我刚从欧洲回来；在欧洲，解构主义早就过时了。现在那里热门话题是……”他不知道他的“下马威”只令一个人尴尬，那就是他进场前发言的另一位“大腕级”评论家；后者的发言恰恰可以称得上是一首献给解构主义的赞美诗。事后我把这幕喜剧称为“一位天使长和一位支部书记的奇遇”，它富于讽刺性地揭示了“前方”的虚幻性。)

　　在上述两种现象中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的策略考虑，即前面分析过的“对时间制高点的占领同时意味着对价值制高点和话语权力制高点的占领”。之所以说“策略性考虑”，是因为其动机及动机的实现都主要和个人有关。可是，一旦这种“策略性的考虑”被提升到范导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并且获得了大规模操作的可能，问题就具有了战略性的严重意味。毫不奇怪，这正是“时间神话”又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而它也确实不失时机地呈献了它的最新斩获，这就是时下正红的“后一切主义”者。

　　“后一切主义”本是朋友们讽刺之余杜撰的一个“好玩词儿”，但应该说所指不虚：从“后新时期”到“后乌托邦”到“后浪漫主义”到“后知识分子”到“后散文”，由历史分期而意识形态而风格流派而社会阶层而文体概念，无一不“后”，无一不可“后”。这种重新命名的狂热尽管看上去不免过于廉价，甚至像是某种出于偏执的怪癖，然其志其势皆不可不谓之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自称是消解了一切“等级”和“中心”的“后”序列其实是有自己的“中心”和等级的：它们统统由“后现代”这一历史/文化断代概念所派生。由于这种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创造性的、富于“中国特色”的运用，“后一切主义”者当之无愧地成了“新纪元意识”的继承人。至于“后新纪元”(咱也“后”那么一“后”)究竟应该从1989年，还是更早一些算起，那仅仅是个学术问题。

　　“后一切主义”者试图根据1989年前后文学、文化潮流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本身无疑值得充分重视和研究)，向我们提供一幅全新的历史/文化景观。以诗为例，在“后一切主义”者看来，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了具有“后现代性”的新时代(一个“消费的时代”、“大众传媒居支配地位的时代”)，诗既往的地位、功能、作用和使命都已面临着“全面终结”。换句话说，它们统统已经“失效”，应该被归于“过去”。在这种我称之为“新历史决定论”的铁的逻辑面前，诗的衰落被描绘成一种“宿命”。无论是消极抗拒消费文化和市场的“唐·吉诃德式的狂喊”，还是适应消费文化的趣味和价值的“阿凡提式的狂舞”，都无济于事；除非诗人按照这一逻辑所指出的方向(也是一种“给出路”的政策？)，寻求“中华性”(一个令人生畏的“大字眼”)，进入“与消费文化的辩证对话”，那样或可在“断裂处”长出一些“奇异的花朵”(参见《诗探索》1994年第1期张颐武《断裂中的生长：“中华性”的寻求》一文)。

　　“后一切主义”者当然也不会忘记把事先注入了价值的时间转变成价值本身。表面看来，他们乐于探讨应对新时代的“话语策略”，但骨子里恰恰是把“消费”、“市场”、“大众传媒占支配地位”等等“后现代”特征当成了基本的价值尺度，否则就得不出类似“全面终结”这样的结论。同样，理论上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技巧熟练也没有妨碍他们进入把问题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传统。他们对文本的主要兴趣只集中于一点，即是否足以成为“新时代”确乎到来的佐证，是否能为臆想中的新的“话语”提供支持。据此他们并非偶然地对例如梁凤仪的“经济小说”和汪国真的诗投以了高度关注；而对所谓“高级文本”则或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例如张颐武《论后乌托邦话语》对王家新的诗《帕斯捷尔纳克》和王安忆的散文《乌托邦诗篇》的解读，容不详论)，或视而不见，拒之门外(例如仅仅把海子的死看成“诗歌神话”的破灭，对他的作品却不置一词)。在这一过程中，文本自身的有机性和独立价值被弃之不顾(正如总体思路上文学自身存在的独特根据被弃之不顾一样)，而所谓“后现代性”不但没有体现出其“开放性”、“多元化”的特质，反而成了一张新的“普罗克拉斯蒂铁床”！

　　全面讨论“后一切主义”是另一篇文章的事(在包含了太多的可疑、虚假、煞有介事或似是而非的前提和结论的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值得探讨的，以至无可回避的问题)，这里仅止于廓清它在逻辑和语法上与“时间神话”的历史关联。在这方面更有说服力的当然是它的自我阐释。下面这段话摘自王干的《诗性的复活——论“新状态”》(《钟山》，1994年第4期)一文。考虑到它是所谓“新状态”(我把它看作“后一切主义”的一个子话语系统)的一篇纲领性文字，我尽可能摘得周详些，以免断章取义之嫌：
　　
　　……在远古的岁月里，时间并不包含具体的历史内容和文化内涵，它只是一堆空洞枯燥的数字。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时间的概念被扩张被“增容”，它不再是一堆冷冰冰的机械的数字，它开始变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它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泼因素了。更重要的是时间不仅有原先纵向排列自然流动构成的史的效果，而且有了空间性的涵义。这是一次耐人寻味的裂变，现代社会要求时间增值，要求时间衍生出新的含金量来，我们可以说这是对时间的一次巧取豪夺，也是对生命的强暴榨取，然而，没有办法，这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赋予给社会文化转型期的思维方式。

　　从1987年开始，面临1990年北京亚运会召开日期的迫近，北京各大体育场馆建筑工地纷纷挂出“离北京亚运会还有×××天”的广告宣传牌，接着，《中国体育报》也在报眼的位置每天打出同样的字眼。“倒计时”，改变了原有时间线性流动的秩序，“倒计时”，它在提醒人们时间的数量在日渐减少，它在要求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做出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价值。“倒计时”显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它说明我们的国家在告别小农经济农业社会。……

　　提出“新状态”实际是一种隐性的“倒计时”的思维方式。“新”，本身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以计时来区分不同事物的一种方式……“新状态”的“倒计时”表现为对过去时代的一次悲剧性的告别，因为这种告别是缓慢而缠绵的。缠绵中痛苦更增强了这种缓慢。“新时期”作为作家和整个人文学科工作者的温暖巢穴实在是太诱惑人太让人迷恋，它是人文乌托邦在80年代中国的现实化的实现。然而告别“新时期”则是无可挽回的历史格局，9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则使原先的乌托邦产生覆巢之劫。“卵”们“拣尽寒枝不肯栖”势必成为那个乌托邦的殉葬品。“新状态”在这个时候是对“卵”们的一个提醒，一个忠告。因而“新状态”的“倒计时”主要特性不在于要进入什么得到什么，而在告别，告别新时期之日就是新状态的诞生之时。
　　
　　这段充满了混乱(例如对古今时间的区分)、荒谬(例如对时、空关系的理解)和引喻失当(例如把适合宣传或工业生产的“倒计时”刺激方式直接引入文学领域)的文字，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后一切主义”对时间的倚重和神化倾向。第三节前两句尤其值得注意；文中“卵”、“巢”、“枝”、“殉葬品”等隐喻也颇值得玩味。它很容易使人把“忠告”同时读成“警告”和“广告”。前些日子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谈到“后一切主义”的“话语策略”之一就是“挟大众以灭精英”；其中一位尖锐地指出：这种策略表面上是要消解想当“时代和真理的代言人”的传统精英角色，实际上意在确立自己作为大众传媒社会“主持人”的“新式精英”地位。他或许恰好击中了“后一切主义”的落实之处。

　　但本文更愿意指出的是其虚妄之处。类似“倒计时”这样的用语表明，“后一切主义”沿袭着那种向前的、线性的、有着预期目的的时间(所谓“倒计时”，无非是从“前方”预约的某个时间/价值/话语权力制高点“倒”回来，无非是在这个制高点上扮演计时员或终点裁判的角色而已。它同时又一次使我们想起了昆德拉所说的“伟大进军”)；它进一步试图把文学的发展纳入这一统一的时间模式之中。对这种时间观本身进行深入探讨非本文所能胜任(由于它来自现代西方，但同时又意味着一段距离；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不仅现实地参与了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而且是这场变革的哲学基石之一，所以很难简单地论其是非得失，不如说它是一个诸多问题错综缠绕的纠结)，关键在于，它和文学自身的发展究竟有多少关系呢？把问题换一个角度：在今天，仍然设想文学会以一种线性的、有着预期目的和整体向度的方式发展，这意味着什么呢？“后一切主义”者都是当然的“多元论”者；然而持有这样的文学发展观，他们怎样与那种表面上提倡“百花齐放”，实际上最多只希望同一种花开出一百种样子来的“主流话语”在理论逻辑上划清界限呢？

　　艺术创造及其发展有自身独特的时间方式，这是一个被“时间神话”一再遮蔽乃至取消，而今天仍然面临着类似危险的命题。亨利·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曾就此展开过相当充分的论述；他甚至将其提到本体论的高度，而称之为“真正的时间”。有趣的是，柏格森所说的这种由自由的(而非被事先设计的)、向上的(而非趋向既定目标的)生命冲动所支配，由心理状态——瞬间记忆、情感、想象、梦幻等——的强度(而非某一个“新纪元”、“新时期”)所决定，由“意识的绵延”形式(而非线性形式)所呈现的时间，似乎恰恰是对“后一切主义”所据恃的“时间神话”的解构。这具有讽刺意义。

　　不必柏格森！他以理论的方式予以阐明的时间，不过是古往今来一切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所一直经验着，并由一切真正的艺术作品经验地呈示着的时间。这是在表面看来一去不返、分分秒秒都在死去的时间中回旋、逆折，忽而升腾其上，忽而深潜其里、聚散不定、辐射无疆的生生不息的时间，是不断从历时性中寻求活力和可能性，而又通过共时呈现对抗、消解和超越其历时性的时间，是空间化了的时间、时间中的时间！

　　在这样的时间中蕴涵着文学艺术存在的自身依据。一个在这样的时间中生活的作家，其创作意向和风格不断发生变化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正是经由这种变化，他不断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实现语言形式和能量的相互转换，不断探索作品富于创造性地与自我、现实和传统进行对话或重新对话的可能。同样，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这种变化采取什么方式(连续的或非连续的、稳定的或激烈的)，他都不会背弃属于他的时间，不会背弃使他的作品之所以作为作品存在的自身依据。他既不会为了“进入”或“告别”某个“时期”、某种“状态”写作，也不会认同于任何意义上的“伟大进军”——即便是面对一个加速度的“消费的时代”、“大众传媒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也不会。他以这种坚定的个人方式写作，因为他的写作既不是在追求，也不是在放弃什么今日或昔日的“光荣”，而仅仅是在尽一个作家的本份。

　　在即将结束这篇文章时应该声明一下，标题中的“终结”一语既非判断，又非呼吁；毋宁说是某种滑稽模仿。因为对有的人来说，“时间神话”早就“终结”了，对另一些人则还将长久地存在下去，而不论其中充塞了多少“殉葬品”。把前引王干的那段话中的几个句子改写一下，或许正好适用于后者：“告别‘时间神话’是缓慢而缠绵的，缠绵中欣快更增加了这种缓慢。‘时间神话’作为某一类作家和人文工作者的温暖巢穴实在是太诱惑太让人迷恋，而它的渊源却比他们意识到的远为深广复杂”。末尾半句话是我另加的。这表明了信奉者无辜的一面。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我已经充分阐述了我对“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趋势”这一话题感到发怵的理由；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个不可言说的话题。需要补充的是，任何有关的言说都只是表达了言说者个人的意愿。现在话题已经变成：你所意愿的“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趋势”是什么？在做出回答之前请允许我先引用一位青年诗人的几行诗句：
　　
　　但是，永远不从少数中的少数
　　朝那个围绕空洞组织起来的
　　摸不着的整体迈出哪怕一小步。永远不。
　　(欧阳江河：《咖啡馆》)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某个诗人的某几行诗句；它意味着一种从“时间神话”背后发出的声音。自所谓“朦胧诗”以来，我听到，或者说看到这种声音正在日渐变得清晰而有力。据此我的回答近乎一个悖谬，那就是：

　  更自由、更坚定、更富于创造性的个人写作！
　　
　　                                              1994，10，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