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伊始，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新枝不萌，清芽不发，百年已过，没有大师出，不见巨匠来，不成大气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在精神上经新文化运动“前不见古人”，考百年之流“后不见来者”，怎不让一代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读中华数千年文学史，唯春秋无义战时、魏晋南北朝时、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时，能形成百家争鸣之风，争奇斗艳之态，随后大师出，巨匠成，汲取前人之精华，开数代先河之风气，绚烂至极，美仑美奂。在此之中，唯有一世不同上述，那就是盛唐。唐朝一世，如国人一梦，国力至盛，政治清明，天才傲世，人才济济，“壮哉，唐诗”，成为国人的骄傲，中华文化的奇葩，民族精神的滥觞。这些璀璨的过去竟不能熏陶出一个可人的未来！？

　　唯说诗歌，不言其他。当前谈我国的诗歌，不说传统的话，特指新诗、白话诗。在人类文化史上，诗歌是形式、内容与思想的结合体，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文化水平、文明水准的重要标志。百年以来，自从白话诗始，中国的诗歌就没有了道路，形式、内容与思想全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迷茫、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困厄、在古体与自由诗之间斗争。白话诗一出生，就是一个畸形儿，命运注定不可能引导民族诗歌走向另一个辉煌的巅峰。经过百年流变，白话诗终于没有走出一条大众认同、诗人自豪的道路。相反，在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中，新诗的面孔越来越令人厌恶，简单粗糙的形体、艰涩封闭的思想、诘屈聱牙的音韵，让人瘁不忍读，他的道路离生活越来越远，离民众越越来越远，离读者越来越远。与中国的传统诗歌相比，现代诗的面孔何其鄙陋，没有丝毫的美可言；与西方的史诗传统相比，中国现代诗的面貌何其粗俗，没有丝毫的精骨可说。

　　中国有数千年的诗歌辉煌的历史，加之改革开放三十载，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交融，新诗的发端、新诗的革命本应呼之欲出，奈何如今迷途难返，正道难寻，诗人的贵冠难封？掩卷而泣，怎不让人痛心不已。冷静思索，新诗的发展还是必须首先厘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歌与生活、诗歌与政治、诗人与诗歌的关系。没有对这种种关系的清醒认识，很难有雄浑壮阔和创作与诗作。

　　仓禀已实，衣食渐足，国内活泼，对外开放。这些都是外在条件，外在条件与内在条件的结合，才能结出硕果。新诗的内在条件应该是出现诗歌界的巨人，在厘清数千年与近百年关系的同时，引领出一条自己发挥，民众欢迎的新风。这个任务建安诗人完成过、李白杜甫开创过、韩愈柳宗元实现过、胡适之尝试过，谁人能站出来担当些重任？历史会铭记。

　　诗歌的平庸与平庸的诗歌，是当代诗人的悲哀，也是民族精神的悲哀。诗歌从来就和精神相连，与思想共生。诗歌巨擘的产生没有民族精神的滋养只是枉想。正如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一文中所说：“越是精神强大的人，越是需要拥有最丰厚的精神资源。一个巨人不但需要通过研读典籍占有历代前贤的精神财富，不但需要通过研究人性和社会来把握人性的需要和历史的走向，他还同时需要周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的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他需要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再伟大的人也会枯竭夭亡而无从成其伟大。在这样的意义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是凭着他的族群并代表他的族群成为伟人的。”但是，摩罗在对中国的民族传统、人文精神剖析过之后认为，“中国要想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如此这般，新诗的未来在哪里？

　　近代受攻击最多的鲁迅说，他从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人生，我们也许不该以最坏的命运来揣度新诗。也许会在某一天会有一位诗歌天才、精神巨人引领一场诗歌界的革命，彻底的扫除我们头顶厚重的阴霾，引出一缕希望的光明。

　　诗歌啊，诗歌，你的命运仍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