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忠实走了，在4月。

　　春暖花开，燕啼莺啭，他似乎特别钟情于这个时节。

　　1986年4月，他趟过还有些冰冷的灞河，坐上公共汽车前往蓝田县搜集资料，为创作《白鹿原》做准备；1988年4月，他坐在乡村木匠打制的沙发上，把一个16开的硬皮本在膝头上摊开，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钢笔字；1992年4月，他把《白鹿原》交给《当代》杂志的编辑，只说了一句话，“我把命都交付给你们了……”此言不虚，从作品发表直至今天，《白鹿原》几乎就是“陈忠实”。

　　今年这个4月，因为陈忠实的辞世，变得凝重而感伤。从文学界到新闻媒体，再到微信朋友圈，追怀和悼念铺天盖地。这是一个时代对它的优秀作家最直接的褒奖，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提问：我们为什么如此怀念陈忠实？

　　为文，《白鹿原》铸就一座高峰

　　常振家是《白鹿原》最早的责任编辑之一，他有机会最早读到这部作品并在第一时间写出评论文章。在文中，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预言“陈忠实的《白鹿原》将毫不逊色地扎扎实实地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的书架上”。评论文章被退回，编辑认为他对《白鹿原》评价过高，常振家固执地不肯删掉这些预判。后来，作家刘茵将文章推荐给《文艺报》，以《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为题于1993年5月1日刊出。这篇文章可算是国家级报刊发表的第一篇《白鹿原》评论文章。

　　昙花易现，经典难存。《白鹿原》的出版轰动一时，但是直至今天，它依旧不断地再版、被改编，累计发行达200多万册，被改编成话剧、舞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20多年的时光流逝非但没有淘洗掉它当年的声名，反而将它冲洗得更加坚实、纯粹，使其成为研究者和读者心目中的“当代经典”之一。

　　这是一部来自历史、民间和大地的作品。虽然它姗姗来迟，但作者实际上一直在寻找和准备。

　　据评论家阎纲回忆，1981年，文艺报社安排阎纲去西安与陕西作家促膝谈心，话题是农村题材创作的迫切性。陈忠实对阎纲说，我坚信深入生活是可靠的，我固执地在纷乱的现实中拨弄自己要寻找的东西。生活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素材，也可以纠正我们的偏见，这一点，我从不动摇，深入生活，点面结合，写起来才有根底，不会走大样。

　　“到生活中去”，这是陈忠实所敬仰的赵树理、柳青、杜鹏程等老一辈作家的创作理念，也是陈忠实的本性使然。1982年冬，他调到陕西省作协专业创作组，终于“进城”的他却决定“干脆回老家，彻底清净下来，去读书，去回嚼20年里在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蓄，去写属于自己的小说”。10年之后，他终于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此时，他年已半百，但他全部的生命，都被这部作品照亮。

　　得知陈忠实去世的消息，很多作家、评论家、普通读者都将重读《白鹿原》作为对陈忠实最好的纪念。

　　评论家陈晓明在《悼陈忠实：一部作品成就的非凡作家》中写到，中国当代文学很久以来没有出现如此气势恢弘、有大气象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它文化上的思考，富有现实感地回应了当时的思想焦虑。它确实是以史诗性的结构支撑20世纪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不宁的社会矛盾，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发掘，以现实主义笔法将20世纪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的困难和复杂提示出来，让人们去思考、争论、回应。一部作品能够提出这么多、这么深刻、这么尖锐的问题，对于作家来说是幸福的、骄傲的。

　　作家李鸣生说：“在现当代小说中，《白鹿原》是惟一一部让我一口气读完还想再读的作品。我想，对陈忠实老师最好的悼念，就是去读《白鹿原》。”

　　得知陈忠实去世的消息，好友刘兆林、陈世旭说，伤怀中有一种平静和骄傲，一个真正的作家，还应该有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能枕着《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入棺，是作家的骄傲。

　　《白鹿原》在，陈忠实就在。

　　为人，朴实宽厚如黄土大地

　　脸上的沟壑，手中的雪茄，一口关中方言，是陈忠实的标志。在很多人眼里，陈忠实身为作家，却朴素憨厚如老农。他浑身上下都有黄土大地的气息，虽沧桑却丰饶，为陕西文学的生长提供滋养。

　　作家王巨才和陈忠实是老乡，也是相交几十年的朋友。他评价陈忠实“不但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组织工作者和领导者”。陈忠实对年轻作家、业余作者的爱护和扶持尽心尽力，“虽然他那么忙碌，有自己的创作计划，有诸多领导组织工作，但他仍然肯付出时间和精力为年轻作家和业余作者写评论、写序。而且，每一篇我看到的这类文章都写得非常认真，并不是应酬、搪塞的文字，这让我非常感动。”王巨才说，凡是与陈忠实有交往的人，哪怕只有一两次接触，对他正直、豪爽、正派、热情、大气的品质也会有所了解。“他也曾跟我一起去考察采访，到了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接受记者的采访，还是朋友、同事一路上的交流，他都是以一个普通文学工作者和普通作家的身份与大家平等地交流，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

　　曾任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的雷涛是陈忠实14年的工作搭档，在雷涛眼里，“面冷”的陈忠实内心慈善而温暖，他的性格既有关中农民最淳朴最勤劳的一面，也有坚定倔强的一面，他既爱重声名，又有一颗善心。他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对中青年作家的发现和培养上。尤其是前些年，他突破体制的束缚，从基层发现作家，并且及时地调动、培养、扶持，千方百计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帮助，赢得了陕西省文学爱好者和作家发自内心的感激。

　　“他激发起陕西作家的雄心和自信”，作家白描认为，陈忠实厚重坚实的现实主义书写，介入生活的热情和自觉意识，为文学理想忘我献身的精神，感染和影响了周围很多人。新时期文学陕军的精神面貌和风格基调，很大程度上是在他影响下确立起来的。

　　陈忠实去世后，梦野、杜文娟、杨则纬、徐祯霞等许多青年作家，都写文章感念文学之路上来自陈忠实的鼓励与扶助。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说：“我理解，这么多人怀念他，媒体这么隆重地纪念他，除了他创作了一部伟大作品，还有他做人的朴实，对年轻人的提携，对弱者的关爱，感动了大家。现在的社会，后者更稀缺。”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使命。后半生里，陈忠实始终没能写出第二部“白鹿原”。但他对文学组织工作的勤勉奉献，他对青年作家的赤诚帮助，或许是他内心的另一种期盼——期盼当代文学尤其是陕西文学能够超越《白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