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此后又经过李焘对司马光说法的略加修饰，“杯酒释兵权”一事的“剧本”也就彻底确立，广泛流传。

北宋史官在官修史书中并未记述太宗赵光义在陈桥兵变的现场，然而赵光义坚称他就在兵变现场，谁的话才是真的？北宋开国之初的一些故事，诸如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金匮之盟、赵匡胤“不杀士大夫”的誓约等已经为世人耳熟能详，有了一个“标准范文”，然而，这些故事在当年最初的记述与今天的定论并不相同，故事的“初稿”经历了多次改动，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修改最终版”。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李峰近日发文《北宋开国故事 众声喧哗中的造假与虚构》，展示了由于各种利益需要，这些故事是如何被多次修改，最终达成美化统治者等各种目的。这些故事的具体史实细节恐怕很难考证，但可以从故事内容如何被“缝缝补补”，窥见历史这件“天衣“的一角。

北宋开国故事多被虚构加工

腾讯文化：陈桥兵变在叙述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宋太祖赵匡胤

李峰：陈桥兵变是北宋开国史上的一件大事，有不得不书之必要，但是这却是一次有预谋的以下犯上的军事政变，若据事直书，势必会影响宋太祖赵匡胤的仁德形象，因此宋太祖时间，薛居正在编篡《旧五代史》时，对此事的叙述甚简略。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在太平兴国年间修成的《太祖实录》对此也语焉不详。宋太宗认为对陈桥兵变一事要详加撰述，为此提出“指导性意见”，他指出，赵匡胤称帝根本不是蓄谋已久，而是一直忠心于周朝，并非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用数十年谋划篡位。陈桥兵变时，赵匡胤在行营屋中醉卧，拥戴赵匡胤的士兵手提利刃聚集在一起，要求赵匡胤登基。此后，“军士拥戴，势不可避”成为史书上的普遍说法，仁宗年间，官员李淑触犯禁忌，在诗中透露了一些与定论不一样的思想，引起仁宗不满，从此不再重用李淑。

南宋时，李焘博采众家之说，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将赵匡胤迫不得已，仓促称帝的无奈，约束兵士、秋毫无犯的仁德以及天命所归的征兆描写得淋漓尽致，自此遂成为陈桥兵变一事的定本而广为流传。

腾讯文化：“杯酒释兵权”一事在经历了怎样加工重构？

李峰：关于“杯酒释兵权”最早的史料源于丁谓所著的《丁晋公谈录》，赵普劝告赵匡胤，担忧石守信等人谋反作乱，应剥夺其兵权，赵匡胤则认为这些人受重用，不太可能谋反，赵普反问，“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指周世宗柴荣）？”从中可知，罢黜石守信等人兵权，是为了维护赵匡胤的一己私利，但这种理由和过程说出去不免有些粗鄙。

杯酒释兵权

后来在王曾的《笔录》中，赵匡胤的形象高大起来。该书称赵匡胤受赵普所迫，在宴请石守信等人时，许以厚禄美女，将其罢黜。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赵普根本没有左右赵匡胤的能力。不过在王曾的描述中，赵匡胤主动许以厚禄美女如同讨价还价，依然有损赵匡胤的尊严。

在司马光的著作《涑水记闻》中，赵匡胤罢黜石守信等人是出于自己的意见，但原因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此外，在双方对谈中，司马光把提问者换成了石守信等，回答者则是赵匡胤。在建议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权时，赵匡胤并未提出交换条件，只是为其指明了出路，告诉石守信人生要追求荣华富贵。此后又经过李焘对司马光说法的略加修饰，“杯酒释兵权”一事的“剧本”也就彻底确立，广泛流传。

关于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有没有发生，不同的学者之间颇有分歧，但学者们基本认可这件事经过了大量的渲染和修饰。

腾讯文化：宋太宗赵光义为塑造自己的形象对历史进行了哪些加工？

李峰：宋太宗年间，由沈伦等人编篡的《太祖实录》修成，在叙述陈桥兵变时，并未提及赵光义。当时距离北宋开国不远，史官有些就是陈桥兵变亲历者，有些则是赵光义的亲信。由于陈桥兵变属北宋开国大事，故若太宗亲与其事，他们不会不录，因此可以确定赵光义没有参加陈桥兵变。

宋太宗赵光义

但这样一来，显然让赵光义的功绩大打折扣，因此赵光义看完《太祖实录》后非常不满，并明确指出，陈桥兵变时，他就在现场，“太祖方醉卧传舍中，朕与赵普，李处耘并在左右”。赵光义要求史官进行更改，于是在宋真宗时新修的《太祖实录》中便出现了赵光义在陈桥兵变现场的说法。

史家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用了新《实录》的说法，称赵光义当时站在赵匡胤马前，建议赵匡胤下令禁止士兵劫掠。李焘在这一记述后还加有注释，称太宗年间修成的《实录》记载为赵匡胤禁止劫掠，并无赵光义禁止的说法。

赵光义还在金匮之盟上进行加工，根据北宋官修史书，赵匡胤和赵光义达成盟约，太祖传位于太宗，是为“独传约”，而北宋的私人史料则认为金匮之盟为“三传约”，即太祖传于太宗，太宗传三弟赵廷美，赵廷美传给赵德昭（赵匡胤之子）。

关于金匮之盟是否存在，史学界也有争论，有人认为金匮之盟根本子虚乌有，赵光义继位缺乏说服性，因此编造了金匮之盟，也有学者认为金匮之盟确有其事，但独传约是假的，三传约是真的。由于当时赵德昭已死，赵廷美便成为赵光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的最大绊脚石，于是赵光义联合老臣赵普，公布“独传约”，对金匮之盟进行篡改，迫害赵廷美。目前来看，金匮之盟“三传约”为真的可能性很大，但无论金匮之盟真伪如何，赵光义都从中做了手脚。

北宋罕杀大臣非因“太祖誓约”

腾讯文化：赵匡胤真的立下过“不杀士大夫”的誓约么？

李峰：宋太祖誓约有二种说法，一为“誓不诛大臣、言官”，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前者据说藏于太庙，为“誓约”说，后者刻于碑上藏于太庙，为“誓碑”说。

检索北宋史料，誓约的雏形是由士大夫最先塑造的，从范仲淹称北宋皇帝“未尝轻杀大臣”，到蔡确口中的“未尝杀大臣”，到吕大防总结为“祖宗家法”，最后宋哲宗亲口承认，祖宗确有不杀士大夫的家法。

听琴图，据说是宋徽宗自画像

奠定“祖宗家法”传言的是宋徽宗，他被金朝劫掠之后，托话曹勋，由其转述给宋高宗，该话原文是“艺祖（赵匡胤）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杀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故七圣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要知而戒焉。”至此，这个此前模糊的“祖宗家法”终于以太祖誓约的形式出现。

这是关于太祖誓约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解读太祖誓约的关键。如果仅看表面，仿佛皇帝亲自承认了太祖誓约的存在。但事实上仁宗初年，主政的刘太后曾变相处死过“大臣”枢密使曹利用。而北宋统治者之所以罕杀大臣，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并非是太祖誓约制约的结果。宋徽宗本人有多次欺骗世人的前科，他在被掳之后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应该是为了得到高宗赵构的尊重、同情与信任，从而最终救自己南归宋朝，重做太上皇。

此后沿着誓约说继续发展出誓碑说，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以及上书的平民都包括了进去，标志着太祖誓约的最终定型。

腾讯文化：如何评价宋代极少诛杀士大夫的特点？

李峰：宋太祖一朝因罪被诛的文职官员或者说士大夫共有三十六人，此后被杀的士大夫数量大减。从仁宗至徽宗，若非谋反之类的大罪，士大夫纵是犯下死罪也已不再处死。钦宗高宗时期，出现了钦宗杀宰相王黼以及蔡攸、蔡翛兄弟和朱勔等官员和高宗杀岳飞等事，及政局稳定后，旧的传统重新恢复。

我认为要对此做出中肯的评价，需先弄清事情的原委。宋朝之所以很少诛杀士大夫，首先是官员们抱团取暖，君主难以将犯法的士大夫处死。比如宋代官员通过恩荫为自己的亲属谋取做官的资格风靡，王安石曾指出，“假有任学士以上官径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一有官员犯罪，其家人上下打点，使应处以重刑的官员免遭制裁。比如仁宗时，官员韩纲之父曾经在朝中担任高官，韩纲的四个兄弟也都入朝为官，这个家族还与朝中一些高官互为婚姻，当韩纲犯下重罪后，在其家人的多方营救下，最终仅被流放。

王安石

其次是从维护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利益出发，执法的士大夫往往对于获死罪的官员百般回护。最后是士大夫阶层排斥其它势力一枝独大，皇帝不得不接受士大夫造成的事实。

因此所谓的“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并非是宋太祖约定的，而是士大夫阶层在与皇权的长期斗争得来的，是果而不是因。当然不杀言事者应该出自宋代君主的自愿，即使是宋太祖也从没有杀过进谏者。

本人认为其不杀言事者的传统有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对于严重违法乱纪的官员赦而不杀之举的评价不宜过高。由于官员获得了免死的特权，因此变得肆无忌惮，贪赃枉法，导致政风极其败坏。

腾讯文化：您认为舆论对宋朝的评价是否存在以西方作为评价体系的现象。比如宋朝的经济富裕，宋朝不杀士大夫，前者让人萌发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宋朝即将步入现代的联想，后者让人联想到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

李峰：在对宋史所做的研究中，确实存在以西方作为参照体系的问题。

如就宋朝不杀士大夫问题而言，有学者就从权力制衡的角度予以论析，认为这导致了行政权、监察权与皇权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独立与相互制衡关系，并给予高度评价。

关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果细加斟酌，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在唐代、元代、明代以及清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可是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哪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都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所以有学者已经指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古代经济一直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来主导的，所谓的商品经济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如棉织业方面卖方、买方的行为大都出于国家财政赋税的变相诱导，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市场的扭曲。并且在国家的强权下，消费结构也呈畸形状态，如国家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的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在这样的背景下，是难以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

学界探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实际上是以西方历史为参照进行比附的结果，其意在显示西方有的我们也有，没有西方的影响，中国也一样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封建社会发展阶段进入更高一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

虚构的历史让人愈读愈傻

腾讯文化：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要对历史进行重构，美化自身，那么我们如何去找到破绽？

李峰：我认为，在面对褒扬古代帝王将相之辞时，只要注意将这些话与帝王将相平生作为相比较，就能轻易地辨识出其中有没有夸大之处。

其次要注意各种文献对于同一件史事的叙述是否存在歧异。如宋初的“金匮之盟”问题，就是因为传世文献中存在着太祖传位于太宗的“独传约”和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廷美，廷美传德昭的“三传约”等两种说法，从而引起学界的关注。

还要从史源学的角度追踪史事叙述的变迁，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如就所谓的宋太祖誓约而言，单看史料好像内容也无甚大的出入，但是如果将这些史料按照其出现的时代顺序排列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如草蛇灰线般的言论，似乎在昭示着宋代一条家法形成的过程。

另外我们要注意揣摩撰述者撰述某一史事的意图。如所谓的“杯酒释兵权”一事，最早出现在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中，从史源学的角度看应该最可信，但是王曾的《笔录》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亦皆言之有据，于是此事粗看似乎是一个史料真伪问题，但细读这些叙述，却可发现在这几种不同的叙述却蕴涵着一个相同的主题，即美化宋太祖，塑造其光辉的圣君形象。

当然前提是我们要有怀疑精神，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轻易相信任何言论。

腾讯文化：统治者对历史进行重构的动机是为了维护统治，但是还存在另一种对历史的重构，就是一些知识分子抱着对美好的憧憬和期待，将自身的诉求映射在历史中的某个阶段上，对其进行美过包装，这种现象在今天也是多见的。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与统治者动机不同的历史重构。

李峰：虚构历史的参与者不仅有皇帝、官员，而且还有一般士人、小民百姓等。他们的动机有的是为维护皇权，有的则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为之。所以如果说宋代有人抱着对美好的憧憬和期待来美化宋代开国故事也是很正常的，或许有人会对此表示欣赏，但从史学角度而言，既使是出自善念，这种行为也不值得提倡。我们常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指的是读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被虚构与伪造的历史，否则只会让人成为被愚弄的对象，这样的历史会让人愈读愈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