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到底该不该在号称是“中华文明圣地”的曲阜修建号称是西方文明象征的基督教堂？在当代中国的舞台上，这个问题无疑是一绝佳的辩论题目，也暴露了当代中国仍然难以挣脱的文化困境。

最近几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曾振宇、王学典两教授公开发布《再次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基督教教堂》（以下简称《再次呼吁》）一文。之所以是“再次呼吁”，因为早在2010年底，因曲阜基督教会计划在曲阜市东南距离孔庙三公里处修建占地4亩、高达41.7米的哥特式大教堂，就引起新儒家以蒋庆为代表的十位著名学者联署发布《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要求曲阜地方政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此事当时已争论不休，而修建教堂一事也就作罢。

此次因两位儒家学者的《再次呼吁》引发争议的焦点与当年很相似，他们发现哥特式建筑固然取消，改成了平房式建筑，但“据当地干部反映，在春节之后，将在此平房基础上，将兴建更高更大的基督教教堂。”《再次呼吁》一出，引发了又一轮相持不下的争论，激起学者和大众的情绪对立和立场分化。立即有曲阜学者喊话儒家，质问孔子故里岂是一家之天下？

宗教自由VS西方霸权

2010年时，十位新儒家学者所关注的关键问题，就是计划修建的基督教堂的位置和高度。按照《意见书》的说法，该教堂位于象征着“中国五千年文化命脉与道统”的孔庙的附近，且过于高大：该耶教堂竟然比曲阜孔庙大成殿高出16.9米。于是，建成之后，“‘中华文化标志城’就会变成‘耶教文化标志城’。”而发起《再次呼吁》一文的两教授则追踪此事的后续发展——在春节之后，此地可能将在平房的基础上兴建起比原先已取消的计划中更为高大的基督教教堂。

看来，引发十学者和两教授先后担忧的，关键点是基督教堂的高度和位置问题。不过，高度和位置就如此重要吗？

在兴建教堂的支持者看来，只要程序合法，资金来源正当，信什么教，建什么宗教场所，在哪建、建多高，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自由——宗教自由的体现。即便曲阜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但也应当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的确，从西方传统来看，宗教自由是现代社会诸自由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说它就是“第一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现代社会的诸自由权。既然这样，出于对儒教的固守而反对基督教堂的修建，无异于就是对宗教自由的反对，是对文化多元、文化包容的反对，诛心地说——就是反现代。

但反对修建者却另有理由。他们已然清楚地表明，他们充分尊重宗教自由的权利，并不反对在别的地方修建任何形式的教堂，但曲阜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如此位置修建如此高度的基督教堂，显露出的是一种文明的傲慢，无异于是对中华文化的“文化侮辱”，是蓄意与儒教“宗教对抗”，很有可能引发“宗教对抗”和“文明冲突”。归根到底，恰如《意见书》所说的，“这既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宗教自由与文化多元要建立在文明的相互尊重和文明主体性的基础上，但在如此位置修建如此高度的教堂，既没有体现出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也昭显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沉沦。甚至，宗教自由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些形式原则之下所掩藏的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权力关系，掩盖的是西方文明的扩张与霸权。从这一角度出发，宗教自由和文化多元主义看起来更像是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主动地与儒教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展开冲突、战斗的正当性根据。

政教合一VS公民宗教 

反对修建者的代表人物蒋庆甚至想要挑战现代社会中“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就不仅只是质询现代性的局限，而更使得这场争论涂抹了强烈的“古今之争”的色彩。由于“政教分离”在现代自由主义那里，是保障现代自由的结构性条件，否认这一点对于现代性价值的拥护者而言，无异于一场“反现代”的“复辟”。而蒋庆在一篇访谈中却宣称，重建儒教就是要落实到国家层面，要“使儒教价值重新成为立国之本上升为国家的‘王官学’”，走的就是“政教合一”的路子。这就超越了文明尊重与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而实实在在展开了一场“古今之争”。

蒋庆更宣称，西方标榜“政教分离”的国家其实从未真正落实过这一原则。例如，美国表面上是“政教分离”的，但这只是意味着美国的国家政治权力与某一具体的宗教教派相分离，而不是“与美国历史地形成的特定宗教相分离，即不是与美国特定的基督新教相分离”。

事实上，这种看法至少在越南战争时期就由美国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所指出。不过，贝拉认为美国宗教与政治的这种紧密关系，可以从“公民宗教”的角度来把握。在他的名文《美国的公民宗教》中，贝拉论述了他心目中的“公民宗教”。简单说，公民宗教指的是政治制度以至整个公共领域中的宗教维度，它体现为使民族－国家的现实经验获得神圣性和普遍性的一系列信仰、符号和仪式。

贝拉的“公民宗教”的看法源自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一方面指出， “从没有一个国家是不以宗教为基础便能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又指出，政教合一只能构造出神权政体，这一政体建立在谬误和谎言之上，容易导致暴君制的出现，使全民族陷入嗜血和不宽容。因此卢梭所构造的“公民宗教”必须建立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这一前提毫无疑问地延续在贝拉的论述中。

蒋庆的“误读”源于他有意无意地将美国的文化传统等同于基督新教。然而，特殊的政治制度建筑在特殊的文化传统之上，并不就等于此一政治制度是建筑在这种文化传统所包含的宗教之上。

作为文化的“儒家”VS作为宗教的“儒教”

蒋庆有如此“误读”，并非偶然，而是代表了反对者们的普遍态度。

在反对修建者的宣称中，儒教时而被称之为文化/文明，并且是中华文化/文明的代表，时而又被目为“宗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量齐观。《再次呼吁》与《意见书》的这番意思都很明朗，《意见书》更是一边宣称儒教是中华文明之代表，一边呼吁“政府宜尽快承认儒教的合法地位，赋予儒教与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

蒋庆在访谈中则给出了更为清晰的表述。他宣称在前现代，儒教代表中华文明，自康有为而后，为了因应西方文明的冲击和现代社会的限制，儒教需要向组织化的宗教法人社团转变。这样看来，曲阜在他们那里，既是中华文化圣地，又是作为宗教的儒教之圣地。所以才有《再次呼吁》中的对比：“在世界文明史上，曲阜三孔之地位，就犹如梵蒂冈之于天主教，麦加之于伊斯兰教。”

事实上，新儒家内部对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又是什么意义上的宗教，至少在理论上并不那么一致。蒋庆将儒教视为宗教的看法，颇有政治神学之意，秋风主张儒教是“一种文教”，可以包纳“多种宗教”，陈明则相信儒教应当作为卢梭、贝拉所构想的“公民宗教”而存在。无论如何，基于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游魂”状态，新儒家们不得不出于各种理由而大致肯认儒家宗教化、组织化的策略。

如果说《意见书》和《再次呼吁》认为基督教堂修建的位置和高度有文化挑衅和文化傲慢的嫌疑而公开反对，的确有其合理而正当的依据的话，那么将儒教等同于宗教，将曲阜等同于梵蒂冈和麦加，坚持儒家宗教化的立场，却是大可商榷的。

人们可以追问，果真如此吗？曲阜在中华文化中的位置果真就如梵蒂冈在天主教、麦加在伊斯兰教中那样重要吗？曲阜何曾又有过与梵蒂冈和麦加那样崇高而独一的宗教地位？这就难怪曲阜本地学者杨春梅要质问道，“孔子故里曲阜，历来只是孔儒一家之天下吗？”她并指出，在曲阜民间，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甚或者伊斯兰教，都有其香火信众，儒家一皆包容，何曾“唯我独尊”？

“和而不同”的传统VS“文明冲突”的逻辑 

反对修建者对儒教的看法，隐藏着与西方文明的自我理解同样的文化逻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典型。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认为文化与文明大略等同，且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宗教，正是宗教的不可通约性划定了文明的界限，然后互相冲突的文明才有其各自的根据地和冲锋线。有趣的是，按照日本学者羽田正的分析，以宗教定义文明/文化的方式，恰恰是19世纪以来西方世俗化进程的独特产物。

尊崇儒教的反对修建者却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中华文化，将儒教等同于宗教，进而以此作为界定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这与西方文明的自我理解及其对东方的想象恰相一致。除却文化自信的原因，恐怕这就是反对者会将基督教堂在曲阜的修建视为是“文明冲突”而不是“文明对话”的前奏的深层原因。因而，人们有理由担忧，反对者所构想的儒教若果然宗教组织化，并以宗教视野来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其排斥性到底会有多强烈。

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更有甚者，《再次呼吁》竟要求将文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关联起来，以为文化如同国家的领海、领土、领空一样，属于“国家财产”，因而也就存在“文化主权”的问题。很遗憾，“文化主权”论非但不等同于“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而且再一次共享了“文明冲突论”的逻辑。

正如费孝通上世纪末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中指出的那样，“文明冲突论”的根本问题，恰恰在于将“文明/文化”概念给出了现代民族-国家式的界定。一旦“文明/文化”本身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属性，那么文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必然等同于主权至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国家之间的此消彼长、相互斗争的“自然状态”也必然成为文明之间的最大特点。故而，人们也有理由担忧，如此理解的中华文明之代表的儒教，是否已然失落了“和而不同”的传统精神。

在当代中国，中国儒家传统的复兴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考验。这种复兴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如何在全球化的现实中因应现代性的危机重重与所向披靡，又如何在构想传统复兴的路径时，不落入各种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不陷入这种复兴所本要打破和克服的权力关系之中，这仍然有待于任重道远的“上下求索”。而今这一争论不休的案例，再一次暴露了这种困难和考验，也暴露了当代中国仍然难以挣脱的文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