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夏志清、夏济安兄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学者，他俩生长在战乱年代，49年后迁移海外，即便在美国也各自居住在东西海岸。2013年底，夏志清先生去世后，遗孀王洞女士开始整理夏先生文件，共整理出兄弟两人的通信612封。这612封信起自1947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终于夏济安1965年2月23日脑溢血过世前，时间横跨18年，从未间断。学者王德威谈到这批信件说：“由于战乱关系，二十世纪中期的信件保存殊为不易。夏氏兄弟1947年以后各奔前程，但不论身在何处，总记得互通有无，而且妥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们信件的内容往往极为细密详尽，家庭琐事、感情起伏、研究课题、娱乐新闻无不娓娓道来。在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叙述之外，却是大历史‘惘惘的威胁’。”

在整理出这批信件后，在王洞女士的监督下，由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率领他的团队对这些信件打字编注。2015年是夏济安先生逝世50周年，《夏志清 夏济安书信集》陆续在台湾出版，大陆版即将由活字文化出版。本文系夏志清的夫人王洞女士为《夏志清 夏济安书信集》所作前言，回顾了两兄弟的成长、求学和学术生涯，由活字文学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夏志清 夏济安书信集》（卷一、二）书影

（一）

志清晚年的愿望是发表张爱玲给他的信件及他与长兄济安的通信。

2009年2月5日深夜，志清喝了一碗奶油鸡汤，鸡汤从鼻子里流出，我就陪他去附近的协和医院（St.Luke’sHospital）急诊室。从我家到医院，只需过一条马路，所以我们是走去的，以为很快即可回家。等到清晨七点，志清口干肚饿，叫我回家给他拿热水和香蕉。不料等我回到医院，他床前围了一群医生，正在手忙脚乱地把一个很大的管子往他嘴里塞，让他用机器呼吸。原来护士给他吃了优格（yogurt），掉进了肺里，即刻不能呼吸。这管子上头有一个大球，放在嘴里很痛苦，放久了可使病人失声，后来就在他脖子上开了一个小口，插上通气管，志清即不能说话。

有一阵病危，他向我交代后事，用笔写下保存张爱玲及哥哥信件的地方，希望庄信正来替他完成心愿。信正是济安的高足，也是张爱玲最信赖的朋友，自是最合适的人选。志清经过六个月的奋斗，居然取下了通气管，能吃能喝地回到家里，可是不良于行，精力大不如前，《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只得在他监督下由我完成，于2012年《联合文学》出版。

2013年志清进出医院频繁，他每日念叨着要整理哥哥的信，我去医院、疗养院看他、陪他吃饭，替他刷牙，不等我离开，他已经睡着了，没有机会让他读信。不幸在2013年12月29日傍晚，志清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出版志清与济安的通信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夏志清给夏济安的信

济安早在1965年2月23日因脑溢血病逝于柏克莱（Berkeley），志清带回济安所有的遗物，包括他们的通信、邮简及明信片。济安自1947年10月4日起给他的信有352封，珍藏在一个绿色的铁盒子里，放在他书桌底下，预备随时翻阅。他给济安的信则分散在四个长方形纸制的文件盒子里，放在我们的储藏室，也有260封，共有612封。如要全部发表，需输入计算机，外加注释，是一件耗费时日的大工程，如选一部分发表将失去连贯性。我选择了前者，若要信正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打字上，实在难以启齿。

我没有找信正，预备自己做，7月间买了一台苹果计算机，想利用它的听写功能把信念进去。没想到这苹果智慧不足，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也不能理解信文的遣词用语。我只好改用键盘操作，先把信文输入，再加上“按语”，如此费时两周，才做完10封信，按这样的进度，估计得花上五年的功夫，才能做完这些信件，太慢了。我就请王德威教授给我介绍一位可靠的学生打字，把信文输入计算机。德威盛赞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水平，推荐由季进教授领导，参与信件的编注。

2004年季教授曾访问过志清，事后写了一篇名《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夏志清访谈录》登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志清看了很喜欢，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学者倍加赞许。德威将这篇专访收录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联经出版公司，2010）。志清大去后，季教授也应《明报》邀约，写了一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怀念夏志清先生》的悼文，对志清的著述有独到的见解。2008年季教授曾请德威和我到苏州、镇江、无锡游玩，共处三日，我和季进也变得很熟了。我写信给季进，请他帮忙，他一口答应，承担起编注的重任。

德威计划在2015年4月为志清在中研院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希望在会前先出版一部分书信，我就选了前121封信，由志清乘船离沪来美至济安离港赴台。在这段时间，国共内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毛泽东成立了人民政府。多数知识分子及人民向往共产政权，济安却毅然离开北平飞上海，乘船至广州，落脚香港。济安在信里，时常报导政局战况，对留在上海的父母的生活倍加关注，时常想念滞留在北大的同事。济安非常喜欢香港，但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阮囊羞涩，也常常向志清诉苦，对在港的亲朋好友之困境及所谓来自上海的“白华”，时有详尽的描述。

夏志清（后排右）、夏济安（后排左）1947年摄于上海照相馆，前排依次为夏父、夏母及妹妹夏玉瑛

（二）

济安从小有理想，有抱负，广交游，有外交长才。志清却是一个随遇而安，只知读书的好学生，他除了同班同学外，没有朋友。譬如宋奇先生（1919–1996）即济安在光华大学的同学。宋奇来访，总是看见志清安静地读书，偶遇济安外出，即同志清聊天，抗战末期，济安去了内地后，宋奇仍常来看志清，谈论文学，借书给志清。志清在上海初会钱锺书也是在宋奇家里。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宋奇寄给他许多书，特别推荐张爱玲与钱锺书，对《小说史》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宋奇是中国戏剧先驱宋春舫（1892–1938）的哲嗣，家道殷实，相形之下，夏家太穷了，所以在济安与志清的笔下，常说他们家穷。其实他们家境小康，不能算穷。

他们的父亲夏大栋先生，因早年丧父，辍学经商，娶何韵芝为妻，育有子女六人：济安居长，大志清五岁，三个弟弟夭折，六妹玉瑛，比志清小十四岁，与济安相差十九岁。父亲长年在外经商，济安就负起管教妹妹的责任。玉瑛对大哥有几分敬畏，对二哥却是友爱与依赖。特别是父亲与济安到了内地以后，家中只剩下母亲、志清与玉瑛。志清对幼妹，非常爱护。他母亲不识字，生活全靠父亲接济，父亲的汇款，不能按时收到，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与沪江的同学相比之下，也是穷。

济安中小学读的都是名校，有些同学，后来都成为名人。志清读的都是普通学校。他初进沪江时，觉得自己的英文口语比不上来自教会学校的同学，但他的造句却得到老师的赞赏，大二时他就是公认的好学生了。他们班上最有成就的就是他和张心沧（1923–2004）。张心沧也是系出名门，父亲是吴佩孚的幕僚张其锽（1877–1927），母亲聂其德是曾国藩的外孙女，有显赫的家世。志清同班要好的同学，除了心沧，还有陆文渊、吴新民及心沧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丁念庄。他们都来自富有的家庭，难怪志清篇篇文章说自己穷了。

志清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海关，在外滩江海关工作了一年，抗战胜利后，随父执去台湾航务局任职。济安从昆明回到上海，觉得志清做公务员没有前途，安排志清去北大做助教。1946年9月兄弟二人携手北上，到了北大不足半年，志清报考李氏奖金（Li Foundation），写了一篇讨论英国诗人布莱克（Blake,1757–1827）的文章，很得著名文评家燕卜荪（Empson,1906–1984）欣赏，获得文科奖金，引起了“公愤”。西语系落选的讲员助教，联袂向校长胡适抗议，谓此奖金只应颁给北大和联大的毕业生，怎么可以给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夏志清？

胡适秉公处理，仍然把李氏奖金颁给夏志清，志清得以负笈美国。胡适似乎对教会学校有偏见，召见志清时，一听志清是沪江毕业，脸色即刻沉下来，不鼓励志清申请名校。当时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真立夫（Jelliffe）教授正在北大客座，志清就申请了奥柏林，也申请了垦吟学院（Kenyon College）。这两所学校，以大学部（undergraduate）著称，都不适合志清。蒙“新批评”学派的领袖蓝荪（Ransom,1888–1974）赏识，写信给Brooks（1906–1994）推荐志清去耶鲁就读。志清何其有幸，得到“新批评”学派三位健将的青睐。

志清一生跟“穷”脱不了关系，因为他从1950年起就接济上海的家，一直到1987年，从没有机会储蓄。在沪江，在耶鲁，没有余钱约会女孩子，只好用功读书，唯一的娱乐是看美国电影，其实他看电影，也是当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没有女友，既省钱又省心，能够专心读书，在耶鲁三年半，即获得英文系的博士，之后请得洛克菲勒基金，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自己奠定了学术地位，也为现代文学在美国大学里开辟了一席之地。

1955年的夏济安（右）、夏志清

（三）

济安为弟弟的成就很感骄傲，常对人说：“你们到纽约找我弟弟，他会请你们吃饭。”我1961–1963年在柏克莱读书，我和朋友在一个小饭馆，巧遇济安，他就对我们说过这话。我当时不信夏志清真会请哥哥的学生吃饭。直到我和志清结婚，才知此话不假，济安的朋友学生，志清都尽心招待。济安维护弟弟，也是不遗余力。

1963年春天，我去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参加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听济安滔滔不绝地发言，原来他在驳斥普实克（Průšek,1906–1980）对《小说史》的批评，为志清辩护。他给我的印象是说话很快，有些口吃，不修边幅，是个平易近人的好老师。他的学生刘绍铭曾对我说跟济安师有说不完的话，与志清却无话可谈。志清说话更快，而且前言不接后语，与其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不如说些即兴妙语，使大家开怀大笑，私下也很少谈学问，指导学生，就是改他们的文章，叫他们去看书。

话说1967年9月我来哥大工作，暂时被安排在我老板丁爱博（Albert Dien）教授的办公室，翌日进来的不是丁教授而是久闻大名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长脸属国字型，身高中等，衣着整洁，举动快捷，有些紧张的样子，乍看长相举止一点也不像夏济安。细看他们的照片，二人都是浓眉，大眼，直鼻，薄唇，来自他们的父母。志清脸长，像父亲，济安脸圆，像母亲。

济安与志清，虽个性不同，但兴趣相投，他们都喜好文学，爱看电影，听京戏。济安交游广，童芷苓，张君秋，都是他的朋友。兄弟二人在信里，除了谈论时政家事外，就讲文学，评电影，品京剧，也月旦人物，更多的时候是谈女人与婚姻。1947年，济安已年过三十，尚未娶亲，是他们父母的一桩心事。济安感情丰富，每交女友，即迫不及待地赶紧写信给弟弟，志清必为之打气，济安每次失恋，志清必诉说自己失恋的往事安慰哥哥。二人对婚姻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济安奉行一夫一妻制，一生只结一次婚，如不能跟心爱的女子结婚，宁肯独身。志清却把结婚，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经验。如找不到理想的女子，也要结婚，结了婚，私下还可以有想另一女人的权利。

正因为济安把婚姻看得太神圣，终生未娶。我读济安的日记，知道他内心很痛苦，他的日记是不愿意给别人看的，志清不顾济安的隐私，在1975年发表了《夏济安日记》（时报文化出版）。志清觉得济安记下了抗战末期的政局、物价，是真实的史料，暗恋李彦，对爱情的专一，更难能可贵。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志清要发表他与济安的通信。记得2010年，在志清九十岁的宴会上，主桌上有些贵宾，当年是中学生，都看过《夏济安日记》，对济安的情操，赞口不绝。

（四）

志清1982年以前不写日记，往往以写信代替日记。他写过几篇散文，讲他童年与求学的经过，在《耶鲁三年半》里（见《联合文学》第212期，2002年6月），即提到计划发表兄弟二人的通信，从而有助于研究文学的学者对夏氏兄弟学术的了解。若在世，今年济安九十九岁，志清九十四岁，他们平辈的朋友大半作古，学生也是古稀耄耋，其中不乏大学者，名作家，为求真起见，不改信中的人名。他们对朋友是褒多于贬，希望他们朋友的子女能大量包涵，这些后辈也可从信中了解他们父母离乡背井，在人地两生之地谋生的艰辛。

济安的信，有的是从右至左，由上而下直书；有的是从左至右横书，格式不一，字大，容易辨认，夹杂的英文也不多。志清的信都是从右至左，由上而下直书。志清为了省纸，常常不分段，他最早的两封信，已在1988年分别发表于《联合文学》（2月7–8日）和《香港文学》（5月），篇名《四十年前的两封信》，采用的是“散文”体。分段后，加上“按语”，介绍人名时往往加上自己的意见。现在收入《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由季进教授重新作注。

这些信，大部分有信封，可是年久，邮戳模糊，信封破损，按这些信封找出信的年代，着实花了我不少时间。因为他们的信，照中国人的习惯，只写日期没有年代。志清初抵美国，非常节省，用的是劣纸，信纸多有裂痕，字写得虽清秀，但太小。夹杂的英文又多，一字不误地解读他的旧信，实属不易。为避免错误，有时我得去图书馆，我三十年不进图书馆，现在重做研究，别有一番滋味。济安的信虽然字大，也有看不清的地方，他曾潜心研究桥牌，为了辨认第九十二封信里的英文字，我特地上网，只花了一块钱，就买到了桥牌高手Culbertson（1891–1955）的Contract Bridge Complete—The Golden book of Bidding and Play （Philadelphia, Chicago: The John C. Winston Company, 1936），找出“Self Teacher”这个准则。这本书封面金底红边，黑字仍然亮丽。书身宽4¾寸，长7寸，厚1½寸，握在手里，感触良多。一本绝版的老书，竟不值一张地铁的车票，在纽约乘一趟地铁，还得花上两二元五角钱呢！

我1967年到哥大工作，与志清相识，1969年结婚，对他的家庭，求学的经过，都是从文章里看来的。他的朋友学生倒是见过不少，留在上海的亲戚一个也不认识。信中所提到的亲戚，全赖六妹玉瑛指认。感谢季进率领苏州大学的同学，用最短的时间，排除万难，把这些字迹模糊的旧信正确地输入计算机，并且做了七百多条简要的注解，保证了《书信集》第一卷的如期出版，真是功德无量。我忝为主编，其实是王德威策划，季进编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先生的支持，这《书信集》无从问世。志清在天乐观其愿望之实现，对德威、季进、金伦也是非常感激的。我在此代表志清向王德威教授、季进教授、苏州大学的同学、胡金伦总编辑、联经出版公司的同仁及六妹玉瑛致以衷心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