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类学家乔健：我赞成简体字，但是改得太快了。现在台湾推行的简体字还会遵循一定的规矩，但内地已经不是了。我担心两者会发生脱节，有朝一日，大家阅读古文都有困难，那就糟糕了，发生断层了。

2015年度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得主乔健。

乔健先生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60余年，坚持踏实的田野调查，遍访各种族群。对亚洲和美洲的各种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揭示了美亚文化关联，研究亚洲各种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的历史渊源及其现状，思考族群的发展。

文汇报：乔老是如何与人类学结缘的？

乔健：1954年，我从台北成功高中考进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系跟考古人类学系都在文学院，而且一年级的课程完全一样。我记得有两门必修课，一是《地学通论》，一是《考古人类学导论》，由凌纯声先生讲授。相对于历史系的部分课程而言，我对这两门功课尤其感兴趣，因为它们提倡田野活动，要求你去做实地调查，这和我喜欢旅游的兴趣有关。在升二年级的时候，我就申请转入考古人类学系。原先那里有9个学生，一个生病休学，其他8人都转系了，我因此成了“独苗”。尽管有很多国际上有名的老师在考古人类学系任教，但它是出了名的“冷门”。像我这样的情况——从二年级到毕业，“一人一届一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文汇报：听说，在您求学时，人类学的四个分支都要学？

乔健：我在台大时很荣幸，跟李方桂先生学习“语言学”，他是美国语言学泰斗萨皮尔（EdwardSapir）的学生。李济先生教授“史前史”跟“体质人类学”，高去寻先生教授“中国古器物学”、“中国考古学”，凌纯声先生教授“考古人类学导论”，芮逸夫先生教授“中国民族志”，陈奇禄先生教授“人类学史”、“北美民族志”。芮逸夫用的教本，就是Robert H.Lowie的An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概论》）。四个分支的课程（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都要学，到了康奈尔大学也是一样。现在的人类学系学生，不管国内还是国外，跟我们那时不一样，钻研其中一个分支就行了。

文汇报：乔老从事田野调查这么多年，能否结合自己的心得，给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后辈们提一些建议？

乔健：田野调查最需要的是时间。英国人比较注重田野调查，有些人一辈子就锁定一个地区。比如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就出版了田野调查手册《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Notes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理想的田野调查应该是人类学家深入一个地区居住一年，甚至是两年，但目前国内做人类学研究的，很少有人会在一个地区居住超过三个月。时间太短，田野调查就无法深入。这与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边缘地位也有关系。当然费孝通先生是例外，他研究他的家乡（吴江），去过很多次。我本人研究拿瓦侯，去过两三次，第一次是在1960—1961年，一共住了10个月，10年后的1971回去过一次，1984年又去了一次。

文汇报：您在讲演中多次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在推动中国人类学学术互动与交流课题上，您和他一同发起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究研讨会”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深远。

乔健：1980年，在台湾有一批朋友开始研究“本土化”的问题。那时候称为“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问题”，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支持。会议是在1980年12月开的，我也有文章在出版的书上发表。第二年春天，费孝通先生去澳洲考察，经过香港，我去看他。两人一见面，费先生先问我们在台湾开的那个会，听了我的介绍，他很有兴趣，因为他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当年就提过这个想法，只是没有落实。费先生希望我们继续做下去。

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决定从香港开始。1983年定了一个比较开放的名字——“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究研讨会”。第一年并没有具体的题目，费先生建议讨论本土化的问题，我们找了一些关于“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会后还出了论文集。原则上，每隔两年开一次会。第二届还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题目是“中国家庭及其变迁”，同样出了一本书。到了第三届，也就是1987年，大家表示不要局限于中大，提出让香港大学办一次。费先生当时定下三条规矩：在中国人的地方，用中国话谈论中国的问题。港大是香港最老的大学，平常用英文教学，那次会议（“中国的宗教与伦理”）除了中文和粤语，也允许用英文，结果费先生很不开心。后来决定由我来筹办。第四届因故推迟到1993年，在苏州召开。第五届在花莲，由于两岸局势的复杂性，我们先在香港办了开幕式，宣读费先生的论文，然后去台湾开会，费先生本人没有前往。第六、第七届都在内地举办。

到了第八届，费先生提议放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地区，他的好朋友钱伟长又是上海大学的校长。会议原定在4月召开，费先生提早到了上海，谁知那年爆发了“非典”，会议被迫延后。结果费先生去广州时不幸患了感冒，住院期间，他不忘写信来祝贺和道歉，他的文章还被收录了论文集。

费先生过世前，我去看过他，他在睡觉（事实上已经昏迷），没有办法讲话，很可惜。从1981年初的第一次见面，到最后一次开会，我们在一起相处了20多年，经常为了开这个会联系，彼此也很了解。他实际上是我最后的中国老师，一个极其重要的老师。

文汇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在国际上是否引发了共鸣，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乔健：目前来说，国际上的反应还不是很多，不过我认为，这与我目前关注人类学华文本土化有直接关联。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题目，放到明年中国人类学学会的年会上去探讨。费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其实是对于西方人类学的一种反应。

文汇报：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上还处在边缘地位？

乔健：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你看，印度的人类学发展得很好，为什么中国就不行？搞了这么久，到现在为止，台湾只有台大人类学系一家在支撑，内地的话，中山大学建设得还不错，香港的进展也不理想。日本、韩国的人类学做得都比我们好，印度的“本土化”也很成功，可能是受到英国的影响。

文汇报：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很久了，学者也不少，但还是发展得不好，原因在什么地方？

乔健：现在主要是人为因素。人类学一直没有被认定为一级学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费先生过世后，中国再也没有一个有力的人类学家来争取这点。（南京大学教授范可补充道：费先生在世时曾尝试提出三科并立——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但没有成功。他的话语分量重，一个人顶几百个人，当时没有办成这件事，现在恐怕更加办不成了。）

文汇报：您跟内地、香港、台湾的人类学者打了不少交道，请介绍一下两岸三地的研究现状？

乔健：香港那边，我自己要负一点责任，但现在人类学系还是比较弱，没有发展起来，主要还是靠几个外国人在支撑。台湾的情况比内地好一点，人类学比较强的力量是在“中研院”民族所以及史语所，成就主要在那边。本来要在暨南大学成立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后来也不了了之。

文汇报：您现在的研究比较关注底边阶级和边缘群体。

乔健：当初我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是因为比较少人关注。乐户（注：特指山西从事吹鼓手行当者）本身是贱民，我跟政府申请了一笔钱进行研究。幸亏去了，找到了150个乐户，现在再去找的话，肯定没有了。通过乐户，我发现“底边阶级”跟主流社会的隔阂很多，所以对他们产生了兴趣。

文汇报：现在的年轻学者只会使用简体字，但很多史料又是通过繁体字书写。您对这种情况表示很担忧。

乔健：我也赞成简体字，但是改革得太快了。一直到民国时期，繁体字还有合理的规范，后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台湾推行的简体字还会遵循一定的规矩，但内地已经不是了。再这么下去，我担心两者可能真会发生脱节，导致繁体字变成“拉丁文”。有朝一日，大家阅读古文都有困难了，那就糟糕了，发生断层了。我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是一位在台湾求学的内地学生写的。他说：中华文化悠长五千年，保存最完整的不在内地，而在台湾，许多文化的断层在文字简化上有具体表现——爱（愛）而无心、运（運\）而无车、有云（雲）无雨、乡（鄉）内无郎，而诸如“魔”、“鬼”、“偷”，这些字却没有变动。

文汇报：在您求学、治学的一生中，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学者都有哪些？

乔健：中国学者的话，一共是三位。台湾地区的芮逸夫先生，研究的是亲属组织。他没有留学过，但是一直看英文书，他对当代学术的知识都是第一手的。还有李济先生，他是我本科时的导师。我后来从美国移居香港，常回台北，每次都会去看他。在大陆，就是费孝通先生了。在台湾有一些人说他是“政客”，但我不这么认为，他没有一篇文章是纯政治的。国外的话，之前提到了约翰·罗伯茨（JohnM.Roberts），我们两个人真是亦师亦友，关系很难得。事实上，每个我读过书、教过课的大学都有我钦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