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于王尧先生的再传弟子辈，有幸于2005-2012年七年之间忝为先生助手，得以有机会在先生尊前问学。自从2012年离京来沪之后，罕有机会能与先生见面长谈。每以电话问礼之时，总能获得先生的启迪和鼓励。2014年，先生将其所藏德格版《藏文大藏经》捐赠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史地所，并且亲自南下参加捐赠仪式。连续数日，朝夕陪伴先生读书、起居、会客、闲谈，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随后，先生又赴浙江安吉参谒吴昌硕故居，探访这位“一月安东令”（先生故乡江苏涟水旧称安东）的旧迹。年登耄耋，先生似乎仍然保有一颗倦游问道的雄心。而今先生溘然辞世，枯坐良久，无法定神，悲痛难以自已……

2012年9月下旬，先生从事藏学事业60周年之际，我曾写下这篇短章献给师尊，后以笔名“允丹”发表于当年的《人民日报》11月22日24版。特此转发如下，献给永远在我心中的王尧先生！

王尧教授讲座 （来源学诚法师博客）

置身庄岳，遍知雪域

王尧先生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51年响应时代的感召离宁来京，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研习藏语和藏文，自此投身于藏学研究和西藏文教事业。他的业师于道泉先生，是中国现代藏学的开山。王尧先生念兹在兹的学术持守，正是于先生所倡导的“置身庄岳，事半功倍”的治学思想。此典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庄”、“岳”分别为齐国的街、里之名，喻指环境对于语言习得不容低估的深刻影响。生于齐都临淄的于先生，必是对孟子的劝学遗篇别具心解。当年在北平时，他为了跟喇嘛学习藏文，在雍和宫一住就是几年；后来负笈巴黎，他为了迅速通晓法文，竟移居不见华人踪迹的郊野。

谈及于道泉先生的教诲，王尧先生曾经这样追怀师恩：“这就是我后来（20世纪50年代）进入贡噶雪山的贡噶寺师从贡噶活佛的原因，也是我曾经着意搜集、翻译藏族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民间戏剧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贡噶山求学期间，得益于贡噶上师的教授和藏族学侣的助缘，他将西藏最负盛名的训世哲理诗集《萨迦格言》译为汉文，随即在当时的《人民日报》文艺版连载了好几个月。雪域高原上的藏族，创造了充满丰沛精神力量的伟大文明。而在那个年代，内地人们对它的接近、理解和分享仍很有限。王尧先生多次就此十分自豪地说，研读格言使他的藏文水平突飞猛进，颇有身置庄岳仰之弥高之感。

在藏族同胞中间长期生活，培养汉藏民族的亲和感情，这便是王尧先生素所秉奉的“学行相应”的理念。他曾经十余次深入藏区，往还于风雪为伴的羁旅途程，遍访山川胜迹、古刹庙堂、农牧宅帐，在苦乐中获得有关西藏的渊博知识。这使他的藏语毫无生涩的书卷气，而著述却具足地道的真精神。他的名著《吐蕃金石录》，正是酝酿于碑版摩挲与行囊纸笔之间。凡是与他有所交往的人，无不为他淹通今古的学识所折服。王尧先生与西藏各界民众结下了水乳交融般的情谊，并曾多次为十世班禅大师、阿沛·阿旺晋美等僧俗上层担任翻译。藏族友人亲切地在他的藏名“旺杰”（dBang rgyal）之前冠以“通司”（译者）二字，以此表达对他诚挚的赞许和尊敬。

骋怀纵笔，通摄汉藏

王尧先生是极具诗人情思和文学天赋的人，他的作品大都立意广远深湛、落笔缤纷有致。与他那些位居当代汉文文史重镇的昔日南大同学不同，他在时代潮流的激涌中蔚然成为一位博晓西藏文化的大成就者。他的学习经历、学术研究乃至社会活动，纵即是在逆境之中踽踽独行、艰苦跋涉，也未尝稍减对于藏地民生的大爱之情、对于汉藏文化的深沉关切。他将自己平生主要藏学论著的结集，视作“回馈社会，仰报师友”的一份文化使命。五卷本的《王尧藏学文集》，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具宏伟气魄和精神气度的藏学著作之一。其中所涉论题，常将汉学与藏学两大领域自然铸为一炉，且以宏通的襟怀每每切中问题的究竟。

敦煌藏文文献的释读和研究，曾被共许为最能检验藏学家学术水准的一个领域。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藏学研究的一个光辉成就，便是以王尧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敦煌藏文写本的译释。他在磨难中以心血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连同其他那些在没有现成古藏文辞书可依的条件下完成的译品，至今仍以平妥圆融、风雅宜人而享誉士林。汉藏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乃是一个源远流长、百转千回的过程。王尧先生以其博学深观，考出南宋末代皇帝入元以后，流寓西藏萨迦寺为僧、成为娴通藏文的译师，后又蒙冤罹难、遗恨千古的传奇史事。90年代以来，他更是孜孜以进、勇于变法，毅然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于汉藏文化交流的探究，治学境界更臻开阔宏大。譬如他对藏译汉籍名著和故事以及藏文化中五行和八卦思想的考察，概皆展现出一种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

得天独厚的藏地阅历和无与伦比的藏文修养，使得王尧先生的撰著更多一层游刃有余的怡然之风。他对西藏政治和文化史上的伟人萨迦班智达寄予热诚洋溢的推许，乃至将其积极入世的时代自觉意识与孔子的社会思想比况映鉴。他极力表彰太虚大师创立汉藏教理院，“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的文化功绩。近年以来，他还发愿为贡噶上师、东噶活佛编订年谱。时至今日，与以上两位大德皆有深交的一代学者几尽凋零，恐怕也惟有王尧先生有资格堪当此任了。就在去年，他又于旅欧途次撰成两万余言的长文，题曰《我所结识的喇嘛》，追怀与多位藏族学者“血浓于水”的情缘。在他看来，这批藏族友人的学行，理当列入中国现代藏学史的谱系。

究极学理，滋育英华

王尧先生的藏学生涯，始于对西藏语文和藏传佛教的研习。他曾将藏传佛教的特色高屋建瓴地总括为四个层面，即全民信仰、经学教育、活佛转世和藏传密教。他尤其称道西藏的经学教育传统，认为现代教育理当从中汲取宝贵的启示。在王尧先生看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人生最大的快意。他的不少恬适亲切、不拘一格的论著，足资作为青年学子的起信津梁和入门经典。关于青年藏学人才的培养，他曾这样劝导已为人师、前来就教的座下门徒：“教学生就好比编草鞋，编着编着就像样儿了！”正是在他的亲炙和提点下，不少晚学后辈毅然消除了事业选择的疑虑，坚定了投身于藏学研究和西藏文教事业的志愿。

王门锻造出了一支汉藏兼通、学风鲜明的藏学劲旅，其中不少学者已是当今西藏历史、佛教、艺术等领域的翘楚掌门。王尧先生曾经就此颇为自得地说，他“欣喜地发现”了北京城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在西三环北段及其延长线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均有藏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中心，蔚然形成一条南北贯行的“藏学轴线”。王尧先生是“文革”之后最早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的中国学者，且是连续参加了第3-10届国际藏学会的享有世界声誉的藏学家。他这样总结自己多年的国际学术交往：“做点小贩而已，贩些洋货回来，贩些土产出去。”正是如此的来去往复，为沉潜多年的中国藏学注入了活水、赢得了荣耀。

一个学者浪漫壮阔的诗意藏学人生，一个甲子历久弥深的无悔事业追求。王尧先生以其身教和言教，滋养了中青两代西藏学者的人文心智，恩育了不少卓荦拔萃的嫡传弟子和精进有为的编外门徒。2008年先生八秩华诞之际，著名作家马丽华曾作颂文一篇，以其慧心妙解将王尧先生比作中国藏学的“航空母舰”，将王门桃李比作激扬盛放的“无限花序”。或可一如先生所译《萨迦格言》中的比譬：“住在须弥山上的鸟儿，都披上了金色的外衣。”为师者有如峰峦，从游者恰似雏鸟。假若没有先生这副根基深广、崇巍如山的“巨人之肩”，当代中国藏学的振羽翱飞、鹏程云霄恐会缺失太多的力量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