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诗人、翻译家、评论家，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中俄文字之交》、《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阿赫玛托娃传》等，译著《订婚的玫瑰———俄国象征派诗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俄罗斯的命运》、《曼杰什坦姆诗全集》等。2015年获得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并来慈溪讲学。

您认为诗歌是什么？

你问诗歌是什么？我要试着反问一句：人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但其实要准确地说出人的本质，还是挺困难的。不过，即便我们无法给人下定义，我们都知道人是什么，不会跟其它动物混淆在一起。所以，读者还是能够凭借经验把诗歌跟其他文学体裁区分开来的。当然，诗歌肯定有一些内在的元素和规律。首先，分行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则。我曾经做过一个尝试，把林徽因的一首诗分别用散文和诗歌的方式展现，发现人们对它的阅读期待就不一样。分行之后，诗歌的节奏和音乐性就愈加明显地呈现出来了。其次，就是语言问题，在我看来，诗歌就是用最经济的文字传递出最大量信息的一种艺术文体。诗人在高浓缩的文字中，用隐喻、象征、意识流、蒙太奇、反讽等手法传达自己的对世界、对人与事的看法和感受。分布于诗的词应是内敛并隐秘地呈放射状的。另外，关于你的这个问题，我还可以借用日本诗人高桥睦郎的一句话作答。他说：“我不知道诗歌是什么，所以我写诗。”这句话实际强调的是诗的探索性。世界上有很多未知的、神秘的存在，它对人的认知力构成某种挑战。因此，诗人要借助诗歌的形式来进行探索。

作为一位诗歌翻译家，以您多年从事翻译的经验来看，俄语和汉语有何不同？怎样看待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俄语和汉语的差距非常大。首先，汉语是方块字，保留着形声、象形、会意等元素；俄语是拼音文字。它们在外在形态上就有差异。差异性更大的是语法结构。俄语有变格变位的性质，这意味着它的词序并不十分重要。比如，中文说“我爱你”，词序调换一下，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但俄语中，“我”、“你”、“爱”，放在任何位置，都不影响意思的表达。我可以列举出七种排列顺序，它的意思都没变，只是在语气上略有差别而已。这意味着，俄语诗人可以通过颠倒词序来押韵，以增强作品的音乐性。现在很多俄国诗人还在写格律诗，这个跟俄语特殊的语法有关。另外，俄语的语法体系中有很多从句套从句的现象，一个大段可能就仅仅是一个句子，这在中文里就非常少。这种语言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训练了俄国人较强的逻辑思维。汉语的字形和语法结构，培养了中国人的直觉和感悟能力。其实，象形、会意、指代，等等，本身也就是诗歌手段。

您既是诗人，又是诗歌翻译家，您的诗歌写作与诗歌翻译是否互相影响？

这个影响是肯定的。我年轻时尝试翻译，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写作找点借鉴而已，根本就没想过以后要当翻译家。一路走来，我翻译的名声远远超过我写作的名声。说到这个影响，它有利有弊。好的一面，是我读到了很多大师的作品，促使我朝着这些作品所竖起的标杆而努力。不利的地方则是，他们的作品给了我一种压迫感，或许就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我被笼罩在他们巨大的阴影中。此外，翻译工作也挤掉了我很多的写作时间。我的写作灵感，自身的某些创造性能量，相当一部分被消耗掉了。

您以精湛的中文表达和流畅的诗歌节奏，为中文读者提供了曼杰什坦姆的第一个诗歌全译本———《黄金在天空舞蹈》。您认为曼杰什坦姆的诗歌，体现了诗人什么样的写作气质和写作姿态？

曼杰什坦姆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诗人。1987年，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宣称，有几个诗人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该奖项，比如：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奥登，还有曼杰什坦姆。这是布罗茨基对曼杰什坦姆的定位。必须承认，曼杰什坦姆为整个俄罗斯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拓宽了普希金开创的那种诗歌传统，提供了不少经典性的文本。在创作风格上，他提倡新古典主义的写作，这个古典主义当然不同于文学史上的法国古典主义，像布瓦洛、拉辛他们那种相对板滞、拘谨的东西。曼杰什坦姆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诗歌的主要成员，被阿赫玛托娃称之为“第一小提琴手”。这派诗人认为，诗歌要避免滥情和空洞的神秘主义，追求语言的精确性、描述的客观化，强调写作的具体可感性。在他看来，诗歌的细节至关重要，它们可以让被写的对象获得某种亲近感和生动性，细节的存在使宏大的诗歌建构拥有坚实的支撑。还值得一提的是，曼杰什坦姆对古代文明的重视，布罗茨基称赞他是人类“文明之子”。因为，曼杰什坦姆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非常崇拜，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就是对这些经典文学的致敬，这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写作姿态。关于曼杰什坦姆，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他对词的敏感。他发表过这么一个观点，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词就像面包。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一看法。假如一个诗人缺乏对词的敏感，那是不可想象的。曼杰什坦姆认为，诗人可以找到两个相距遥远的词之间隐秘的联系。表面上看，两个词或许毫无关系，却通过诗人神奇的手，巧妙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给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大概就是曼杰什坦姆给后来的诗人以启发的东西。

袁可嘉诗歌奖对您的授奖词中说您“以诗译诗，在规则与自由之间注重诗感和意义的自然呈现，保证了所译俄语诗歌原有的高贵质地”，您是怎样达到这个高度的？

以诗译诗是我的主张。因为我们翻译界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优秀的诗歌在翻译的过程中，失去了诗的特质。比如有些译者外语水平很高，但是他们的中文表达和诗歌感受力不够。至于说所译诗歌保证了俄语诗歌原有的高贵质地，这是对我的鼓励，实际上也是我的目标，而不是我的成就。我在翻译界能有点薄名，主要还是得益于我的中文水平。倘若想从事翻译，提高中文水平和外语水平同样重要。

作为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的得主，您怎样评价袁可嘉的诗歌和诗歌翻译？

袁可嘉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他是全能型学者，在外国文学研究界有极高的威望，既从事理论研究，也做翻译，还进行原创性诗歌写作。作为后来者，我在这三方面也有尝试，可以说，我的生活与写作跟他的轨迹比较相似。他是我的标杆，我的楷模。我曾是他的同事。只是我1994年进入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时，他因年事已高而较少来单位了，我跟他见面并不多。印象较深的一次见面是在2000年12月。那时，外文所筹备给卞之琳先生做寿，袁先生作为学生特地从美国赶来。不幸的是，袁先生到香港时，卞之琳先生去世了，结果，原本的祝寿仪式变成了一场追思会。但是袁先生对老师的敬重，对师道的尊崇，很让我感动。数次见面，我都感觉到袁先生的厚道和质朴。关于袁先生的成就，他的诗歌和翻译已经得到公认，不用我多说了。但对于他的诗学理论，我感觉还不够重视。袁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新诗现代化”的概念，对当时新诗的问题有很细致的分析。袁先生对那些假大空的东西，表面上喊口号、实际上根本没有力量的东西很反感。他很敏锐地指出，这是感伤主义、伪浪漫主义，像头脑发烧一样的东西在起作用，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另一方面，就创作来说，袁先生的诗歌语言非常好。他在汉语表达上是有天赋的，善于制造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艾略特曾经表示，写诗需要“扭断语法的脖子”。袁先生有一句诗“当生命熟透为尘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熟透”本来是形容果子的，但他来形容人的生命，从而在“生命”和“熟透”找到一种关联，然后落脚到“尘埃”。本来生命跟尘埃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到了诗人这里，它的隐秘联系就显露了出来。袁先生用“熟透”作中间串联，找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外。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他的作品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