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更合理的哲学基础上，新诗意象才能得到更合理的重建，才能在更高的哲学意义上恢复意象的开放性、平衡性、有机性等特征，诗歌才能成为更本真的精神家园。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文中主要指晋唐以来的诗歌，尤其是山水诗）的核心范畴之一，深刻体现着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自然哲学精神和民族性格。同时，意象一词也广泛运用于新诗中，只要体现人的情感、意趣和精神的物象几乎均可称之为意象，但这种泛诗学意义上的意象与古典诗学的意象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新诗意象毋宁是对古典意象的改写甚至扭曲，尽管它保留了古诗“以象喻人”的基本含义。新诗意象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哲学原因。这种变化在拓展新诗精神境界的同时，也给新诗带来深刻危机。

意象选择取决于精神需求

新诗意象嬗变有四种情况。第一，意象失去其丰富的本性，只剩下与诗人的精神属性相一致的某个特征。在古典诗歌中，意象是原初的自然物象，有着自己的本来面貌和混成的本性，诗歌中的景物与自然中的景物没有差别，诗人似乎没有经过改造就把“一片自然”移入诗中。古诗意象虽然同时体现了人的精神，但并不因此改变了其本来面目。而在新诗中，意象只具有物象某一方面的特征，选择的原因完全取决于诗人表达自己精神的需要，意象的特征就是诗人精神的图画，意象是人的精神的代码，自然彻底人化，其丰富的自然本性缩小为一点。

第二，象与意关系失衡，象为意服务，象本身不具有价值。在古典诗歌中，象与意的关系是平等、均衡的。象固然表现了意，为意服务；但意也表现了象，为象服务。古诗虽然同样表现诗人的情志，但不是独立于自然的封闭的系统，诗人不是通过观察自身内部情感的流动来抒发情志，而是通过观察自然，在自然中获得一种感应。诗人并不是提取自然中的某一要素来表现自己的精神，而是通过发现与自然相同、相通的“秘密”来实现自我情感的抒发，因而诗人以自然照亮自身的同时，也以自己的精神照亮了自然。自然和诗人，亦即象与意，是相互照亮、平衡统一的。但在新诗中，这种平衡失去了，象和意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诗人并不凝视象本身，而只是关心象的某个特征是否适应自己精神表现的需要，诗人依据自己精神境况的需要选择、改造和突出物象。

第三，新诗的意象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意义系统，不与自然相通。古诗中的意象一般不是单个、孤立的，大多是多个意象组成的有机意象系统，形成一个“小宇宙”。它通过某种暗示与广大、无限的宇宙息息相通。新诗意象的意义封闭于自身之内，诗人通过对某个意象的集中改造，使之与自己的精神图像一致，这一意象独立担当起象征诗人精神的任务。诗人并不关心这一意象与其他意象的有机关联，诗歌的意义也并不在多个意象组成的有机之“境”中。“意境”在新诗中几乎是绝迹的。

第四，意象违反自然属性，成为扭曲的物象。在新诗中，某些精神体验独特的诗人随意改变、扭曲意象的自然属性，以让意象象征自己某种难言、尖锐的精神体验。比如桃花开放，在海子的诗中表现为“太阳的头盖骨一动一动，火焰和手从头中伸出”，“红色堆积的叛乱的脑髓”，“翅膀血红，富于侵略”，“像一座囚笼流尽了鲜血”，这些意象明显违反自然本来的属性，不但不优美，反倒富于血腥和令人恐惧。但这种扭曲的意象倒很好地隐喻了海子的“主体”哲学：主体忍受不了实体（万物之源）永恒的沉默，发生反抗，充满战斗色彩的桃花意象即是这一理念的暗喻。

新诗意象体现人的哲学

中国诗歌意象的嬗变，源于诗人内在哲学精神的变化。支配中国古典诗歌的核心哲学理念是“天人合一”，它强调人与自然在本性上的同一。古诗意象的自然本性、有机性、开放性、意与象的均衡性等特征均是这种理念的产物。

在反传统文化语境中诞生的新诗，几乎彻底抛开了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而以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为旨归。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传入，对新诗产生了支配性影响。相对于传统哲学和诗学对道和自然本性的探讨，现代哲学和诗学更注重人自身的价值，以人为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关注“我”的意志、内在矛盾、价值观、终极追求等。鲁迅呼唤“摩罗诗力”，批判传统诗歌的无力，显示着现代生命意志的觉醒。郭沫若吞吃日月的天狗形象是人的意志极度膨胀的象征。而海子的“主体”对实体的背叛和挣脱，则显示了现代生命意志超越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雄心。

人本主义哲学对人的终极思考必定要提出人的终极归宿问题、彼岸问题或称形而上的问题。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其要害在于觉悟到一个与现世完全不同的彼岸世界。中国新诗敏锐地觉悟到这一超验之境。王国维意识到“人生是一个问题”，觉悟到人在宇宙中的存在是一个谜，这种深刻的觉悟使得他提出“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这一深刻的现代美学命题。此真理不是社会真理，而是宇宙真理，事实上，王国维提出了人的形而上价值这一哲学史上最尖端的问题。稍后，鲁迅也肯定了人“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自此，对人的形而上意义的探索成为新诗持续不断的重大问题，冯至祈愿用诗歌“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穆旦“常想飞出物外”的渴望，顾城对人的必死命运的绝望求索，海子追问嗜睡的母性实体，郑敏呼唤终极安慰，均充溢着不可知的气息。

无论是对人的主体意志的扩张，还是对人的终极命运的洞视，新诗的哲学作为一种人的哲学均封闭在人自身之内。新诗几乎抛弃了自然的价值，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等问题。作为体现人的哲学的诗歌意象，自然集中在人内部，集中在意。意象的封闭性是封闭性的人的哲学的直接反映。主体哲学的过于发达主宰了新诗的美学倾向，也决定了新诗意象的封闭性、单一性甚而扭曲性等特征。

新诗意象有待恢复平衡性

对人的深刻洞视使得新诗开辟了一个新的哲学境界。中国传统哲学和诗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关联性思考，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同本性，探索人融于自然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脉息，但却忽略了对人本身的关注，不鼓励生命冲动，不主张深入展开生命矛盾，不探视令人眩晕的存在深渊，不思考终极问题。人作为宇宙之灵和自然进化的最大成果，具有极大的自明性和存在的彻底性，对人的独立探索是探索宇宙奥秘的重要途径，这为中国传统哲学和诗学所忽略，却是新诗的重要贡献。新诗的意象所昭示的正是这样一个深刻的人的境界和极为崇高的形而上之境。

新诗意象昭示了一个新的宇宙，却也孕育了新的危机。意象过于向意的一方发展，使得意与象严重失衡，这是哲学精神失衡的表现。由于中国新诗是在后形而上语境中接受西方哲学的，中国诗人通过体悟西方哲学得以进入了精深的形而上境界，虚无、怀疑、悖论、绝望、恐惧等负面精神，伴随了中国新诗哲学精神发展的每一个步伐，王国维、顾城、海子、骆一禾等具有尖锐精神体验的哲学诗人的非正常离世，更说明了主体哲学的偏执和极端。

新诗的意象特征和哲学发展说明，仅仅在人自身内探求人的意义是没有出路的。人是存在的精华，但人始终是存在的一部分；人为了看清自我的神圣和绝对，可以最大限度地向无限远航，但人不能绝对脱离存在，人必须与广大的宇宙取得精神联系以获得对人的本质的更合理的说明。新诗的哲学精神建设应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打开更广阔的视界，包括向传统哲学和世界其他民族哲学学习。只有在更合理的哲学基础上，新诗意象才能得到更合理的重建，才能在更高的哲学意义上恢复意象的开放性、平衡性、有机性等特征，诗歌才能成为更本真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