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0 汉赋奠基者、辞宗：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汉族，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一说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时以訾(钱财)为郎，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些并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景帝不好辞赋，待梁孝王刘武来朝时，司马相如才得以结交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后来他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他为梁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并因此被武帝赏识。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广为流传，闻名中外。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同时，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安边功臣”，名垂青史。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司马相如赋才天纵，文思萧散，控引天地，错综古今，旷世莫比。他是汉赋的奠基人，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鲁迅说：“不思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司马相如还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

No.9 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汉族，江西临川人。公元1583年(万历十一年)中进士，任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因弹劾申时行，降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又因不附权贵而免官，未再出仕。曾从罗汝芳读书，又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在戏曲创作方面，反对拟古和拘泥于格律。作有传奇《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以《牡丹亭》最著名。在戏曲史上，和关汉卿、王实甫齐名，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还著有小说《续虞初新志》等。

　　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12岁的诗作即已显出才华。14岁补县诸生，21岁中举。这时，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26岁时刊印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未传)，第三部诗集名《问棘邮草》。28岁时作第一部传奇《紫箫记》，得到友人的合作，但未完稿，10年后改写为《紫钗记》。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1591年(明朝万历十九年)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并抨击朝政，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愤而弃官归里。家居期间，心情颇矛盾，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一方面却又指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昇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

　　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一名《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牡丹亭》即《还魂记》，也称《还魂梦》或《牡丹亭梦》。它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在《牡丹亭》之前，中国最具影响的爱情题材戏剧作品是《西厢记》。而《牡丹亭》一问世，便令《西厢记》减色不少。这些剧作不但为中国历代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此外，汤氏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

　　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1卷，《问棘邮草》2卷。

　　汤显祖在戏曲批评和表、导演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他通过大量书札和对董解元的《西厢记》、王玉峰的《焚香记》等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尺牍《答吕姜山》)。他和以沈璟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吴江派作家进行了顽强的论争。尤其是作为1602年前后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不仅记述了弋阴腔的演唱情况，为中国戏曲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而且对表、导演艺术发表了精辟见解，强调演员要体验生活，体验角色，领会曲意，在生活上和艺术上严以律己，以人物的感情去感染观众。他自己勤于艺术实践，“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同临川一带上千名演唱海盐腔的宜黄班艺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实际上成了地方戏曲运动的领袖。他还亲自为演员解释曲意，指导排练，“自踏新词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No.8 千秋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杜甫的文学作品有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

　　杜甫的诗歌地位，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杜甫西南漂泊这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No.7 惊神狂人：徐渭

　　徐渭(1521—1593)，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中国明代嘉靖年间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戏曲家，民间文学家，美食家，历史学家。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公认为青藤画派之鼻祖。所著有《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草》及杂剧《四声猿》，戏曲理论《南词叙录》等。被中国抽象绘画之父和民间思想家朱明誉为：“真正的奇才”、“千古书画，当有徐渭是也”。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清代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民间也普遍流传他的故事传说，关于他年轻时如何聪明，后来如何捉弄官宦等。

　　徐渭出生于败落的官吏家庭，年幼时父母与两兄弟相继离世，他成为孤儿。他自幼好学，胸怀大志。后来，他投笔从戎，成为闽总督胡宗宪的幕僚，后被牵连，精神不济，在幻觉中误杀了妻子，被捕入狱，后为友人张元汴营救，免于死刑。后来，他因为不敷衍权贵，生活无以为继，以致贫病交加，最后倒毙街头。

　　六十岁时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文学艺术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他才气高迈，“眼空千古，独立一时”(袁宏道语)，把胸中郁愤都发泄出来，终于成为明末文坛一颗“光芒夜半惊鬼神”的巨星。万历二十一年，徐渭走完了他艰辛的一生，时年七十二岁。

　　文学方面上，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著作有：《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

　　在戏曲上，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书法上，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徐渭超越了时代，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徐渭书法和书法观的产生，与明中、晚期整个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的。俆渭书法也是对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黄、米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

　　在画作上，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

No.6 书法笔祖：李斯

　　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秦朝丞相，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千古一相。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秦统一之后，李斯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和完善了秦朝的制度，力排众议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提出并且主持了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的统一。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李斯贡献巨大，后被赵高所害。

　　李斯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文上承战国荀卿，下启西汉邹阳、枚乘，不仅布局谋篇构思严密，而且设喻说理纵横驰骋，既重质实，又饶文采，往往文质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坛上一枝独秀。李斯散文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其中作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的《谏逐客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当时韩国为阻滞秦国的进攻，谋求耗蚀秦国的国力，故而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修灌渠。后被察觉，秦王嬴政遂在宗室大臣的怂恿下并不明智地颁布了逐客令。李斯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作此文，意欲谏止逐客。文章站在跨海内、制诸侯，成帝业的战略高度，紧紧抓住秦国利弊得失这一要害立论。全文立意高远，议论恢宏，不尚空谈，笔锋犀利，说理透辟，首尾贯通，一气呵成。此谏书呈上后，立即打动了雄才大略同时也刚戾自专的秦王嬴政，遂取消逐客令，对以后顺利实现秦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谏逐客书》可以说是语言运用艺术的直接实用性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力作，历来为人们所宝重。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曾赞誉：……李斯之止逐客，并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李斯作品除上述散文外，还有碑铭。秦始皇先后曾五次巡行天下郡县，其中自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四次巡行中，都命李斯刻石记功，计有《邹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碣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通。

　　李斯还是书法家，其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敬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稽刻石”。从写法上看，除《琅邪台刻石》前为每句四言，两句一韵的韵文，后为散体，韵散相续之外，其余六篇皆为每句四言，三句一韵的韵文，具有明显的承衔《诗经》中雅、颂体式的特点，虽然形式上不免板滞之嫌，缺乏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但是体貌庄重，气度雄壮，也颇显朴质廉劲之风。这些铭文作为现传最早的功德碑铭，为后世历代相沿的此类文章的撰著提供了范本，影响所及还是相当深远的，故而历来颇受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止一处予以评论，其中《封禅》篇云：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箴铭》篇云：至于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李斯的文学和文字的造诣令后人景仰。他的文章论证严密、气势贯通，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流，鲁迅曾称赞李斯：“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然子文字，则有殊勋。”他的书法“小篆入神，大篆入妙”，被称为书法笔祖。

No.5 诗歌之父：屈原

　　屈原(约前340年-前278年)，华夏族，芈姓屈氏(芈后改为熊姓)，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新考古发现可能实际为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主要作品为《离骚》，《九章》，《九歌》，《天问》，《哀郢》，《怀沙》，《招魂》,出自屈原的名句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mì)罗江自杀。老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定于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是关于端午节其中的一种说法)。对于屈原的忠而见疏，后世诗人阵志岁遥为郁结，其诗《屈原》云：“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佞分。材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此不仅对爱国者屈原，也是对历代“王之荩臣”(《诗·大雅·文王》)的由衷忾惜;不只对当时楚王，也是对其他昏暗君王的一深刻批判。

　　屈原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有《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离骚》是其的代表作，370多句，2400多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言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古今罕有。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No.4 史家绝唱：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人尊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

　　青少年时期的司马迁是在家乡度过的，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曾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主持史书的编写工作，监管国家典籍，另外天文历法也是其职责，类似钦天监)，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继承其父对《史记》的编纂。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进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司马迁含垢忍辱忍受“宫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共得130篇，52万余字。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130篇，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迁还是天文学家。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没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No.3 千古“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303年—361年)，字逸少，晋代书法家，是世上难得的才子，享誉“书圣”之称。王羲之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有关于他的成语有入木三分、东床快婿等，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诸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因而他享有“书圣”美誉。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褉(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为此诗集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天时地利人效果发挥极致，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当代留美书法新秀刘铎曾赞叹：“好字唯之(之，王羲之)”。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 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No.2不朽诗仙：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祖籍陇西成纪，出生于西域碎叶城，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生活，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应山。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两年半，就赐金放还而去，然后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异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一切可惊可喜、令人兴奋、发人深思的现象，无不尽归笔底。李白作品天马行空，浪漫奔放，意境奇异，才华横溢;诗句如行云流水，宛若天成。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是屈原之后中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与杜甫并称「李杜」，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

　　李白诗篇传诵千年，众多诗句已成经典，例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在诗歌上的艺术成就被认为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李白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收录于卷161至卷180。有《李太白集》传世。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李白的诗歌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

　　李白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就征服了朝野上下，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地位，其对后世的影响则更为巨大，这主要表现其人格魅力和诗歌艺术成就两方面。李白诗歌中所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他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种与山水自然冥合的潇洒风神，曾吸引过无数士人。

　　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旷世奇才，他给中国诗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是不朽的。

No.1 全能文艺天才：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6岁。南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北宋时期眉州(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苏洵的大儿子，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苏轼先后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因“满肚子装着不合时宜”，与当时旧党、新党均政见不同，无数次被贬至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惠州、琼州、常州等地，也许是中国古代受贬谪最多最频的官员、文人之一。他个性耿直，奖掖后进，政治上虽属保守，也常有改革弊政的要求。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其在文艺各领域才学、成就之全面、精湛，放眼全世界亦罕见。

　　在散文上，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代表作有前后《赤壁赋》、《石钟山记》等，行云流水，明白畅达，清新简练。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两大高峰之一。

　　在词作上，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最伟大的词圣，是“豪放派”奠基者与代表人物。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风格豪放磅礴，挥洒自如，影响深远。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

　　在诗歌上，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各体皆工，尤长七言，质朴清丽，自成一家，于宋代文坛同黄庭坚齐名，并称苏黄。代表作有《东坡七集》等。叶燮《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在书法上，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世人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在绘画上，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代表作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后代文人称苏轼为“坡仙”“诗神”“词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