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延河》十问

1，在普遍的印象里，中国当代诗歌似乎一直拖着一条农耕文明的尾巴，“村落”可能是中国为数众多的当代诗人最难绕开的意象，自从中国文学开启现代性历险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注定要面对这一问题？

答：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重新温习一下何为意象。据词典解释，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简单地说，就是寓意之象；再简单地说，就是借物抒情。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庞大的农耕国度，作为生长于斯的中国诗人，理论上允许对熟悉的事物熟视无睹，事实上却几无可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个信赖的人一般是母亲——所以几乎每一个诗人或多或少都会写下赞美母亲的篇什；第一个熟悉的环境一般是村落，所以发乎情止于礼的诗人们喜欢从“村落”迈出借物抒情的第一步一点也不意外。物质的日新月异不过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档次较低的那一部分，西装革履下也许罩着一具腐朽之体：悖论是美，更是哲学。从这个角度望去，诗人（不仅仅是中国诗人）献给“村落意象”足够的敬意便显得如此水到渠成，更何况村落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词汇，例如，帝都西安就曾是一个大村落，而今天的北京和上海无非两个更大的村落。诗人被时代和科学技术冷落谈不上多么糟糕，但如果诗人因此而抱怨“村落”乃至于怨恨“村落”，寄希望于在“现代性”上豪赌一把，就需要保持一点点警惕了：“破四旧”的经历恍如昨日，教训恍如昨日。

2，在古典诗歌中，我们不止一次领略到：中国古文明的底蕴隐伏在乡村世界。然而，在当代历史波浪式的阶段性进程里，我们见识过太多无法与中国乡野世界真正相匹配的肤浅庸俗甚至虚假不堪的“乡土抒情”，此间产生的诸多作品也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内在精神的独立性，就个人而言，你怎样估价这二者之间的失衡？

答：的确，有人在用乡土的浅表性抒情败坏着乡土的胃口而且乐此不疲，要想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文本能与乡土相濡以沫，什么样的精神能与乡土文明相得益彰，连上帝都感到为难。当他们在诗中为踩死一只蚂蚁而再三夸大自己的忏悔时，当他们住着装修奢侈的房子却在公开场合一本正经地表白自己因为经济困难而只能在墙上画一台用来观看的电视机时，当他们对“诗歌没有改变我的生活，但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不屑一顾时，他们犯下的基本错误是既高看了自己又低估了别人（有辨别能力和批判立场的那一部分读者），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作为概念的“智商”有两套标准，至于诗歌，只不过是一个挂在胸前的实用性附件（亏他们想得出来！）随时可以丢弃，而我们从其作品中体味到的多是哭笑不得的“诗意”、背道而驰的“诗意”和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诗意”——塑料花非花？错！水泥地上能种植庄稼？完全可能！！速度、欲望、虚伪和粗制滥造从来属于艺术的敌人，但不在少数的中国人相信，他们能用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难以置信的倒计时方式搞定罗马或科隆大教堂。面对你的提问，我个人以为，对于一个有良知有趣味有见地的诗人来说，评论两者之间的失衡远没有避免两者之间的失衡更重要，更有意义。

3，海子是当代广受喜爱的诗人，他的纪念日在2012年还引发出诗歌之外的话题，诸如理想主义的陨落、80后一代突然爆发的怀旧情绪等。但是，假如我们仅从海子构造的诗歌意象去看，会不会感觉略显单调、沉闷？你对海子诗歌意象的生命力和其后续继承的可能性持何态度？

答：在中国新诗并不漫长的历程中，海子是唯一一个我们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传奇。海子之后，目前还没有新的大于海子的诗歌传奇发生。尽管如此，围绕海子展开的话题还是显得多了一些。海子是一个诗歌天才，虽有巨大的诗歌抱负，但缺少横扫六合的帝王之气（纵观历史，天才和帝王完全是两回事），他的诗歌创作生涯有如奔马脱缰，又似烈火燃烧，命运没有给他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斟酌，去推敲，像长河入海因为流淌缓慢而变得视野开阔，茶禅交融（那样的话，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西川？），我们在其作品中读出意象单调沉闷之类的嫌疑并非不可接受——但假如——意象不是海子最为器重的诗歌诉求和最后的诗歌手段，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单独剔出海子作品中的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貌似走在条分缕析的道路上，实则有失客观和公允，海子的“被诗歌史”其实与海子本人并无直接关系，随着时光的流逝，海子将会越来越退到幕后，让作品替自己说话。两千多年来，这既是无数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符合古往今来的艺术规律。

4，一般来说，我们决不否定一个诗人回归古典的乡土诗歌意象的努力，比如像杨键这样的诗人目前就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他们对面，中国日益具有严重意义的城市化并未催生相应的具备城市气质的诗歌形态，你对当代诗歌一直匮乏城市意象是怎样理解的？

答：回归古典的乡土诗歌意象，看起来有点倒行逆施的影子，不过《圣经》上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假设“新”对“旧”有一定的心理优势，那么，“新”对“更新”就应该心怀自卑——生生不息，生死轮回，万物奥秘何曾掌控在人类的意志当中？杨键不写工业时代的机器轰鸣，而写机器轰鸣之余的乡土寂静，写乡土之上的芸芸众生，写芸芸众生的无奈、沉重和在命运面前表现出来的释然，与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脉相承，但请注意，两者之间已有长达一千多年的时空隔阂。值得玩味的是，杨键和杜甫一样，都没有被安置在“乡土诗人”的庙堂里。回到问题所在，当代诗歌为什么匮乏城市意象，我想，根本证据大抵有二吧：要么诗歌并不需要汽车和高楼装点门面，要么城市在跑道上加速时对内敛的事物从来不感兴趣。两者相安无事才不会发生拉郎配式的悲剧，在中国，诗歌和城市的关系也许就是一个例子，它们因为彼此缺失而各自庆幸。

5，假如与西方现代诗歌做个对比，你认为中国诗歌在意象构成方面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答：西方现代诗歌体系庞杂，佳构纷呈，是一个一言难尽的概念，中国现代诗歌的成长泥沙俱下，但收获也有目共睹，两者之间有着全方位的藕断丝连的关系。从成长的断代角度来说，西方现代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的老师（至少是兄长），但肇始于美国的意象主义却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到了理论依据和创作范例，意象派的宗师庞德就曾公开宣称：“中国古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他甚至不遗余力地翻译李白的诗篇以证明“殊途同归”的渊源和必要性。否定的否定是肯定，老师的老师是自己人，开个玩笑吧，与其向老师学习，不如向老师的老师学习。中国现代诗歌如何完善丰富意象构成？我觉得有智慧的幽默和不动声色的从容可能不失为捷径，可能会抵减成长中所缴纳的学费：坟前化蝶美则美矣，但过于沉重；无限风光在险峰是则是矣，但缺乏含蓄。当然，“捷径”有时属于有争议的词汇，艺术的“捷径”有时并不是一个十分靠谱的东西。

6，中国当代诗歌在某些具体意象的构造和使用上似乎一直陷入二元对立的怪圈，好与坏、光明与黑暗这些诱发对立的规训话语总是缠绕其中，诗歌的判断于是日甚一日滑向浮躁。这种论战性很强的思维模式更适合于政论，而不是诗歌艺术，诗歌中的二元对立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僵化了当代诗歌意象的活力。在你看来，这种人为形成的对立的诗歌意象，其优劣之处分别在哪里？

答：诗人的境界决定了其作品的境界，诗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作品的局限性: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已不是“可怕”的问题，而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有人宣称他的骄傲来自于 “他是一个中国人”，但这种过度的一厢情愿的骄傲或不值得通过诗歌来认证，艾略特是不是可以写他的骄傲是美国给予的？当然！博尔赫斯是不是可以写他的骄傲是阿根廷给予的？当然！米沃什是不是可以写他的骄傲是波兰给予的？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热衷于时事的诗人能不能学一点曲线救国的诗歌哲学呢？诗歌写作允许有立场，有辩论，一旦成为绝对意识形态的传话筒和扩音器，艺术就可能和制作小板凳一样简易了（制作小板凳也需要智慧，但那是一种小智慧几可忽略）。阿多尔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塞尔维亚·普拉斯说：“我不写投向广岛的原子弹，我要写月光下墓地的凄凉。”似乎是色彩冷淡身不关己的诗句，却有着人性中浓得化不开的温暖和思索，在他们面前，多少所谓的时事诗人死无葬身之地啊。一般情况下，简单对立的诗歌意象是一种比例失衡、劣迹斑斑的构成，艺术附加值少得可怜，谈论其优点未免有些残忍。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诗人在这个问题上跌的跟头特别多，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跟头还得继续跌下去。不能移走障碍时请绕过障碍：独善其身，中等的选择足以成就一个品质不错的诗人。

7，你最喜爱的诗歌意象是什么，它是怎样进入你具体的诗歌写作过程的？

答：在观照自身这个问题上，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并不比从前的人做得更好。诗人当然也不例外。我在诗歌写作中虽然有一些个人偏爱的意象，但若要说最喜欢的，还是显得踌躇。前不久我出了一本新的诗集，名为《粥中的愤怒》，有几位得到这本诗集的人——多是与诗无关者——先入为主地说，一定要认真读一读《粥中的愤怒》这首诗（大抵好奇于粥中何来愤怒吧）。遗憾的是，并没有这么一首诗，它只是我为这本诗集量身定做的一个名字。这本诗集中出现了洪水、村庄、异乡人、漫游，钟表、县城、桥、岛屿，火车，盲人、户部乡、死亡、话筒、寻人启事、河流、风筝、白内障……等等，但我最喜欢的意象（也许只是一个元词），除了子虚乌有的封面之“粥”，粥中的“愤怒”，再让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暴动”了，虽然它在诗集中也只出现过一次。从初期酝酿到最终落到纸上，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堪称漫长和复杂：《暴动之诗》，一首14行的短诗，它释放了我的人生，但“暴动”究竟怎样进入了我的具体的诗歌写作过程，又究竟怎样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演变成我的灵魂的“个体背景”，我仿佛有点记不清楚了（不排除故意的可能）。

8，假如我们把意象简化为一些语词，你能否列出你诗歌写作的一些关键词？在你运用诗歌意象的过程中，怎样对待“脏词”？

答：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词汇，不妨把我的几首长诗题目罗列于此：《另起一行》《彼岸惆怅》《序曲，或者开始》《山河仍在》《在山大，在小树林》《这里，这里》《后梁祝札记》。局部而言，“惆怅”可以作为我的诗歌写作的关键词之一，诗评家燎原认为我的诗歌语言中有“自嘲，反讽，谨慎，和适度的调侃”，必须承认，他洞悉了我的诗歌初衷和写作策略。对于所谓的“脏词”，我的选择是敬而远之，诗歌毕竟不是骂街，不是杀人越货，也不是再现骂街和杀人越货。尽管“脏词”本身并无过错，但“脏词”的诗歌使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使用者的“卫生状况”。若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以不恰当的方式与“脏词”沆瀣一气，终归难脱清泉濯足、焚琴烹鹤的嫌疑，而清泉濯足、焚琴烹鹤无论如何算不得富于诗意。当然了，使用“脏词”的人会坚定地认为，他们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方式使用了“脏词”。与“脏词”保持何种关系完全基于个人好恶，写作者有如此写作的理由，阅读者则有放弃阅读的权利，这种状况属于典型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陈述，这里不再赘言。

9，在你的写作实践中，有没有一些本来漂浮不定的词语，也许，其中的某一个还最终成为你诗歌中较为常见的意象？你能否回忆一下这种意象的获得途径？

答：年轻时，我赞美眼前的事物；年轻以后，我开始向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致敬；现在，我十分愿意在冥想面前完成属于灵魂的“私有暴动”。的确，没有一个合格的诗人喜欢固步自封（哲学家早有警告：只有变是不变的），一些词语及其意象指向，因为时间和个人阅历的变更而沧海桑田，而成为生根的厚积薄发的存在，既是对写作的一种无形褒扬，也是缪斯女神赐予诗人的莫大恩泽——我渴望这样的礼物降落于身，这意味着我还没有得到它，还没有哪个词语因为我的频繁使用而烙上明显的“王氏痕迹”。意象的个体难度和诗歌的公共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人都有在细雨中呼喊的经历，但最终是卖血，活着，胆小如鼠，世事如烟，当生活的道路和艺术的道理达成命运允许的某种妥协，当我或欣欣然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拆东墙补西墙的惭愧已经在麻木之路上越走越远，而对意象的获取途径的梳理则发生了栓塞现象（恰如此时，这个憎恶答非所问的人居然试图在答非所问的圈套中替自己辩解）。从“青春的集体之歌”到“带愤怒的眷恋”，我用了20年时光：“多年以来他喜欢在下雪的日子洗澡却苦于找不到原因。/落到纸上的梦才算向这个世界哭过。”情况就是这样，我至今没有寻找到在下雪的日子洗澡的原因，而诗歌培训班的教员们头头是道，一个更比一个未卜先知，一个更比一个真相在手。

10，你对某一个具体的诗歌意象的使用是随机的还是有意为之，对意象构成的意境指向是否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在你个人的写作体验里，写作诗歌的持久动力是情绪表达的未完成还是意象的未完成？你有没有进行过任务式的（指令性的命题）诗歌写作，那时，你的意象秩序处于何种状态？

答：我对诗歌意象的使用，有意为之的尝试远多于随手拈来，这并非我的诗学理念在作祟，而是个人性格中的“谨慎”发挥了作用。对意象构成的意境指向，也基本按照我的“审美刺激”和“建筑逻辑”来完成——诗歌是一项节约语言成本的艺术，通过筛选词汇继而构成自己的意象体系是诗人的责任和价值所在。写作诗歌的持久动力既来自情绪表达的未完成也源于意象的未完成：前者贯彻最古老的诗歌使命，而后者呈现历经淬炼的文本纯度，重要的是合理分配两者之间的比例。对于指令性的命题作文，我视之为一种另类考验并且从不忌惮让它们与我的其他诗歌文本相提并论。因为这种写作属于“戴着镣铐跳舞”，要求诗人不能天马行空，不能仅仅耽于自己做自己的诗歌首领，必须兼顾诗歌的外部要求，也就是说，需要在诗歌的教室里给“社会性”安排一个重要位置（站在平衡木上并不困难，难的是在不掉下来的前提下完成动作）。2009年济南举办全运会，我受邀写过一首赞美体育的长诗《每一张脸上都有一条奔向大海的河流》。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收支倒挂”的文化抵达，有很多具体要求，诗中甚至不能出现任何一个运动员的名字，仅确定这首诗的题目就用去了我的三四天时间。当然，只要不把这种作品视为逢场作戏，应景而为，只要掌握了意象秩序的逆向使用和提纲挈领，被动的主题先行的创作其实也无需视为洪水猛兽，1961年，约翰·肯尼迪就曾邀请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为他当选美国总统创作新诗，而弗氏在其就职典礼上朗诵《一无保留的奉献》早已成为诗歌史上的传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