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说到尼采与傅斯年的渊源，傅斯年在北大上学期间，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开始阅读尼采。而留学欧洲时继续购买和阅读尼采，更加深了他对尼采学说的理解与认识，尼采学说增强了他对兽性主义的信仰

一 尼采

在国图翻查外文老书，提出一册阿莱维(D anielH alévy)的《尼采传》(The Life ofFriedrichN ietzsche，tr. by J.M . H one，T.FisherU nwin，1914)，发现前衬页有一行钢笔题字：SzunienFu London M arch 1920。封面内侧贴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书票。老友高山杉在一旁兴奋地说这是傅斯年藏书。

1920年8月1日傅斯年给胡适信中说，他抵英在2月末，在伦敦大学听讲一学期，因俞平伯偷着要回国，傅斯年赶去法国想把他追回来。他3月20日左右才从法国马赛回来，因而这一学年不算，要从当年10月算起。他正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趣很浓。又说：“年限增长，范围缩小。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三十七册第350-352页)。这册《尼采传》正是他1920年3月初到伦敦时买的。而傅斯年早在1918年8月9日致蔡元培的信中就提出：“(西洋)凡欲研治哲学者，其算学知识必须甚高，其自然科学知识，必具大概。”(《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一卷第1页)毛子水在《傅孟真先生传略》里说傅斯年“在北大念书时，对文学史学哲学各方面，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心中以为治科学是治哲学的基础，所以赴英后，即进伦敦大学治生理学，打算从生理学以通心理学，而进于哲学。”(《傅孟真传记资料》[一]，第7页)所以他在英国学心理学和科学都是为进一步学哲学做准备。现在有些研究者如王汎森认为傅斯年最初到欧洲为了学心理学，杜正胜也认为“傅斯年是科学迷，在中国早已向往的实验心理学”，他们都忽略了眼前的直接证据。

《尼采：一个神话尝试》扉页上有傅斯年的题署。

后来在国图又提出多册尼采著作、传记和研究作品，都是傅斯年旧藏：

《尼采：生平及其著作》(R aoul R ichter，FriedrichN ietzsche：sein Leben und seinWerk，Z w eite A uflage，FelixM einer，1917)，扉页有钢笔题字：陇西李永。《青年尼采》(ElisabethF rster-N ietzsche，D er JungeN ietzsche，Alfred Krner，1912)，封面的布面上有钢笔题字：斯年，扉页上钢笔题字：陇西李氏。

高山杉一查，这个李永是傅斯年的另一个名字。那廉君在《傅孟真先生轶事》里说：“孟真先生的母亲姓李，在孟真先生尚未成年的时候，大概是从母姓，所以孟真先生的藏书中，有不少书籍上面所写的名字是‘李永’。‘李永’，据说就是孟真先生。”此书又添了一个佐证。

《尼采：一个神话尝试》(ErnstBertram，N ietzsche：Versucheiner M ythologie，Bei G eorgBondi，1921)，灰色布面精装，书脊上有：N ietzscheBertramF.S.这是傅斯年自己改的精装，F.S.是傅斯年名字Szunien Fu的缩写。前衬页有黑色钢笔字：斯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柏林。原来的封面改成后衬页，上面有黑色钢笔字：斯年中华民国十五年。

《孤独尼采》(D er einsam eN ietzsche，H rsg.Elisabeth F rster-N ietzsche，Alfred Krner，1922)，前衬页有黑色钢笔字：斯年一九二六年二月。《青年时期作品》(Jugendschriften，Dichtungen，Aufstze，Vortrge，Aufzeichnungen undphilologische Arbeiten 1858-1868，M usarionVerlag，1923)，这是M usarion版《尼采全集》第一卷的特别版。傅斯年自己改的精装，黑色皮脊，精装16开，四角包皮，黑色布面。书脊有：F.S.字样。前衬页二有黑色钢笔字：斯年中华民国十五年。棕色封面改成书后衬页。

《成长中的尼采》(D erW erdende N ietzsche，Autobiographische Aufzeichungen，M usarion，1924)，傅斯年自己改的精装，同样的黑色皮脊，精装大32开，布面装帧，书脊有：DerW erdende Nietzsche F.S.字样。前衬页二黑色钢笔字：始兴后世斯年。原封面改为后衬页，上面有钢笔字：斯年。

《尼采文集》16卷(Alfred Krner，1903- 1921，索书号：B3312.A21903)，纸面精装，这套书是傅斯年旧藏。其中第一卷有签名(1903)，前衬页一黑色钢笔字：斯年十三年八月。后面十五卷，都没有签名。

贝尔特拉姆(ErnstBertram，1884-1957)这册《尼采：一个神话尝试》，是一本尼采研究名著，当时是畅销书，从1918年到1929年，出了不下七版，印了两万一千册，也影响了同时代如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人对尼采的研究。傅斯年这册是第二版。傅斯年不但在1924年8月买了K r ner版尼采文集，还买了尼采妹妹伊丽莎白的这册《孤独尼采》。伊丽莎白曾写过三卷《尼采传》(1895-1904)，后来又把这套书修订删节成《青年尼采》(1912)和《孤独尼采》(1913)两书，傅斯年把这两册全买了。而《成长中的尼采》上的“始兴后世斯年”签名，据艾俊川兄考证，南朝宋傅亮，因拥立宋文帝而进爵始兴郡公，而傅斯年是其第五十五世。通过傅斯年改的精装判断，此书也和《青年时期作品》一样，均购于1926年。自1922年M usarion版《尼采全集》开始出版以来，增补了不少尼采的遗作，因而傅斯年会买《青年时期作品》、《成长中的尼采》这两册作为他那套文集的补充，它们是M usarion版全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十一卷的自传部分。

说到尼采与傅斯年的渊源，傅斯年在北大上学期间，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开始阅读尼采(《随想录》，1919年5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五号，载《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二册第149页)。而留学欧洲时继续购买和阅读尼采，更加深了他对尼采学说的理解与认识，尼采学说增强了他对兽性主义的信仰。傅斯年在《我对萧伯纳的看法》里谈到，他二十六七岁时崇拜萧伯纳，而他到英国，尤其到了德国之后，知道了他对于瓦格纳、尼采的关系，而对萧伯纳的兴趣大减：“尼采是个真的诗人和创造思想者，萧伯纳可不是。”(1950年11月16日《自由中国》第三卷第十期，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第38页)而他1932年10月30日发表的文章《陈独秀案》里引了陈独秀的主张，赞同陈独秀的兽性主义等教育纲领：“他的思想中这个‘尼采层’是使他最不能对中国固有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协的，也正是他为文学革命伦理改造两运动中之原动力。”(《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这个兽性主义恐怕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所以这些傅斯年的尼采旧藏，也是探索他和尼采关系的重要材料。

二 来源

王汎森根据《傅斯年档案》里一份1938年编制的傅斯年非中文藏书书目，说当时傅斯年的西文藏书里，主要集中于心理学、语言学、数学、物理学和历史学等，他认为这些外文书几乎都是傅斯年在欧洲时买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2012年版，第72页)。而他现存的私人藏书里只有一些1918年以前出版的英文书，如文德尔班《哲学史》(购于1916年)，罗素的《哲学的科学方法》(购于1918年)，杜威等人编的《创造性思维：实用主义态度论文集》(购于1918年)(同上书，第26页脚注)。现存台湾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藏书里也保留了庞加莱、马赫等一类科学哲学书籍。这样看来傅斯年留下的1938年藏书目录和现存外文藏书里没有在欧洲购买的哲学书，原因应是因为傅斯年对哲学失去了兴趣，而把这些藏书处理了。傅斯年1926年9月22日晚离开巴黎经意大利回国，这些书一并运回来。傅斯年1929年回到北平，当年6月5日史语所迁入北海静心斋，直到1936年3月初他才离开北平搬去南京。估计很可能这期间他把在欧洲买的哲学类外文书一并赠给了北平图书馆。

最近发现了一册希尔伯特(David H ilbert)的《线性积分方程一般理论基础》(G rundzügeeiner Allgem einen Theorie derlinearen Integralgleichungen，B.G.Teubner，1912)，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印章，前衬页有黑色钢笔字：SzunienFuBerlin-Dahlem1924。这是他刚到柏林时买的。还提出过一套七卷本《莱布尼茨数学文集》(LeibnizensM athem atische Schriften，7 Vols.，H rsg.C .I. G erhardt，B erlinandH alle：A . A sher &Com p.and H .W .Schm idt，1849-63)，这是佩尔茨(Georg H einrichPertz)主编的《莱布尼茨全集》第三编(Leibnizens G esam m elteW erke Ausden H andschriften derK niglichen BibliothekzuH annover，Dritte Folge)，第一二卷(1849-50)是合订在一起的，此书黑布书脊上有：S.Fus Library。这也是傅斯年旧藏。此册莱布尼茨应为柏林A .A sher &Com p初版的影印本，纸张都很差，印刷字也有些模糊。随后提出其余六册，看纸张和印刷都是初版。第一二卷合订本应该是傅斯年为这套书配的缺本，买不到原版，只好用影印的本子了，然后统一装订。第三卷有两个分册(1855-1856)，而第四卷(1859)，前衬页有钢笔题字：与吴洛夫往来信一卷「为」装(时以之)者误」入此册中。看字迹就是傅斯年。里面果然有《莱布尼茨与沃尔夫通信集》(1860)，此册属于哲学通信集，不该收入数学文集，这是装订者误装，而且书脊上把傅斯年的外文名也给打错了。其中藏书用的英文，会不会是傅斯年在英国时购买并装订的。看来傅斯年当时处理给北平图书馆的不只是哲学外文书，还有数学书。而高山杉也发现一小册《莱布尼茨对无限的分析》(Leibnizüberdie Analysisdes U nendlichen，Akadem ischeverlagsgesellschaftm .b.H .，1920)，这是著名的奥斯特瓦尔德精确科学经典丛书本，扉页右上角有傅斯年的签名：S Fu，封底有铅笔：29.4.22。傅斯年如此集中买莱布尼茨的数学著作，应该与他在英国时学习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1900)有关，该书附录部分就是莱布尼茨著作的摘录。而傅斯年在美国养病期间，还在1948年4月21日致英国剑桥赫费父子书店(W .H effer.& Sons.Ltd.)的信中，提出购买《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第二版(1937)、《决定论与物理学》(1936)、《物的分析》(1927)等罗素著作(《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352页)。

说来有意思的是，几个月前曾发现过一套八卷本《伏尔泰全集》(O euvrescom plètesdeVoltaire，avec préfaces，notes etcom m entairesnouveaux，parEm ilede la Bédollière & GeorgesAvenel，Aux Bureaux Du Siècle，Paris：J.Voisvenel，1867-70)，此书红色皮脊布面，大8开精装，扉页前有一幅版刻的伏尔泰肖像。扉页上有一朱红方印：“大綵”，当时想该不会是傅夫人俞大綵的藏书吧。现在对照《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5页那枚“大綵”的藏书印，二印虽有不同，藏书上的印是篆字。此印也是傅斯年的藏书印之一，在自己藏书上加盖夫人的名章，似有夫妻共有之意。俞大綵1931年从沪江大学毕业，主科是社会学，她会英文，对英语文学感兴趣，可没听说会法文。傅俞二人是1934年8月5日结婚的，后来因为举家南迁，而把不用的书处理了。不过从傅斯年1948年4月给威廉·詹姆斯《论文与评论集》(C ollected Essays andR eview s，Longm ans，G reen andCo.，1920)书后题记看：“詹母士书，二次战前，余多有之，战后至北平，心理学两册犹在，此是以前致力之书也。”(《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42页)，他北平前铁匠营胡同二号寓所也留了些藏书，日据时期有些损失。

而前段时间查阅资料，发现1932-1933年度傅斯年赠了一册容媛、容庚为史语所编的《金石书录目》给平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六月)。1935-1936年度平馆接受赠书：“西文书籍期刊赠书及交换者共三四二二册……就中较为要得者列举如下：傅孟真斯年先生赠明正德刊本《大明会典》残本二一册，又西文哲学及数理书一二一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四年七月至二十五年六月，第2页)现在一共发现了55册傅藏，还有66册没有找到。

对于傅斯年捐赠的原因，可以考察一下他与北平图书馆的关系。1929年史语所迁移至北平原因之一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发达，便有图书馆资助。此时本所无力自办一适宜图书馆，欲就北平图书馆参考，亦以移北平为便。”(《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到北平后，傅斯年亲身参与了对北平图书馆的管理工作。1929年8月末，傅就成为新成立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据1930年11月25日北平图书馆函教育部及中基会1929年度报告，购书委员会委员有：陈垣、傅斯年、陈寅恪、胡先骕、叶企孙、孙洪芬、任鸿隽。1931年6月6日北平图书馆图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该旧购书委员会分为中文西文两组，丁文江、胡先骕、陈寅恪、傅斯年、孙洪芬、王守兢、顾子刚七人为西文组委员，傅斯年同时也是中文组成员。从1931年到1937年，傅斯一直任图书委员会委员。1933年6月，胡适为委员会委员长，傅斯年为副委员长。后来傅斯年多次连任，一直到1940年之后。他应该是看到北平图书馆外文藏书的缺乏而捐赠了书籍。而王汎森说“从1927年到1936年，傅几乎没有机会买任何西方语言的书籍”(《傅斯年》，第72页)，他偏偏忘了傅斯年作为北平图书馆的图书委员会委员和购书委员会委员，有便利的渠道购买西文书。为便利平馆购书(为获得折扣)于1930年成立的大同书店专门负责采购国外书刊。傅斯年也通过熟人从国外买，如1933年2月11日致信吴定良。

傅斯年买国外书刊，为了省钱办法可不少。王汎森还说傅斯年1924年下半年起“转向德国史学传统，尤其是兰克学派”，还奇怪傅斯年现存的藏书中没有兰克的任何著作(《傅斯年》，第69页注释5)。其实傅斯年自述里说得非常清楚，他在德国主要学习近代物理学和比较语言学。估计他没花多少功夫去注意德国史学传统，更别说兰克学派了。另外根据《北平各图书馆馆藏西文图书联合目录》，截至1930年底，当时北平各图书馆有兰克作品的就有北大、清华、燕京、平馆、松坡等八家，而史语所图书馆就有《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史》英译本(His-toryof the Reform ationinGermany，1905)，这显然是傅斯年经手购买的，傅斯年可能在国外图书馆借阅过，所以不能光看他现存藏书里有什么，还要考虑当时他朋友或图书馆有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