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恨水生当动荡岁月。民元以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军阀暴生，国无宁日，各地志士屡仆屡起，抗战以后，又辗转流徙，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固成问题，书籍的奇缺，更使精神难得点滴寄托。《剪愁集》即成于这一漫长时期，遭遇坎坷，颇多难言之隐。彼时新文学已大倡，小说、戏剧、散文、语体诗，构成新文学主流。诗词之道，虽未湮没，然亦颇乏市场，新文学家视之为远远落伍于时代的雕虫小技。更因北洋政府时代，老牌官僚政客往往把旧诗拿到势力场上作交际之用，与清客的媚态相揖让唱和，而其本质，却是私欲内里、风雅其外的。就连吟风弄月、偎红刻翠都算不上，徒成其妄念贪心的装饰品，结果自然不免连累到文艺本身。新文学家固然有激使然，多弃之如敝屣，一般中青年文人，对它亦冷落，虽然他们不免有些旧文学的功底。其实就主因来说，委实并非错在旧诗本身。周氏兄弟、俞平伯先生的诗词作品其价值均不在他们的新文学之下，而郁达夫的大量旧体诗，近年见有论者以为其审美分量在其小说、散文、文论之上，亦可谓知言。恨水先生那样饶于老派情怀的文人，他的诗词、散文，俱为小说的巨大声名所掩，实际上他的旧体诗词既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又能近接时代氛围，使个人品格与知识分子的怀抱相交织，同时亦将民间的疾苦、兴亡的情绪寄托其中。他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虽以章回体名世，实际上也是章回体的《家》、《春》、《秋》，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都并不在后者之下的。《剪愁集》之“剪”，略等于现代文论中的宣泄、升华之说，故言愁即是剪愁。在恨水先生或婉转或直截表达的种种深隐大痛之间，对于世风的转变，时代的激荡，民族的悲欢，我们后人不能不为之涕感三叹，虽然逝水流光，斯人已杳，但古今人情不相远，意识形态固已一变再变，而时代的风烟余烬里，后人亦不难找到自己类似的影子或理念。

《剪愁集》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虽然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但身处怨愁困乏，在孟郊、贾岛这些古人，一变而为通彻的绝叫，在恨水先生，却在言愁的当中保持了儒者相当的敦厚，愈见其沉痛悲凉，入骨的沉郁。他的绝句承转自然，无丝毫斧凿痕，妙在言语之外，是近乎天籁的那种。七律以其格局工整，可以写景，又可以传情，无如诗中最难学的就是这一体。恨水先生以渊深的旧学功底，天才诗人的情怀，笔下律诗多浩气流转，往往以血性语，直搔人生的痛痒。有时造意深远、措辞谋篇巧不可阶，仿佛字字露光花气，十分醒眼，有时又出以打油之体，类似白话，一看便懂，却字字非悲风苦雨，非大手笔大力量不能妥帖。忆昔二十几年前，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正在大学听教师讲现代文学史，无非说恨水先生是典型的言情小说家，也是轻轻一语带过。误人子弟，往往莫甚于课堂。实则就先生全集而观之，言情比重并不太大，在抗战以后，其各类作品，无不与民主政治、抗战建国有关，他的新旧兼备的思想，又使他养成愤世嫉俗、守正不阿的态度。罗承烈先生说，所有一般“文人无行”的恶习，在恨水先生的言行中丝毫找不出来。他一生写文卖文，对世道人心有绝大的启示，却无半点非分之想，因此老舍先生说他“比谁都有资格自称为文人”。是的，恨水先生卷帙浩繁的作品达三千万字以上，而且都是站得起立得稳，从容不迫中透着泼辣犀利，是现代文学中最经得起考验的丰碑、不可低估的文化财富。

“热肠双冷眼，无用一书生。谁堪共肝胆，我欲忘姓名。”（《记者节作》）“一瓶今古花重艳，万册消磨屋半间。”（《五十九初度》）“登台莫唱大风歌，无用书生被墨磨……都传救国方还在，早觉忧时泪已多。”（《枕上作》）“百年都是镜中春，湖海空悲两鬓尘。”（《敬答诸和者》）含意无穷，哀而不怨，然读之每觉泪下难禁。不读民国史，不足以读《剪愁集》，不思索当今社会，不足以尽尝剪愁之深意。“苍蝇还到冬天死，世上贪污却永恒。”“官样文章走一途，藏猫式的捉贪污。儿童要捉藏猫伴，先问人家躲好无？”（《苍蝇叹》）“这个年头说什么，小民该死阔人多。清官德政从何起，摩托洋房小老婆。”“谈甚人生道德经，衣冠早已杂娼伶。”（《无题三十首》）“久无余力忧天下，又把微薰度岁阑。斗咏友朋零落尽，一年一度是诗寒。”（《丙戌旧历除夕杂诗》）灵光闪烁的古汉语，在恨水先生那里得以出神入化的运用，旧瓶所装的是新酒，更可贵的是诗人正直敢言的人格本色。言志与载道两者的水乳交融，忧患的意识以批判的锋芒出之，使之成为一种别致的杂文诗。家国之感郁乎其间矣！今读《剪愁集》，绕室徘徊，不能安坐，益觉旧诗不灭的生命力。

“满长街电灯黄色，三轮儿无伴……十点半，原不是更深，却已行人断。岗亭几段，有一警青衣，老枪挟着，悄立矮墙畔。谁吆唤？……硬面馍馍呼凄切。听着叫人心软……”（白话《摸鱼儿》），浅近文言，古白话，现代白话，在恨水先生笔下，其表现力是惊心动魄的！大俗反获大雅。似随意实讲究，如这阙白话《摸鱼儿》，其尖新与朴素，奇巧与浑厚，下词之准，状物之切，情景的逼真，声色的活现，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不能不推为白话长短句的典范。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虽然创痍满目，乱象横生，文化人的生存尚有一席之地。等到四十年代，国破山河在，精神和物质都无路可走之际，国人仓皇如幕燕釜鱼，文艺的色调自然也由灵动多元衍为潦倒哀哭了，人真到了绝境是很难幽默起来的。苏东坡以为文人之穷“劳心而耗神，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是从作文那一天起，忧患即相伴随，几乎是先天的。不过以此衡量恨水先生，在言愁方面却只说对了一半，他更多的是忧时伤世，自哀哀人，他对民间疾苦有着近乎天然的感触。当然在创作的效果上倒是欧阳修序梅圣俞诗集所说“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事实上诗人与穷愁结缘，是自古而然的，只不过可穷者身，而不可穷者情志而已。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旧时文人最多这两种，都可取，恨水先生却不是狂者也非狷者，他是堪为士范的贤者。旧道德和新思想在他身上得到奇妙的亲和融会。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集一样，是一出漫长的传奇文，洋溢老派和正气，他是那种典型的老作家，重友谊，尚任侠，像长途跋涉的骆驼，这样的作家近乎绝迹了。他的小说固是白话，而他的诗词散文，却在白话中浸透了文言气息，楮墨内外虽与时代共呼吸，忧时之士的苦闷，而他的心情确实很旧很旧的——令人揣摸不尽的旧时月色！负手微吟一过，满心都是温馨和苍凉。这是因为他一肩是中国文学传统，另一肩是西洋文明，他的写作生涯回忆，说他年轻时产生过才子崇拜和革命青年兼具的双重人格。他笔下是传统纯正的中文，思致婉转，尺幅兴波。今天的文场，面对弥望的翻译体，那种像掺沙豆粥的文字，别扭拗口，冗长空洞，他们的初衷是要写话，结果却是不像话。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样的情势下，不免令我们越发怀念恨水先生的文字空间，怀念那醇酒一样的文字的陈年旧曲。

二

郁达夫的诗以近体中的绝句为主，律诗为辅。古诗他不大写——只有1920年《读唐诗偶成》等几首。

绘景为达夫所情有独钟。他诗笔下的景物，是对自然天籁瞬间佳景的敏感记录，他的游记散文是主动的、渐进的，像国画中的条屏组画。他的写景诗则是横切的、即兴的，像明丽的水彩，读之如仗履行走于秋山寒林、春田野渡之间。由于文言诗歌的历史长，他的诗中颇多可与人文话语接壤通气的符号。其景物看似纯粹单性，实则是传达潜在意义的一种符号，这种形象切取经组合而成为意象，同时拓深了意境，言外语义还有千重，那就是联想和思索的空间。达夫写景诗用语活泼自然，调子清新明快，却字字句句引起不少联想，这实在跟文言诗歌的历史有关，即是一种历史的陈述，而非简单的表面观念。

   贪坐溪亭晚未归，

   四山空翠欲沾衣。

   秋风吹绝溪声急，

   树树夕阳黄叶飞。

             ——1920年，《题画四首》之三

   回首齐云日半暝，

   黄昏灯火出休宁。

   明朝又入红尘去，

   人海中间一点萍。

             ——《登白岳齐云仙境》四首之三

达夫的日记里，尝有深夜赴某处寻妓的记载，零余者的悲凉，也往往在这些地方显形，这种行为，又往往因绝望的情绪导成。这样的颓唐惨沮在他的诗中不断流露：“老夫亦是奇男子，潦倒如今百事空。只见人骑肥马去，更无心唱大江东。”（《寄舍偶成》）“生年十八九，亦作时样装。而今英气尽，谦抑让人强……”（《寄舍偶成》）“失意到头还自悔，逢人怕问北山云。”（《静思身世，懊恼有加，成诗一道，以别养吾》）他的小说，每每笔触凄婉，以此揭橥自己病创的灵魂，而正是这种零余的悲凉，增强了他作品的独在意义。就作为一个作家的遭际来说，郁达夫与朱湘相似，个性强而不愿受羁绊，他最初给《时事新报》的“学灯”投稿，当时编者宗白华兴趣在新诗，而达夫是旧诗高手，不写新诗，故遭冷遇，种种不愉快，使之成为文坛在野党。只是一九二四年后，成为独立作家，深受全国文艺报刊的欢迎。

他的恋爱生活，其坎坷蹭蹬，与其同乡同学徐志摩颇有类同之处，故挽徐志摩联中有云“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客，只为佳人难再得”。总之，哀乐中年，飞鸿倦旅，屡屡冲决精神苦闷空虚的罗网，终告铩羽。他的《自况》（联句）尝谓“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可见他性格之一斑。《减字木兰花·寄刘大杰》也寄慨同一：“秋风老矣！正是江州司马泪。病酒伤时，休诵当年感事诗。纷纷人世，我爱陶潜天下士，旧梦如烟，潦倒西湖一钓船。”他读唐宋以来名家诗，分咏七人——李义山、温飞卿、杜樊川、陆剑南、元遗山、吴梅村、钱牧斋——都是深于历史感，从社会氛围来发议，而别有感慨怀抱的，其笔力横恣，也正于其中见出。

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一文中尝谓“作为一个诗人与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酒妇人做香艳诗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用以应付他的迫害者罢了。读过他作品的会明白他对人类是何等热爱”。其实，做艳体与热爱人类、严肃生活丝毫也不矛盾。中国诗歌长河中，艳体在六朝风靡一时，在晚唐又异峰突起，蔚为大观，入宋以后，此番内容遁入长短句，而涉及醇酒妇人者代不乏人。这些诗大体上情调缠绵，趣味隽永，弥漫留恋人生的情味，就是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李后主的“奴为出来难”也颇有可取之处，当中，有诗人的向往、寄托、苦闷、理想贯穿。在郁达夫来说，这类诗正是他心底情愫的率真流露，未可厚非，谈不上什么“伪装”、“应付”。达夫的苦闷，正是当时青年的代表，正是时代病态的象征。一九三五年，郑振铎荐他任暨南大学教席，遭教育部长王世杰以“颓废文人”理由驳复。王世杰是站在舒服的位置上，戴着有色眼镜来衡量中青年知识分子，把他们的苦闷加以夸张曲解，这即是官僚的可恶了。

达夫除了做诗填词，聊以寄慨，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像文天祥那样顶天立地的汉子，尚曾纵情声妓，但其趣味和贾似道的红妆画舫想来有本质悬殊吧。所以同样是醇酒妇人，殃民祸国的在其中做他们全无心肝的美梦，而在野的末路文人却在其中梦想黄脓虞夏的黄金时代。说达夫是无行文人，实则他正是一把辛酸泪，无处可挥呢！达夫的旧诗，可以说近绍龚自珍、黄仲则、苏曼殊，口吻、神情、风调、气质，均有逼肖之处。其诗情绪的调子，是自伤自怜，敏感绝望之中，又含有敢于自决、书剑飘零的袅袅悲慨，以及于醇酒妇人的人生消遣中寻绎出来的无尽感喟。他幼年失怙，这“幼稚的悲哀，建设了他的忧郁性基础”（钱杏邨语）。而其弱冠以后，生事丛脞，所遇多悲，行藏颇似下却相印兵符以后的信陵君，“与宾客为长夜之饮，多近妇女，日夜为乐，惟恐不及”，那真是“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春”。以表面的行乐图来预示人生无量的悲哀啊！

《毁家诗纪》十九首并词一首，是达夫组诗里最为沉痛哀绝的一组，其哀能伤人，不能不令人从头寒到脚跟。秋风萧萧，胸臆催败，真如古乐府所云：“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达夫先生的婚姻，才子佳人，众所瞩目；他的婚变，更是一大新闻，为师友摅泪、仇家所笑。达夫以满腔的赤子之心待人，可以说一片天真，一片大义，一片血诚，这种不设防的性格，正为嗜血的阴谋分子所求之不得。当其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公干时，早已觊觎一旁的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百般使诈，遂同王映霞有染，且由暗修栈道而至公然无所顾忌起来。早先鲁迅尝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谓“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又说“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暗示他提防杭州不良官僚的窥视和高压。达夫终于不听而行，及事发，已噬脐莫及。两年后作《回忆鲁迅》痛云：“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是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毁家诗纪》第一首是七绝：“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其始去也，心则坦然无虑，景则春花欲燃，人心景物纯然本真，恰好衬出后来的种种不堪。这组诗几乎每首都有作者原注，来应证诗中的故实。

第三首原注说：“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自第三首以后，一变平和安详为绝叫哀痛：

   寒风阵阵雨潇潇，

   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不得，

   鸣鸠已占凤凰巢。

                  ——（其四）

就在这个人生活风雨飘摇的情境之中，达夫仍以抗战大义为重，赴前线视察劳军，所以如“水井沟头血战酣”、“戎马间关为国谋”、“满怀遗憾看吴钩”等都是记录战场实景和心境感受。及返后方，又跌入哀痛的深渊，“州似琵琶人别抱”（其七），“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水覆金盆收米勺，香残心篆看全灰……”（其十二），“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其十五）。

十九首以外，《贺新郎》词一首，最见其澜翻之愁怀：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此阕长短句，原注云：“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细揣其遣词用意，绝似猛虎坐深林大泉之畔，自舔其创，情绪是哀嚎之后又继以惨笑的。这组诗亦可说处理的是复杂的灵魂问题，自然显示其渊深来。达夫深得陆军二级上将陈仪（公洽）器重，邀为福建省公报室主任，留其在闽久居。又得戴笠尊敬——1936年2月14日记：“谈到十点多钟，发雨农先生信，谢伊又送贵妃酒来。”和军界老人蒋百里是朋友（见1936年3月8日日记），甚至和日人松井石根大将亦有往还（见1936年3月5日、6日日记）。其胸中不平事，不难以剑消之，也即“歼小丑，自然容易”之意。然值彼国事蜩螗之际，他时以为念的是“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万一国破家亡后，对花洒泪岂成诗”。像达夫先生这样顶天立地的血性男儿，那些鼠窃狗偷的不良官僚又怎能理解他于万一呢？他的生活固然不免灰颓气象，而赴汤蹈火求取光明的意念，却一刻也没有停顿过。

香港文学名家梁锡华先生有感于现代文学家命运之扑朔迷离，论周作人，论朱自清，俱即小见大，见微知著，尤其论郁达夫，直发人之未发。在《曰忠曰奸》一文中，尝谓“最叫人意乱情迷的是郁达夫了，说他左，他有时资产加封建；说他右，他又歌颂过普罗和革命，他忠奸飘忽，如今一缕亡魂倒也吃得开，海内海外到处都是不愁香火的”，过人的观察，思想的闪光，随笔迤逦，不请自出。

郁达夫曾对徐志摩说“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我是作家，而非战士。）〔1〕他自己说“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类事我是不能做的”。1930年11月，他果然被“左联”四次全代会决议开除，这自然是极左青年的所作所为，鲁迅知道此事后极不以为然，并认为“极左最容易变右”〔2〕。

他为现代书局选介麦绥莱勒的木刻《我的忏悔》，写文道“书中主角，终究是一位小市民之子，信仰不坚，主义不定，自满有革命的热忱，却缺少贯彻到底的毅力”，也不难看出他的心情犹疑。

1935年春，郁达夫对时局的观感是这样：“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寂寞的春朝》）他这种对现实的观感和概括，不啻是理解他诗思内蕴的绝好注脚。丧乱之余，诗情惨淡，征诸诗史，莫不如是。民国社会，九派横流，政见歧出，风雨鸡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值彼极不安、极沉闷的时代，达夫在其诗中表现的，是一种极端的厌世和千缠万绕的人生留恋，二者矛盾纠结，辗转复辗转。求其诗思安和之篇，什不得其一，表面上酒色征逐，骨子里万难解脱，莫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那种“诗可以怨”的情思气象，潜伏在文辞承转之间，真正是意悲而远，惊心动魄。

   男种秧田女摘茶，

   乡村五月苦生涯。

   先从水旱愁天意，

   更怕秋来赋再加。

             ——1935年，《沪杭车窗即景》

   作者自注：“这是前日从上海回杭州，在车中看见了田间男女农民劳作之后，想出来的诗句。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

   主旨在抒情，而情中之景也萧条得可想。关心民瘼的痛烈心境，郁然楮墨内外，这和纯写景的田园诗，在心境和着眼点上是有本质不同的。

   他诗中非常有力、非常沉痛的社会批评，真有令人拍案长喟的。像《杂感八首》中的句子：“方知竖子成名易，闻说英雄蹈海多。”“将军原是山中盗……民生凋敝苦逢迎。”“忍说神州似漏舟，达官各为己身谋。……中原衮衮诸公贵，亦识人间羞耻否？”世道浇漓，人心太坏，满心眼里是官和钱，达夫的愤懑，实在是有激使然。在苦境里无从挣扎物伤其类的人，于一读之下，不免要为他的忉怛巨痛而同声一哭了。今天的文化人，也许更会感同身受的罢？

   侏儒处处乘肥马，

   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惊海内，

   竟无馔粥润诗肠。

   ……

   升斗微名成底事，

   词人身世太凄凉。

             ——1926年，《和冯白桦重至五羊城原韵》

三

   达夫《谈诗》一文，神情口吻间，掩不住他对旧诗的酷嗜。其于旧诗审美三昧，技法及文体生命，又往往一语道着，对今人的创作鉴赏，洵有药石之效。“旧诗的一种意境……如沉着，如冲澹，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飘逸、流动之类的神趣，新诗里要少得多”。“旧诗各体之中，古诗要讲神韵意境，律诗要讲气魄对仗，做诗的秘诀，新诗方面我不晓得，旧诗方面于前人许多摘句图、声调谱、诗话诗说之外，我觉得有一种法子，最为巧妙，其一是辞断意连，其二是粗细对称”。他举了龚自珍诗为例，又举杜甫《咏怀古迹·明妃村》为例，以首句粗雄阔大来对次句的细微小景，次第缀之，“像大建筑物上的小雕刻”，他把这项解悟告之美学家邓叔存，对方“钦佩到了极顶”。实则明人李梦阳《御选唐宋诗醇》引，已申发此意，“迭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律诗三昧”，并以杜诗《登兖州城楼》来说明“前景寓目，后景感怀，前半阔大，后半工细”。达夫的律诗亦多合这种美学观念。如《月夜怀刘大杰》：“青山难望海云堆，戎马仓皇事更哀。托翅南荒人万里，伤心故国梦千回。书来细诵诗三首，醉后犹斟酒一杯。今夜月明清似水，悄无人处上高台。”其颔联和颈联之关系，就是在大小远近的对比中，取得郁郁累累的效果。

   达夫中年以后所作，律诗典重苍凉，绝句浑凝疏宕，表情达意，确有博约之功。仿佛老木而披风霜，匕首而经药淬，遣词达意，洵入游刃有余之境界。一般说，诗语可以入词，词语不可入诗，词（长短句，诗余）语可以入曲，曲语不可入词。达夫诗作，偶也不妨稍杂词语而转增风神韵味，这自然是老手的练达，却也不乏性灵者器识的高迈，此又非枯槁闲寂之辈所可解会。苏雪林论郁达夫小说略带点偏见，但谓“说来说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气和力”〔３〕倒也有相当的眼光。在他的旧体诗，反而能避乏气乏力之弊。

   苏雪林对郁达夫持论近苛，谓其文有多种不堪，其叙事则为啰嗦。即以此论成立，他的作品仍强过今人百倍，盖其时时不忘以学问、练达、洒脱来节制，故其放任之处也能时时警觉而随处加以挽救，这样反而形成一种张力，较之今世文学家更有上等谏果长久回甘之效。他的旧体诗，更臻渲染入骨、跌宕生动之极，兼以心思词藻，沉雄俊逸，放笔使气之余而能顿挫收蓄，故有长言咏叹之妙。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尝指出龚自珍等清季名诗人屡遭后人仿袭，“定庵之诗，清末以来，为人挦扯殆尽”，又说“然窃定盦诗者，定谳自（蒋）子潇始，《新民丛报》及南社诸作者，特从犯耳”。郁达夫、张恨水先生于旧体诗创作均极自负，都爱诵定盦、仲则之诗，但他们却能避开晚清名诗人于前人爱之深而“顺手牵羊”的毛病，采百花之蜜，酿成自家风味。民国以降，旧诗晚色褪尽，说一句无奈的话，自老一代千秋万岁之后，恐怕是广陵散绝了！

   (张恨水：《剪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郁达夫诗全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注释：

   〔1〕赵家璧：《书比人寿长》，香港三联1988年版，第77页。

   〔2〕《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3〕《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