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甘南。

  甘南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端，甘、青、川三省交界处，被人称为“小西藏”，这是有其原因的。甘南有农村，有牧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遍布境内，藏族、汉族、回族、土族等多民族共存，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宗教文化处处渗透，左右着甘南人的生活和精神。在这样的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地带生活，会令人产生很多感慨的。也许正是这片土地上自然风光的大美、万事万物的神性、当地居民的诗意，影响着像我这样的人，使我们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文艺人。

我爱着我的故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像野草一样静悄悄地成长，又在经历诸多往事后渐渐枯黄。但我们的根还在地里，都在酝酿着来年蓬勃的生机和燎原的力量。在这样的地区生活得久了，我们对身边的万事万物就有了神性的认识，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它们静与动的方面：黄昏，像人一样走远了；山顶积雪被风吹起，然后慢慢落下；伫立河岸，就会感觉时间也像眼前的河水一样流走了；你在草坡上昏睡，突然醒过来，就会恍惚觉得身下的草，是从上头走下来的。这样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我们每时每刻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借助于音乐、舞蹈、美术和文学，或热切或沉痛地进行着表达。

  我用文字，将这种发现和感受写出来，就是诗歌了。

  我是忧郁型的诗人。我笔下的自然景物，就是忧郁心灵的承载物。我笔下的亲情和友情，因为其显而易见的易变性和不长久性，也是有着忧郁的色彩。我笔下的爱情，因为其美丽而短暂、刻骨而易逝，更有着忧郁的特质。这或许正是我的性格以文字方式的外现。在日常生活中，我热情、乐观、进取，面带阳光，笑对生活。而在写作中，则认为人生来就是带着罪孽的，需要修行，需要赎罪。生活的本色也必然是暗淡的，需要改变，需要创造，需要大悲伤之后的大欢喜。

  这种人生观，直接影响着我的写作。

  影响着我的写作的，还有另外几个重要的因素：藏民族对外部世界的无限渴望和锐意追寻，无处不在的藏传佛教对信徒的召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态度，文学艺术本身的真与美的魅力所在，文艺家自身固有的对自由意志的彰显。这几方面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多种因素相互左右，致使我一直处在精神的漫游状态，无法停下长途奔走的脚步。

  因此，我习惯于沉思冥想，喜欢把个人化的生命体验与感悟用低沉舒缓的语言描绘出来。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当代藏族诗人与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相比，我的作品的“文学族别属性”似乎并不太明显。我这样要求自己，不要做在作品中贴地域符号写作的诗人，对藏文化的凸显，应该融在文字的暗流中。如果说在作品中写到康巴、博巴、经幡、嘛尼石、风马、雪山、寺院、雪域……就能代表藏文化的话，那不能走这条路子。文学作品的地域化、民族化倾向，虽然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文学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发掘人性、表现人生、呈现生存的多重可能性。因此，我希望在多层次呈现地域性的情况下，也能兼顾文学的普遍性，即与更多读者产生共识和共鸣。

  这样的文学，才是走向大众的文学，面向世界的文学，当然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学。

  （原载《文艺报》2013年9月13日，入编《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