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

《辽沈晚报》2009年07月08日第A08版版面图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07月08日第A08版，作者：刘明钢等，原题：没有引起应有重视的中共“一大”

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在当时及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大”却并没有受到重视。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

1921年7月23日晚，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总共15人出席了会议。然而，在建党过程中做出了最突出贡献的“南陈北李”却都没有参加。

其时，“南陈”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关于陈独秀不能参会的原因，“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这样看来，此时的陈独秀并不认为“一大”特别重要，起码不比筹款更重要，因此，他不必去上海。上海方面要求每地派两名代表，而陈独秀却只指派陈公博一人去参加了代表大会。

“北李”李大钊也没参加“一大”。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忆》中回忆：“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结果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陈独秀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就是对这次代表大会不够重视。不仅“南陈北李”不重视，当时所有的早期共产党人都没有预见到中共“一大”竟会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大”的各种文件都没有保存下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重要文献。党纲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这个党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始，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一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该决议共分六个部分：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据李达回忆，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曾起草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

然而，这三个重要文献，当时都没有保存下来。几十年后，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前两个文献的英文稿与俄文稿，使人们能够了解这两个文献的内容，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大会通过的那篇宣言也至今没有发现。

那么，为什么“一大”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呢？原因有两个：其一，建党之初，各种制度都不健全，尚无档案制度，与会代表也都没有重要文献应该存档的观念。其二，代表们没有认识到“一大”竟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一大”的文献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人们的记忆力又极其有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党的“一大”的记忆就更加模糊，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中共“一大”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比如什么时候开幕与闭幕，有多少位代表参加，通过了什么决议等等。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而这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鲜有领导人论述“一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反动军阀的血腥统治下秘密召开的，会后，当然不能公开发表消息与宣言。不仅如此，就是在党的内部刊物上，也没有发表有关消息。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极少的党员知道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在社会上，知道这一信息的人就更少了。

一个名叫汪静之的诗人曾写了一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收在他1922年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中。全诗如下：

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生活的苦闷

我们生活的枯涩

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的）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底）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吧升吧

快快地升吧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这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但在当时却被当成了爱情诗。

1985年，诗作者作了如下的说明：“我那首题为《天亮之前》的小诗，写作时间是1921年12月23日。在此前几天，我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七月成立的消息。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

中共“一大”不仅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在“一大”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毛泽东等建党初期的重要领导人也都很少提及“一大”，更极少论述“一大”的意义。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进行北伐，形势陡然逆转，鲜提“一大”可以理解。土地革命前期，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南方涌现出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革命环境相对比较好，完全有条件纪念“一大”，然而，却仍没有举行过一次。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曾作过如此评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他还讲过：“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实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然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却长期不受重视，如何解释这种有悖常理的怪现象呢？

作者认为，出现这种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并不认为“一大”是中共的成立大会，而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比如：

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演讲时指出：“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演讲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

邓仲夏1930年在莫斯科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董必武1937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韦尔斯访问时也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于1920年5月。”

李达1954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也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

总而言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普遍认为是1920年建党，而非今天我们认为的1921年7月。因此，不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开始重视中共一大，并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加以纪念，是“一大”召开17年以后的事情。

1937年，党中央进入延安，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8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毛泽东经过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由于无法确定具体日子，党中央决定取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在1938年5月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在一篇讲稿中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视察，并应邀为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题词出自《庄子》，是说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