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薛忆沩有一个被一用再用的标签：中国当代文学迷人的异类。异类在哪里？重写是一个例证。许多作家，尤其是在成名之后，总是希望有新作不断出版。但到了薛忆沩这里，他却一再回到过去，重写旧作。

薛忆沩在讲座中。

9月11日，客居加拿大生活、写作的深圳作家薛忆沩，现身深圳中心书城“深圳晚八点”，与读者分享他近期出版的新作，梳理自己的写作历程，并在活动结束后饶有兴致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谈论他的文学怪癖：重写自己的作品。

谈新书：“今年是我的出版年”

“今年是我的出版年。”薛忆沩举着两本新书，对记者说。这两本新书均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中篇小说集《十二月三十一日》，一本是随笔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还有几本小说集，北京的三联出版社正在印制中，我今年有6本新书上市。”

中篇小说集《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重写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新创作的《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两个中篇，以及另外一个中篇的内容选录。“一天到底有多长？一天又可以承载怎样的时间节点与历史内容？在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穿越中，主人公X经历了极为丰富的一天，这一天如此漫长而特别、神奇而悲伤。”薛忆沩说这三个中篇小说，看上去是写了普通的一天，其实他的野心很大，是想通过这三个普通日子，书写中国三十年的变化，以及在个人成长中烙下的痕印，并且回答一个注定没有答案的问题：“命运的安排，到底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宿命？”

随笔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则非常有趣。整本书搜集了这10多年来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文章。但为什么要单独署名“薛忆沩”呢？薛忆沩说了他的理由：“我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处女作发表十二年之后，开始接受关于文学的采访，至今已经有将近十六年‘被采’的经历。我的大部分访谈都是根据文化记者提供的采访提纲‘写’成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书面文字。为了文本的连贯、清晰和全面，我还经常会需要增减采访提纲的内容，调整采访提纲的结构，甚至润色采访提纲的语言，以增加问题与回答之间的张力。因此，我一直将这一部分访谈视为是自己的‘作品’。它们的完成过程与我其他作品的创作过程有不少的相似之处。收集在这里的访谈作品大都是我的‘原作’，与媒体上经过删节和编辑之后发表的版本有程度不一的出入。”薛忆沩挺看重这本书，他说，这些“作品”不仅是他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坐标，也为一代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追求提供了见证。在整理这些访谈作品的过程中，他还是忍不住会不断责问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孤独？为什么要如此抗争？为什么要如此殚精竭虑？为什么要如此含辛茹苦？

谈重写：“发现了汉语的潜能”

薛忆沩有一个被一用再用的标签：中国当代文学迷人的异类。异类在哪里？重写是一个例证。许多作家，尤其是在成名之后，总是希望有新作不断出版，往往会把目标定在“下一部”新作上。但到了薛忆沩这里，他却一再回到过去，重写旧作。是什么促使他对旧作进行“重写”，发动了一场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的“重写”的革命？是觉得以前写得幼稚？重写是重写哪些部分？是全部推倒，还是填补更多的细节？

面对记者的提问，薛忆沩是这么回答的：“对汉语最新的感觉和对自己一贯的怀疑让我启动了自己写作道路上最疯狂的工程：对自己的作品发动‘重写的革命’。从2010年到2015年，我用5年的时间重写了自己几乎全部的文学作品。这应该算是疯狂的文学举动。”

薛忆沩重写的原因不是故事、不是题材，是因为语言。薛忆沩说：“在2009年前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很大或者说根本性的变化。我清晰地发现了汉语逻辑表达的潜力，汉语呈现细节的潜力以及汉语精准地指称事物和情绪的潜力。带着对语言新的感觉去重读自己的旧作，包括《出租车司机》那种被评论家称为‘不能再做任何增减’的作品，我马上就发现了许多的瑕疵和疏漏。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近乎病态的完美主义者。这种发现立刻让我产生了强烈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甚至可以说产生了很深的负疚感和犯罪感。‘重写的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语言”的魅力与奥秘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个概念。但对于作家来说，语言是征服读者的武器之一。薛忆沩对这门武器，非常敏感。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汉语的表现力一直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在“重写”的过程中，在与语言进行的一场一场格斗甚至肉搏中，他对汉语有了很深的认识。他发现了汉语很多的潜能与魅力，比如它平实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比如它表达细腻和脆弱情感的能力，而这些都是许多人认为汉语相对薄弱甚至缺乏的。

“‘重写’，是我的必经之路。”薛忆沩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我对自己的救治。不经过这样的自我救治，我就不可能再往前走。说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场革命会如此持久又如此暴烈。整个的‘重写’从2009年底开始，到今年年初基本结束，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几乎涵盖了我在2010年之前发表的所有作品。”

谈文学之路：“专注让我高潮迭起”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薛忆沩对写作、对文学有如此的耐心和毅力？这个问题可能是解读薛忆沩和他的写作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的“密码”就是他的写作历程。

1987年8月，一位从没有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名字出现在《作家》杂志的头条位置。这贸然的出现后来被评论家当成是“薛忆沩”跨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标志。薛忆沩说：“充满青春期反叛情绪的中篇小说《睡星》于1986年1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完成。它也是我在母校完成的最后的作品。《睡星》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他用诗歌来接近内心，他用沉睡来逃避世界。《睡星》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周游了4家编辑部之后才得以出版。它让我经受了文学道路上第一次全面的心理和体能测验。我说过‘文学是最艰难的人生冒险’。与文学定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贫穷、寂寞、绝望、羞辱和疯狂定约。处女作的命运就揭示了这严酷的真理，这无疑是写作者的大幸。”

《睡星》激励了薛忆沩的创作热情。到1991年，他的作品已经开始在《收获》《花城》以及台湾的《联合文学》等刊物上出现，一篇很短的作品还获得了《联合报》的文学奖。这本来是极为理想的起点，不料变成了注定的终点。他的文学道路因此出现了第一次中断。这是长达5年的中断。“我‘重返’文学的征程始于1996年，很快收复了《收获》和《花城》等‘失地’，还赢得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这时候，喧嚣开始向我逼近，虚荣也开始向我逼近。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出国、‘背井离乡’，走向异域的迷宫。在国外，远离母语，感受母语。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文学与我的约会。”

在重写的同时，新作也络绎不绝。最近这4年，薛忆沩说自己用不可理喻的创造力见证了自己与文学之约。2012年，薛忆沩同时出版了6部作品。接着是2013年出版了包括“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在内的三部和2014年包括长篇小说《空巢》在内的两部。而今年，薛忆沩有6部作品出版。

“我曾经戏称‘孤陋寡闻’是自己这些年在创作上高潮迭起的原因。严肃地说，应该是‘专注’。”薛忆沩说，他这些年一直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应酬、没有饭局、没有股票……“我很清楚是神圣的文学之约将我带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