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相关诗歌作品，它们或愤怒，或哭诉，或谴责，用诗歌的方式传达了公众情绪。自2008年汶川“地震诗潮”以来，借助于网络媒体，几乎每一次自然或社会灾害都会出现一股诗歌写作的高潮。诗歌的灾难书写，是其参与公众事务的内在冲动、不断走向“及物”的体现，但在卷帙浩大的灾难书写中，诗人精神主体与诗歌艺术品质存在诸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廓清，对于诗歌更加深入地、艺术地书写灾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新诗100年的历史中，对灾难的书写与反思其实有它自己或隐或现的谱系与传统，并且涌现出《生命的零度》（臧克家）、《风暴过去以后》（舒婷）、《安全帽上的遗言》（王夫刚）以及《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朵渔）等重要诗歌文本，它们彰显了诗歌灾难书写的不同向度。

诗歌的灾难书写，在抒发某种强烈情感的同时，还应该注重“诗之为诗”的艺术质地和精神内涵。特别是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诗歌对灾难的书写应该警惕“新闻化”、“空洞化”等陷阱，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灾难进行精神的承担。诗歌要避免“新闻化”的叙写方式，就意味着它要以一种更加有重量的精神质地进入灾难的核心。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当时有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全天候关注，但诗歌作为一种拯救、救赎的力量，重在透过灾难中的某些细微事件或对灾难的思考获得某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基于此，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是：诗歌在突发事故、灾难之后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书写与承担，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有哪些宝贵的艺术经验，又有哪些艺术的缺失？它暴露的问题，如何解决？等等。

诗歌的灾难书写，因此有着强烈的反新闻化倾向。臧克家1940年代的诗歌《生命的零度》书写风雪中死去的800个孩子：“前日一天风雪，/——昨夜八百童尸。/八百多个活生生的生命，/在报纸的‘本市新闻’上/占了小小的一角篇幅。”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将情感融进具体而微的日常细节中，正是这首诗持久震撼人心之处。

如果说臧克家的诗作以实写的方式抵达一种社会批判，那么舒婷的《风暴过去以后》则以象征的方式指向一种人性的救赎。这首诗抒写1979年的“渤海2号”钻井船遇难事件，在对事故进行象征性的抒写之后，舒婷最后这样写道：“最后我衷心地希望/未来的诗人们/不再有这种无力的愤怒/当七十二双/长满海藻和红珊瑚的眼睛/仅仅盯住你的笔。”舒婷写作《风暴过去以后》的时间是1980年，在中国诗歌的时间坐标中，这是一个诗歌复兴的时代，朦胧诗方兴未艾，这还是一个启蒙与人性复归的时代，诗歌在这个时代拥有它毋庸置疑的重要位置。这个时代的思想中普遍存在一种“对诗歌力量的原始崇拜”，所以舒婷用这样的话语开始这首诗，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在渤海湾/铅云低垂着挽联的地方/有我七十二名兄弟//在春天每年必经的路上/波涛和残冬合谋/阻断了七十二个人的呼吸。”这是典型的“朦胧诗”的写法，“铅云低垂着挽联”、“波涛和残冬合谋”，属于典型的“朦胧诗”的意象。在意象背后有着强烈的抒情指向和“英雄”情结，并且其诗歌的抒情姿态指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2008年，汶川大地震裹挟走了无数生命，朵渔并没有如前辈诗人舒婷希冀的那样，“不再有这种无力的愤怒”。当无数双眼睛盯住他的笔时，他感受到的除了“无力的愤怒”外，还有那无所不在的“轻浮”：“轻浮，轻浮的医院/轻浮的祖母，轻浮的/正在分娩的孕妇，轻浮的/护士小姐手中的花/三十层的高楼，轻浮如薄云/悲伤的好人，轻浮如杜甫。”如果说舒婷是在用诗歌表达着“愤怒”，那么朵渔则是在用诗歌表达着“轻浮”。舒婷的诗歌是由内而外的，是有所期冀的，它召唤着远方和未来，它是施动的，在这里，诗歌和文字承载了难以言说的“重”。而朵渔的诗歌是由外而内的，诗歌文本有着整体的不及物性，文本停止的地方并没有唤起任何行动，在这里，诗歌和文字承载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轻”。或许在那个现实的世界里，诗歌没有所谓孰轻孰重的问题，但在诗学的层面上，这确实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它涉及诗歌“书写”的合法性问题，它还关涉诗歌与时代、诗歌与社会的重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朵渔的灾难书写构成了对舒婷诗歌灾难书写的消解，这正是“诗歌之轻”对“诗歌之重”的消解。由朦胧诗开启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运动就是在一次次的质疑与消解中进行的。这种在消解中前行的诗歌运行方式，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新世纪初不断边缘化的诗坛中逐渐式微，随之而来的是，“写诗的合法性再度遭到质疑”。阿多诺所言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一度成为诗歌写作的道德标尺。对更年轻、更反叛的朵渔来说，在“影响的焦虑”和“现实的挤压”的双重压力下，写诗更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虽然灾难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它们基本上都体现为“自然暴力对生命的吞噬”。置身的时代语境不同，诗人书写与反思的角度也会有较大差异。但诗歌的灾难书写有其最核心的命题，即诗歌以怎样的方式承担了灾难、传达了悲悯？诗歌本身和灾难构成了怎样的回应关系？这所有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荷尔德林的名言“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可以置换为，“灾难面前，诗人何为，诗歌何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一种有难度的诗歌灾难书写，这种“难度”体现为语言的“锐度”、精神的“高度”和思想的“深度”。诗歌对灾难的书写只有不断“锐化”自己的语言，才能精准地叙述灾难、发掘灾难中“残酷的诗意”；只有不断加固精神的高度，才能凸显诗歌抚慰心灵、安憩灵魂的精神特质；只有在诗歌中植入深广的历史反思与人类观照，诗歌才能以语言的形式面对人类生存的某些困境，成为不断变幻的时代中恒定不变的救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