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央嘉措，现在汉语世界广为传播，但是谁率先从藏语翻译了仓央嘉措，却鲜为人知。

泰戈尔访华，穿越历史的烟尘依然为人津津乐道，但谁是当年最让泰戈尔欣喜的翻译，已无人提及。

这两桩事的背后，站着同一个人——中国藏学奠基人于道泉。

更有意思的是，于道泉走进藏学的大门，泰戈尔是引路人。

有的人，是注定属于传奇的。

1. 

给泰戈尔做完翻译，放弃公费留美。赴法国学藏文，上课两周后，教授对他说：“我真的教不了你。”

“于先生走上藏学之路，转折点是泰戈尔访华，那年他24岁。据他的三妹、陈云夫人于若木回忆，于道泉和泰戈尔的合影一直挂在山东临淄葛家庄祖父居室的墙上。”

1924年，于道泉获公费留美资格。此年恰逢泰戈尔访华，于道泉因英文能力出众，被推选担任其济南访问的临时翻译。

当泰戈尔行至济南佛经流通处，于道泉以自己的一点佛学知识，介绍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此举让泰戈尔大为惊异：“你是我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文化有兴趣的人。”当时，泰戈尔正忙于在印度创办国际大学，并寄望于当时的中国政府选派留学生。于是，他建议于道泉同去北京，然后准备赴印留学。于道泉也已为这位印度学者折服，便欣然应允，并决定放弃公费赴美的机会。

此举使得于道泉父亲勃然大怒，但依然未能动摇他的意志。他跟随泰戈尔来到北京，只是不料最终未能成行，因为泰戈尔的学术交流计划，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达成共识。泰戈尔离京前，把时任北京大学梵文教授的钢和泰男爵介绍给于道泉，并对他说：“这位从立陶宛来的爵士可以教你梵文、藏文，可以满足你探索生命秘密的要求。”

跟随钢和泰学梵文、藏文期间，于道泉就住在他家。在钢和泰的梵文课上，于道泉负责把钢和泰的英文当场译成现代汉语，并因此每月获得10元工钱———只是这笔钱又被他如数交给钢和泰的厨房大师傅，用作餐费。在当时给妹妹的信中，于道泉曾写道：“我现在每餐用梵文就着窝头吃，恐怕全世界没有第二人了吧！”钢和泰评价说，于道泉三个月学习的进步比别的人一年还快。

1934年，于道泉被公派法国留学，到巴黎大学攻读藏文。上课两周后，他师从的教授对于道泉说：“我真的教不了你藏文，你的水平比我高，我有许多问题要向你请教。”

2. 

“有人曾统计过，于道泉会13种语言，其中包括藏、蒙、满族语言及英、法、德、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语等语言。他没专门学过俄语，但跟前苏联学者有过俄语书信来往，还曾说，翻开俄语词典，连翻几页居然无一字不识———可能是他掌握语言方便了。”

早在1922年就读于齐鲁大学期间，于道泉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世界语，不到一年即掌握———当时山东就他会这门语言，他还把许地山的散文诗《空山灵雨》译成世界语，从此二人结识。

于道泉无疑是有语言天分的。但天分，有时候需要呆萌来成全。“据说那时于先生的上衣、裤子上到处缝的是口袋，用来装单词本、字典、笔记本等，随时随地都可学习。”在齐鲁大学念书时，于道泉就有了个绰号，叫“小字典”———当时他已能圆满地解答同学请教的绝大部分问题。

季羡林曾在小文《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中写道，于道泉“曾经为了学习西藏文和蒙古文，干脆搬进了雍和宫，同蒙藏喇嘛住在一起，因此得绰号‘于喇嘛’。”

3. 

于道泉学生王尧告诉笔者，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部三分之二以上的民族文字古籍，都是当年“于喇嘛”和彭色丹喇嘛、李启德先生这三人采集而来的。

莫高窟藏经洞中有七千卷左右的古藏文文书，绝大多数都被窃运海外，分别收藏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于道泉上世纪30年代初就致力于藏学研究，在巴黎大学师从巴考教授，研讨古藏文，希望自己能对探索敦煌古藏文文书作出贡献。

“上世纪30年代初，他就负责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集满、蒙、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字的文献。”1949年回国之后直至去世，于道泉都兼着善本部的工作，被称为国家图书馆“不拿工资的馆员”。

4. 

这点呆萌，在学术之外，有更多意趣。

于道泉在巴黎学习期间，听说西红柿有营养，就天天只吃西红柿，一天吃掉五六斤之多，结果泻了肚。

在伦敦时，适逢陈寅恪在那里治眼疾。为了给寅恪先生解闷，他天天到医院里去给陈先生读书、读报——给陈寅恪读的书中，居然有《资本论》。

于道泉1949年回国后，努力学习新政策，由衷地要求自己做一个“新社会带头守法的公民”：见夫人每天忙于家中家务，就“新事新办，你按劳取酬，我也不剥削你，两全其美”，每月按时给夫人“发家务工资”。

领导强调“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道泉觉得在理，就托人买了一只奶山羊，让老太太沿着学校西侧高粱河、紫竹院公园外的河边放羊；唯恐下雨，又给老太太添置塑料雨衣，还给羊配了块塑料雨布；为了不让老太太放羊寂寞，又给买台收音机，让她边放羊边听广播学习。“那会儿，人们常常可以在下雨天看到一位老太太，身着溜光溜光色彩艳丽的雨衣，斜挎收音机，一手牵盖着雨布的奶羊，在河边溜达。”

6. 

“呆萌”于道泉，绝非对人情世故缺乏体察之人。

于道泉老吃用热水瓶泡米煮熟的饭，“据萧乾先生回忆，于先生在英国就经常这么干”；只是，他回国后，再也没穿过西装。

直到八十岁，于道泉还骑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别的都响”的自行车去国家图书馆，从不张口问学校要车；妹夫陈云、妹妹于若木到他家拜访，于道泉不让他们坐公家的车来。

北京十九中传达室有过一位老工人，于道泉曾“委托学生向他学习接骨术”，每月支付“学费”40元钱——老工人身患癌症，却家庭窘迫。在他家，长期有三位工作人员（打字、抄写和杂物），每人每月40元。“他的钱绝大多数都花在买书、搞科学试验和付所请助手的劳务费上。同样的书，他一买就是十几二十本，这样方便送人。”

在如何让受助者不觉尴尬上，于道泉“挖空心思”。

王尧教授称，于道泉是1992年4月12日在北京辞世的，直至终老，他的脑子都好使。

“回国时，他从国外带回了养蘑菇的先进技术；他最早提议，西藏日照时间长，要利用好那里的太阳能；九十岁的人，报上公布的数字还可随时记忆；拉封丹、培根的作品能将原文背得一字不漏。”

让学生难忘的是，回国后，单位曾分给于道泉一把皮面椅子，他见有人分的是布面的，就来了句：“这屁股也有区别啊。”

5. 

于道泉信仰什么，来得比较干净，从不拿自己这点相信，去和世道做什么交易。

王尧教授是于道泉的第一批学生，在他身边工作过几十年。“下放时，我和于先生、吴文藻、谢冰心等人都在湖北潜江。”但好长一段时间，王教授不知道自己的老师曾是共产党员，因为于道泉1949年从国外回来后一直没有要求恢复组织关系。

据王尧教授介绍，“早在上世纪20年代，于先生作为共产党组织成员领导过萧乾在中学里开展的共青团运动。从于先生保留的十几封萧乾亲笔信看，他俩关系非常亲密”；二战结束时，于道泉也曾把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变迁》译成法文，向西方介绍解放区的新文艺、新生活和新人新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身为中共地下党员，于道泉先生做了不少事，但他从来不提。

个中缘由，于道泉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三十年代就去了海外，一去十五六年。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内人民浴血奋战。如今，革命胜利了，自己再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再做一名老龄党员，难道去摘千百万烈士用鲜血凝成的果实，享受党的荣誉?惭愧啊。”

也许，这是于道泉不再恢复党组织关系的全部缘由。但对于真相，后人只可揣测，至多靠近，却难以完全抵达。

6、 

按今天这世道，于道泉先生，真不是个聪明人，若撇开一批接一批献身藏学事业的学生，和“于道泉”仨字相关的“成果”，其他少得可怜。

在季羡林先生戏称“于喇嘛”期间写就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1931年），算得上于道泉著述中的“重头戏”。不懂藏文，单看于先生翻译过来的中、英文，便可深味藏语之美：

“彼女不是母亲生的，

是桃树上长的罢。

（伊）对一人的爱情，

比桃花凋谢得还快呢。

“Is the girl not born from a mother，

And was produced on a peach tree.

(Her)love towards a man withers up，

Even quicker than those peach flowers.”

这些诗行，使人觉得“藏学”和今天的自己如此亲近。于老的另一句译文———“宝贝在手里的时候，不拿它当宝贝看”提醒了我。“他在世时，别人就不大知道他，以后知道他的人恐怕越来越少”。

以上所写，已是约十年前笔者寻访所得。彼时距离1992年先生以92虽高龄谢世，已过去了十余年。当时除了修习梵文的季羡林等学人，写过寥寥数笔追忆文字，“于道泉”这三个字，对公众几为盲区。

寻访老先生，“心有戚戚”。 一提于老，其学生便用了“狷介”二字。《孟子·万章》有言：“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只能祈求老先生原谅了，原谅晚辈未经允许，就冒昧地用拙笨文字书写他———依然借用于老译介的诗吧：

“秘密也无用了，足迹已印在了雪上。”

“There is no use to keep it secret (now)

Footprints have been left on the s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