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数千万人从乡村前往城市工厂，为国际消费者生产产品，以求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许志立的离去为这样的生活留下了凄然一笔。

他对之日思夜想，诉诸笔端，在掌心里摩挲。2014年1月，在那个“加班的夜晚”，23岁的许立志幻想自己是枚脱扣的螺丝，“垂直降落，轻轻一响，”落在工厂车间的地上。他写道：“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许立志这位身材瘦削的农村男孩，高中毕业，于2011年来到中国南部城市深圳。他一直在寻找出路摆脱农村生活，希望能有机会以头脑谋生。正如之前的数十万工人，他在台湾制造业巨头富士康科技集团找到一份工作，被安排在流水线的一偶，公司业务在电子行业中几乎无所不包，从苹果到宏碁和微软都有它的身影。为反思自己的经历，他开始写作，他那令人回味的作品让他成为小有名气的打工诗人，这样的诗人在当地已有一定数量。

在深圳的三年半时间里，许立志捕捉到了生活残酷和美好的点滴细节。在这座城市，这个农村大男孩用自己的诗作大声疾呼，作品发表在厂刊《富士康人》，在网上也有分享。通常，人们认为打工者无名无姓，可以随意替换。可在读者眼中，他的作品在提醒我们，每个劳动者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对他自己而言，写作是一条出路。“写诗赋予我另一种生活方式，”《时代周刊》曾见到一篇未发表的采访，其中，他这样对中国记者讲道，“写诗时，你就不必拘泥于现实世界。”许立志的哥哥和好友首次向外媒讲述了他的故事。

2011年的厂区带着某种悲伤和奇怪的调调。来自中国各地的近十万工人都住在龙华这片大厦中。2010 年，这里至少有17人企图自杀，14人死亡。由于保密条款和严密的保安措施，外人很难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劳工组织对这里的工作条件相当不满: 工作时间长、报酬微薄以及简单机械地重复性劳动。作为企业的大客户，已故的苹果史蒂夫.乔布斯认为工人之死的确“令人不安”，但同时也指出，这里的自杀率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富士康反驳说，工厂工作条件非常好。为防止跳楼，企业在宿舍楼外悬挂巨网，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赫赫然登上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公司非常重视全球业务中百余万员工的福利待遇，”富士康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已取得显著进展，公司工作条件也得到大幅度提升，这已得到外部审计机构的确认。”

尽管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消费者行动主义引发了世界对广东鞋厂血汗工厂的关注，可是中国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长久以来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除了那些行动主义者之外，人们大多都认为年轻工人都在高高兴兴地用自己的青春去换取更好的生活境遇。在大家的想象中，他们也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消费资本主义，用辛苦挣来的工资去不断购买闪闪发亮的新款手机。

当然，这并非事实的全部。毛泽东的继承者精心策划的伟大经济实验为35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和深刻的社会变革铺平了道路。教科书中称这些干部帮助数亿民众“摆脱”贫困，但是像许立志这般的普通中国百姓还要如此辛苦的讨生活，这是他们的父母都无法想象的。现如今，GDP两位数增长的日子已经结束，国家主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催生出世界上分化极其严重的社会。人们不再是齐头并进，有些人在跳跃式前进，而有些则远远地落在后面。

许立志在深圳生活的几年间，已经有若干农民工从楼顶纵身跳下。许立志从未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找到一份案头工作，有机会进行思考，让家人为自己感到骄傲。他不再相信会有人倾听，事态会有所好转。2014年9月30日，在他幻想自己坠楼的八个月后，许立志跨过窗台。

追求财富 

许立志当初是沿着一条残破的小路，离开揭阳城外的村庄。在广东东部，人们迁移的历史已有数个世纪之久，或是下南洋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港口找份活计，或是偷偷越境去香港碰碰运气。这里就是潮汕，中国著名的商人发源地。

在许立志出生的1990年7月，潮汕人就在一路向西，进驻正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实验的珠江三角洲。昔日的渔村深圳逐渐变成制造业中心，那里有钱可赚，有利可图。大部分工作都很艰辛，收入微薄，不过也有人发了财。“在我们村，人们早早都进了城，”许立志的大哥许宏志在揭阳的一次晚餐上这样讲，“一到春节，人们谈论的都是来年谁能挣大钱。”

许立志似乎注定要加入打工大军。兄弟三人中，他排行最小，父母在一块薄田里耕种水稻、韭菜和芋头。他生性腼腆，不适合务农，喜欢读书，但没什么机会看书（当地没有任何图书馆或书店，他的父母也不读书）。据许宏志说，读高中时，在应该积极备考的时候，他却忙着看电视真人秀节目。许立志最喜爱的是叫做《超级男生》的一档节目，节目从普通百姓中找出选手，将之打造成明星。

据兄长和两个朋友讲，许立志希望能考上大学出人头地，但他高考落榜，这让他一直抬不起头来。家人劝他出去挣钱: 在他们村，娶个媳妇就得置办一套房子，而他们家得攒钱准备三套房子。徐宏志告诉小弟，把高考抛在脑后，还是和同学一起进城是正道。“我对他讲，‘过去的就翻篇儿吧，努力工作，你照样可以改变命运。’”

直到最后，家人仍然相信他会如此这般。

大城市，灯火通明 

对充满好奇的年轻人而言，深圳可以期待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这座7百万人的大城市涌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当然也不缺书店）。2013年，许立志在《我谈到血》中看到出租屋中弥漫着的四海一家般的气息，从那“火柴盒”般的房间望去，他看到：“失足妇女异地丈夫/卖麻辣烫的四川小伙/摆地滩的河南老人/以及白天为生活而奔波/黑夜里睁着眼睛写诗的我。”

谋生几乎耗尽了他的所有，并不停地撕扯着他的身体和思绪。富士康是许立志第一份在工厂的工作，他上一个月的白班，接着再上一个月的夜班，站着度过那些漫长的时日，没有片刻喘息。即便他和朋友讲，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些苦，可是他的诗行却依旧透着彻骨的痛。“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他在 2011年8月写道，“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工厂生活让许立志感觉自己宛若一台机器，只有一半是人的躯壳，“有着铁打的胃/盛满浓稠的硫酸，硝酸。”同样的治具强迫褪去他们的皮肤，“顺手镀上一层铝合金”。他感觉自己逐渐丧失灵性，反应迟钝，好像工作本身在窃取他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只能使用那些“工作语言”，诸如“车间、流水线、机器、打卡、加班、工资……”

只有在文字世界，他可以有片刻喘息。据朋友们讲，在那些难得的休息日中，许立志喜欢逛书店，在走廊里晃来晃去。他还经常光顾工厂图书室，去见厂刊作者和编辑，并开始诗歌和评论创作。“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时，内心非常激动，不由得大睁双眼。”一位熟悉他早期作品的编辑这样讲，同时他要求匿名，以便保住自己的工作。

许立志开始在网上发表诗歌，并向一些小刊物投稿。他也在接触珠江三角洲的其他打工诗人，线上线下均有联系。2012春天的一个周日，他乘大巴到广州周边的城市去参加聚会。一位姓高的打工作家注意到有个瘦瘦的小伙子坐在一旁，盯着手中的手机，静静地倾听大家讲话。高请他加入小组讨论。他半推半就地照做了。

后来，高和许立志一起步行去了车站。等待回深圳的大巴时，他们一起吃了顿饭，喝了杯饮料。两人都是二十出头的打工者，鄙视所从事的工作，生性敏感，都生活在一座浮躁冒进的城市。许立志向高讲述了自己身不由己的感觉，对工作不满意，但又无法另谋出路。“立志知道他手里握的应该是钢笔，而不是锤子，”高说，“但梦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

遍尝苦涩

2013年，许立志感觉整座城市仿佛要将他生吞进去。他将工厂宿舍换成一间小出租屋，但这里仿佛像是一口棺材。有些日子，他渴望能像唐朝那些大诗人一样，将诗歌浸泡在美酒和美人之中，幻想着“风花雪月”。无眠的夜，令人窒息，他却无能为力。他写道，“现实，只能让我谈到血。”

他和朋友们讲，自己想办法从组装线换到后勤部门，这份工作稍微多点自由，他偶尔还能玩会儿手机。但这份新工作未能平息他的焦虑，死亡的阴影开始纠缠他的工作。在《预言》中，他将自己和祖父作比，那个瘦削的男人，“吞下他的情感”，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1943年秋，鬼子进村/我爷爷被活活烧死/享年23岁/我今年23岁。”

许立志闭口不谈自己的挣扎，也很少提及他的朋友。据大哥许宏志讲，每次打电话回家时，他都报喜不报忧。家人对他创作的事情一无所知。许立志曾对一名中国记者讲，他确信家人不会懂。许立志说，“一方面，他们不理解诗歌，另一方面，我有时会写一些不快的经历，我也不想让他们担心。”

他周围的人认为一定程度上的痛苦实属正常，甚至是必要的。问及深圳工厂的老工人来厂最初几年的情况，奇怪的是，他们谈及“能吃苦”时会倍感自豪，这个汉语词汇本身就表明忍受能力。早期打工者有经历过饥荒的父辈们，他们是从赤贫的乡间来到致命的城市血汗工厂。幸存下来的人总会有种倾向，认为新来的打工者缺乏毅力：就是有些太孩子气。

许宏志和那位不愿被提及姓名的编辑，以及之前数百万计的其他打工者，都是十几岁的年纪就进了城，在不堪的环境下饱受摧残，最后变得越来越坚强。他们坚信如果许立志能多些耐心，继续工作，也同样能扛过来。当那位编辑看到许立志时，他看到的是天分和才气，而不是绝望。据他讲，“现如今的条件比以前好得不是一点半点，不过，我估计新一代的需求和期望和从前不同。”

许立志在希望和绝望之间辗转反复。他希望摈弃单调的工作，以求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并且两次鼓足勇气去争取一份案头工作，一次是应聘工厂的图书管理员，一次是到他最喜爱的深圳友谊书城求职，不过两次都未能成功。可是当一位当地记者问及他的未来时，他答道自己无法期望太多。“我们都希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无法掌控个人的命运。”

尾声  

据他的兄长讲，2014年春节将近时，许立志没有告知家人，辞掉了富士康的工作。他和朋友讲，自己是要起身去离上海不远的苏州，去见个姑娘，就此开始新的生活。他哥哥说，谁都不知道春夏两季他在哪里，他和最要好的几个朋友都没有联系，不过他在深圳的房租还依然照付。

九月末，他再度现身深圳，又和富士康签了新合同。两天后，在中国国庆节前夕，年满24岁的许立志从他最钟爱的书城出来，乘坐电梯上了一座大楼的17层，纵身一跃。直到又一起自杀事件的消息传来，朋友们才看到他最后的诗篇，那是预设在10月1日发出的帖子，题为《新的一天》。

许立志死后不久，有国际劳工组织将他的诗歌译成英文，此举引起了彭博新闻社和华盛顿邮报的重视。中国诗人秦晓宇正在拍摄一部关于许立志生前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并将其诗歌结集出版。富士康根据公司政策规定，拒绝回答有关许立志的任何具体问题。

许宏志乘长途大巴从揭阳赶来，和公司商讨善后事宜。由于无法将许立志的尸骨带回乡里，他将弟弟的骨灰带到海边，撒入大海。另一位打工诗人周起早（音译）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悼词：“又一枚螺丝松动/又有一位打工弟兄跳了下去/你替我死去/我替你继续写诗。”

——谷永强随同采访

（米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