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随性的长发，就任它们披着，颜色花白。

一把洒金面折扇，偶尔合拢打开，扇面空白。

昨天，花甲杨炼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杭州图书馆展览艺术中心。

杨炼是与北岛、顾城、芒克等齐名的朦胧诗代表诗人。他如今长住伦敦、柏林，这次是专门为了老友晨晓的画展而来，不仅题写了前言，还兼做了学术主持。

开幕前，他和朋友们随性地聊天，有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诗人蔡天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江弱水等。

本周五下午3点，在钱江新城市民中心的杭州图书馆J楼报告厅，杨炼将举办“眺望自己出海—杨炼杭州诗歌朗诵会”。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与杭州这座城，做一场深度的文化接触。

他直言

朦胧诗年代早已过去

外罩黑色中式外套，内穿浅黄T恤。虽然乍看有些矛盾，但想想杨炼的背景，却又合乎情理。

他生于瑞士，长在北京，后又旅居海外，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从美国到瑞士，从英国到德国。去年，他获得了意大利卡普里国际诗歌奖，在他之前，获得这个奖项的是米洛什、沃尔科特、阿多尼斯等著名诗人。

提到绕不开的标签“朦胧诗”，杨炼笑了。他毫不掩饰地直言，朦胧诗年代早已过去，“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诗，早期的朦胧诗很多来自西方翻译作品的启示。将意象带入到诗中的做法有一定开创性，但渐渐的，我感到仅有开创性是不够的，那只是个先锋，做先锋很容易，但我想做的是后锋，而做后锋是很难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敦煌》、《诺日朗》等一些诗里，开始放弃意象带入的游戏，我不想写西方诗歌的中文版，我希望追求更有深度的创作。”

20多年后的今天，当杨炼重新回首这一路的诗歌创作，他悟出了自己的“道”：“以独立思考为体，以古今中外为用。每个人都是文化组合的复杂结果，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别。这中间的差别只是在于你的组合是否是良性的。而良性的组合，就会产生深度。”

2012年、2013年，杨炼获得了柏林“超前研究”中心的奖金。这笔钱和这一年的时间，除了继续创作诗歌之余，全部被他拿来研究《金瓶梅》。

“我在德国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套万历本的《金瓶梅》，这是傅斯年收藏的影印本，上面还有傅先生的朱批。我把这套书搬到柏林的研究中心，陪了我整整一年。”杨炼说，“在我心中，《金瓶梅》是第一部现代中文小说，在文学结构、形式语言等许多方面都有着无可比拟的创造性。我甚至觉得没有一部当代的华语小说能都到达它这样的深度。”

对于《金瓶梅》的研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之前杨炼的《艳诗》短诗集，“我想以《金瓶梅》为开头，重新梳理、建立一个我自己的中国文学传统。除了兰陵笑笑生，还有屈原、杜甫、李商隐等等，他们跟我的创作息息相关，而我所梳理的这个文学传统，可以视作是我的精神来源。”

他笃定

诗恰恰大有复兴之势

“有人说这个时代诗已经不行了，这么说我并不感到奇怪，这只能说明他所关注的领域里，并没有把诗包含进去。”杨炼摇了摇手中的折扇，“在我看来，这个时代，诗恰恰大有复兴之势。”

他以国际华文诗歌奖为例。

2012年，杨炼作为北京文艺网的艺术总监，开始举办这个诗歌奖，所有诗歌通过互联网征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投稿。

“第一次征集，我们收到了8万首诗，这证明了，诗歌在中国不是少数人的玩具，而是更多人内心的表达。那一年，我们的冠军叫郭金牛，是一个民工诗人，如今他已经在国际上小有名气，我还推荐他去了鹿特丹诗歌节。他用诗歌这种高级的文学形式，传达出了中国，乃至世界底层的一种生活。他的诗，是原创的真实的感人的，是真正有生命力和灵魂的。”杨炼说。

当时征集来的那些诗，一贴上网，就会引来三四十页的评论，那些探讨让杨炼觉得诗歌一点也不冷清，“你看，余秀华的诗，一出来就卖掉了15万册。不是因为她的身体问题，也不是因为‘去睡你’这样的字眼，而是因为她写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感受，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人们对待诗歌依然怀有热情。”

“当然，这个时代高度的商业化会让年轻人感到茫然，很轻易地便能看到路的尽头，读书，考大学，然后出来找个工作。”杨炼说，“但不要忘了，诗歌是文学的极端形式，写诗的人会自发地抛弃商业、实用和功利。当你开始写诗，你就会发现，没有意义的现实因为诗歌而突然有了意义，在商业社会里迷失的自我因为诗歌而被重新寻回。你的迷茫，诗会给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