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百年的发展变化，中国新诗已经确立了自己独立且耀目的诗学系统。但是活跃和喜新厌旧的品性一直让新诗处在前沿和动荡之中，速变与速朽是新诗的特征也是技术更新的动力。这让几年前的好作品，在今天就如昨日黄花。先锋和新锐使新诗青春蓬勃，也激荡不稳。所有这些就导致当下诗歌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新诗在进化的同时，也在变异。譬如体积越来越肥大，体质越来越松懈甚至拖泥带水，诗歌与其他文体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些技术层面的探索不是最让人担心的，因为艺术有自身的调控功能，探索一旦过了头，自然会被淘汰和摈弃，最终还是要回到艺术的本源上来。但是过分的诗言智加上对世俗趣味的沉迷让诗歌中的志向即理想越来越淡化，审丑在流行，低迷低俗以及苟且犹如诗歌中的阴霾在弥漫。在一些优秀的诗歌里，我们虽然能看到了人生的真实和真相，但骨缝间渗出的冷和残酷常常让我们毛骨悚然。与此相对的，是一种看起来明亮阳光，但是没有真话，通篇是虚假的歌唱与廉价的抒情，还不如前者。诗歌需要热爱和温暖，需要气度高度和温度。诗人怎么能在更广大的公共空间真实发声，并气贯长虹，这一切必须需要诗歌主体也就是诗人自己要恢复和遵守博大正气的诗歌伦理，和舍己为人的写作传统，既心境上高上云端，心态上又低进泥沼，并有以一己之心去捂热整个世界的英雄主义和襟怀。下面就具体说说要恢复和坚守哪些品质，并让这些原有的诗歌光芒重新绽放出来。

还凌云之志，除功利之心

诗歌要有大境界，首先需要诗人自己要有凌云之志，人之所以需要诗歌，就是人天生有对高度的向往和企盼。人活着不是为了爬行，而是为了飞。飞的幸福在于体验“绝云气，负青天，”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逍遥与壮美。而能飞多高取决于人是否能像鲲鹏那样有大翅膀大志向大智慧，如果像家雀那样满足于一把米粒，一米高的篱墙再大的翅膀也会退化和完蛋。诗人要飞起来必须要不断地聚集信念和力量，不断地给精神注入氧气并清洁心灵。而欲望是毁坏诗人心灵的硫酸。所以诗歌要高耸入云，不仅诗人的胸襟要无限大，而且必须要剔除功利之心，一点杂质就会使诗歌的引擎灭火。

功利之心有别于想把诗歌写进文学史和不朽的雄心和野心，后者是用文本说话。也就是说，后者是诗人把诗写得像诗是诗，通过文本的出类拔萃来实现他们的诗歌抱负。功利之心不是这样，这类诗人图解政治概念，肢解公共人物和话题，迎合某种活动和节日，然后堆砌伟大华丽的形容词，极尽谄媚之能事。作品既没有真情实感，也没有独立思考。我不反对写这类题材的诗歌，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感而发，大题材中凝结着诗人自己的发现和思想。贺敬之和郭小川当年都写过政治题材的诗歌，不管今天我们怎么评价他们的诗歌，但必须承认他们当时的热情和真诚，因为他们不仅是歌颂那个时代，也是在抒发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不管他们面对的是延安还是团泊洼，他们的歌唱都是掏心窝的，既真实又真诚。但现在这些诗人不是这样，他们根本就不信仰他歌颂的这些，他们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当官发财，诗歌是他们的敲门砖和入场券。这也是一种贿赂，他糟蹋了诗歌又丧失了诗人的良心。所以做一个真正的诗人首先要铲除这种诗行贿的心理。

第二种功利之心，是急于成名东拼西凑，这种诗人缺乏才气，又私心膨胀，为了快速成功，就改编甚至抄袭别人的诗歌，把甲乙丙丁的作品揉搓到一起，改头换面，新瓶旧酒，甚至空瓶无酒，只有瓶子上的花纹耀眼唬人。这样的作品注定没有灵魂，等待清洁工打扫进垃圾场。

这样的功利之心必须剔除，否则诗歌难以有血有肉有魂。诗歌需要轻，而功利之心就是绑在身上的金块。太沉了注定无法飞翔，如果在水里，不但游不起来，还要被金块坠沉。这金子就是欲望，就是名利，把名利场上的东西强加给诗歌，就是让娇柔的美女去货场扛麻袋，不仅害了美女，还坑害了这些货物。

诗歌是柔弱的，又娇贵又难养。它需要诗人小心耐心还要有赤诚之心和洁净之心，即使这样它也不一定能成活，还需要天机和神赐。诗歌不是诗人努力就能获得的，诗人在寻找，诗歌在徜徉，时机不对就错过了。要遇见需要机缘。而真的得到了，诗歌除了给诗人心灵带来无限的喜悦，其他实际的东西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对诗歌一厢情愿，尽管这样，诗歌也经常是冷屁股对待我们的热脸。这一切表面，诗歌与功利势不两立。

为了剔除功利之心，诗人要学会用减法生活，减去一切沉重的背负，剪去一切与诗歌无关的枝枝蔓蔓，让心灵轻松，让写作飞翔。这让我想起一位诗人朋友，他说这辈子如果不饿死，他就永远只是读书和写作，决不做其他。三十年前这个样子，三十年后依然这样。他就是这个时代的激流中挺出水面的礁石。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都不能撬动他一点沉静的目光和对诗歌的热爱。他的写作和人生因此而飞升，因为他的心里容不下一点尘埃。

要锋利之思，少世俗之心

诗歌要有烟尘味，但诗人不能媚俗。诗人要尽量与世俗远，诗歌尽量与人间近。诗人只有跳出了世俗，才能把诗歌写得既亲近又超拔。更主要的是诗人需要如刃一样敏锐和锋利的思维，这样才能让他在杂乱无章熟视无睹中把诗逮出来，哪怕是细如游丝的诗意也能切割下来。这说明诗人都是充满灵性的，是一个能和万物说话的人。他们写诗，不依赖经验甚至不是思想，而是与生俱来独一无二的感觉。第六感，那冥冥中的神秘之光，像上天赐给诗人的神来之笔和来去无影的灵感。诗人就用它们来调遣着事与物，来选择自己的话语，对生活削铁如泥，使诗歌即出人意料，又像刀尖一样尖锐快捷。而保证诗人思维这样敏捷地运转，首先就是诗人一定固守本我，做自然人，防止被社会异化。做到这一点，必须减少世俗之心。

这是前一个问题的延续，只是轻与重的关系。功利是写诗的大病，世俗是写作的一般性患疾。世俗犹如灰尘，多了就会让机器锈住，运转不灵。灰尘更多的时候，就是雾霾，雾霾灌满诗歌，就是一种脏，一种低俗。那就没有了诗意，没有了诗。而生活中我们又无法屏蔽世俗。每天的柴米油盐，遭遇的生老病死，大一点年龄的诗人还要抚养孩子，赡养老人，等等一切生存之必须让我们不可能全部地剪去世俗行为，但是可以世俗一点，但绝不能庸俗，更不能低俗。因为我们写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超越缭乱琐屑的生活，让诗歌和心灵进入到境界中。

所以我这里的“减少”延伸出两方面，一是诗人要清醒，不论何时何地要清醒地知道你在做什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与非都要一清二楚。二是在写诗的那一刻，就是面对白纸的一刻，一定要剔除俗心，让心灵空成一张白纸。只有这样性灵才能灵敏，才能自由自在地超拔和潜入。情思才能“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为了让诗歌减少些俗气，诗人尽可能少参与一些无聊的活动和聚会，尤其是各种庆典的商业活动，以及政客和暴发户们的酒局。不能屏蔽就躲避。不能全身心告退就间歇性逃避。写《瓦尔登湖》的梭罗也不是整天呆在山上独居冥思，他经常在晚上出溜下山，到同道的朋友家里，饮酒弹琴，秉烛长谈。只是在嘈杂的白昼在山间树林里，面对清澈见底的湖水净心修神。第二种减少世俗之心的做法就是躲到书里去，这是想象的世界，诗意的世界，理想的世界。书是一个屏障，直接把尘埃和杂质挡在了外面，让我们的灵魂逐渐清澈成纯净的泉水。还有很多诗人用喝酒保护自己，拒绝异化。最著名的酒鬼诗人是美国的布考斯基，这家伙多次从酗酒中死里逃生，酒毁了他身体，去保存了心智的完整，酒是一个硬壳，让那些有害于写作的虚荣名利无法进入他的思维。所以他的写作真实强硬。被称为“一个难对付的家伙”，他自己也说：“我一辈子顾虑我的灵魂，我永远一手拿着酒瓶，一面注视人生的曲折，打击与黑暗，等待死之最后到来。”布氏受中国诗人推崇也就是源于他身处底层，又绝不与世俗妥协的灵魂。

这也提示我们，诗人要坚持一些怪癖，譬如：偏执、冲动，甚至尖刻、爱急眼和不合群。这些特性让他们眼光尖锐，思想坚定，思维敏捷，才思汹涌。这些怪癖就是保护诗人敏锐和纯正的鞘。否则太大众太合群他可能是个受欢迎的好人，但是他的目光锈滞思想迟钝，在写作上就是脑瘫。如果太世故甚至市侩和圆滑，不但写作上毫无发现和创造还会违背诗人的天职变得美丑不分善恶难辨，甚至伸着喉咙为虚假歌唱。

所以诗人需要一颗真诚而脱俗的心灵。这是因为真诚而脱俗是诗的境界，同时也只有真诚脱俗才能保持写作的敏锐性，才能时刻从灰尘满面的生活里敲打出诗情。

坐禅之修与寂静之心

功利和世俗没了，自然就是宁静了。但保持宁静的状态，是寂寞的。我曾经写过，应该有这样一位诗人，他的作品一尘不染，内心也没有尘埃；他的诗歌超拔，行为也与之一样超然物外。这样的诗人是文本与行为统一的诗人，是一个有境界的诗人，他不仅写诗更像诗歌那样活着。这样的诗人能朝饮白露，晚看菊花。每天端坐在白纸旁，看朝阳老成夕阳，让时间在自己的身体里编织着春夏秋冬，脸上的皱纹多了，心灵里的杂质却挤光了。而且几十年来就这样过滤着，纯粹着，直到把自己纯成陶器，哪怕落满了灰尘，擦一擦依旧闪烁着新鲜而深沉的光芒。

这说明写诗犹如坐禅，信徒道成肉身，诗人肉身成诗。有人朝拜为了圣灵，诗人写诗为了神明。一条灵魂的皈依之途，一场盛大的洗礼和净化。洗去一切杂念和欲求，净化为充盈和敞亮。上帝用圣灵柔化人和心灵，诗人通过写诗走向圣灵和神明，整个过程就是信徒的修行之路。这是一条通往人的内心最深远的路，诗歌就是探测人心灵的同时又引导着心灵走出迷惘走向神明。在这个道路的尽头是一种自由的充满的超然的明亮和透彻，是完全卸去沉重的肉身和欲望后的轻松安详平衡和美。这一切与坐禅一样都是为了清心羽化，让身心和诗歌一样弃绝凡尘，让心灵宁静，让人生清澈。

所以，当下不缺乏优秀的诗人，缺乏的是上面提到的能把生活羽化成诗歌一样的人。像诗歌那样活，就是把诗歌的境界和精神带进生活，那种超然与绝尘不再只是写作中的一种高调和秀秀，而是要化成一种行为，一种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走动和声音。

做到这一点，间歇性躲避是肯定不行的。还需要一种大隐和炼狱般修为的精神。也就是通过全身心的隐和禅进入到静思的状态。这让我想起美国作家福克纳。这个乡村老头晚年终日把自己关在一个地下室里专心写作，一日三餐由妻子送到门口。偶尔有事上街，遇到熟人打招呼他就慌慌张张地逃跑。类似的例子还有德国的海格德尔。海格德尔曾经到乡间逗留，住在山上的小屋，独自倾听群山深林和无言的农田，和农民们一起烤火，看豹子钻进鸡棚以及母牛在早晨产下牛犊。那个时代作家们还没有学会作秀和炒作，他们的这种做法，不只是减少无用的世俗之举，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就干净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寻找一个自然自由的精神平台，让心灵因静而活跃起来。因为只有静才能沉思，也因为只有思了才能产生真正的诗。

守住寂寞进入静思的境界，要培养自己的孤独意识，沉进孤独首先要靠意志，因为这是一个苦行僧之路，就像前面提到的，诗人就是通过寂寞来参悟静修的境界。但这个过程并不痛苦，反而充分享受了独自冥想冥思的快乐和自由。它的程序是沉思沉醉再迷狂，然后就是创造和创造带来的幸福感。像前面提到的福克纳和海格德尔不正是在孤独中自给自足，愉悦满心嘛！

这是入境的快乐，更是独思与创造的快乐。这让我想到《二十四诗品》中超诣一格。是说诗人在远离尘嚣的自然之纯景中，会与“道”相通（也就是通灵者），写起诗来就能超脱世俗。乱石乔木碧台余晖中构思吟咏会忘了自己，完全沉醉在艺术的韵味之中。这就是寂寞开出的花朵，也是寂寞本身的快乐和境界。

静思另一个境界就是让诗人变得单纯，单纯使诗人的心灵明亮干净并活跃。那些目光所及的一切都会引爆诗人的写作点，那些周围的事物，不论多么渺小和琐碎，他都能从中看到人类生活的样子，复杂的被他的单纯过滤成简单，单纯又使诗人的写作变得执着。同样因为执著，人的心胸变得博大，变得柔软，变得淡泊和干净。从而人和诗歌都进入一种真境界。

侠义精神与同情之心

古代传说，儿子为了给继母找到治病的活鱼，便在冬天把身体贴在冰面上，来使坚冰融化，捞上鲜鱼。这种献身行为有两个意义，那就是一个是义举，一个是温暖之心。这恰是我们当下诗坛匮乏的品格。诗坛需要也呼唤融冰精神，这也是一种大爱。有大爱的诗人，哭能惊天地泣鬼神；笑能让山河鼓舞，时代振奋。这就是当下提倡的正能量。正能量的核心就是正义感和同情心，前者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后者是为别人的痛苦捧出自己的热泪。这是古今中外所有优秀诗人共同的写作原型，也是能成为一个诗人最基本的元素。所以正义感和同情心是诗人的两翼，它们构成诗人完整的人格和心理胚胎。一切爱恨由此发轫，一切写作由此出发。

因此，同情心就是良心，诗人就是人类的良心。诗人不仅要有勇气去挑战丑恶现象，也要有温暖传递给弱者。我强调保持这原有的诗歌传统，是因为本文开始提到的诗歌太冷，诗人太自我的现状。诗歌必须要进入生活现场，进入到广大的公共空间。诗人要敢于发声，要和时代一起呼啸着前行，筚路蓝缕，休戚与共。诗人不能太冷漠，太自私，各人自扫门前雪，要关心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不仅仅是隔岸卖萌，诗人连同文本都应该楔进现场，流汗流血流泪。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社会变革和重大事件中，诗人从来没有缺席，而是呐喊着冲锋在前。尤其在08年汶川大地震的巨大灾难面前，诗人们义不容辞地递上自己的肩膀和使命，让诗歌成为安抚人的心灵，振奋人的精神的一杯水一块面包一面旗帜。可是短短几年，为什么在个人常态的生活中，在巨大变革的时代面前，诗人们又回到挖掘内心和潜意识，不厌其烦地把玩技术的小手艺之中？这种类似自慰的写作状况使诗歌成为私语者，也使诗歌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读者和生存空间。

诗人们必须抬起头来瞭望远方，让目光越过自己，旁及到那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境遇，这就是一种品质，一种爱，一种大的同情心和悲悯情怀。于是同情心就上升到宝贵的侠义精神。侠义不仅是情感上的援助，还有行动，所以这个词总是让人热血沸腾，它代表着正义和真诚，坦荡和牺牲，还有情谊和泰山一样的信诺。它让诗歌充满情怀和高度。所以古人云：“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有侠义的诗人才是大家，有侠义的诗歌才能大气。一个自私的诗人也许能写出几首好诗歌，但绝对无法写出与时代比肩的大诗歌。

更重要的是，侠义的诗歌有温度，它是雪里的炭火。写温暖的诗歌，给读者带去热量是当下每个诗人的责任。诗人不能只沉迷和陶醉在把字词以及比喻句打造得惊天地泣鬼神的乐趣之中，也不能把头缩进自己的情绪里一味地放大自己的愁怨，诗人不仅需要大我，更需要忘我。诗人的胸怀不能像大海，也要做一个广场，让大家踩跳跑，尽情地释放快乐和愉悦。何况这世界还有那么多不公需要诗人拍案，还有那么多不幸需要诗人关爱。譬如诗人周庆荣在油画《石壕吏》面前，痛斥凶吏，又为受苦受难的老叟泪流满面：“太阳升的高一点吧，当初红艳艳的血性只需一点点的高度就会有光芒，请一视同仁地照耀人间每个角落，尤其不能让石壕那里继续黑暗潮湿。”这就是同情心，并上升到侠义精神的一种表现。

侠义精神的又一个表现就是让诗歌有了劲健的力量，因为它是诗歌中的钙和铁甚至是钢。有了它诗歌就充满了浩然正气并慈爱温情。诗人怀揣侠义来写作，就是一边铸剑一边育花。所以同情心是诗之胚胎，侠义就是诗之枝干。有侠义了诗人就有了胸襟，胸怀大了，心灵就变得温润善美，投射在万物和作品上，才能红润温暖又深情和爱。这种自动地去接纳和感受别人的苦难，而又与苦难能肝胆相照的诗人才是当下最需要的诗人，才是走出自我又能忘我的诗人，是有血有肉的诗人，是诗人中的诗人。

总之，忌功利和世俗，坚守寂静和侠义，这是诗人原本的品质，只是被当下的诗人给弄丢了，或者说给边缘化了。这里重申就是让这些品质重回中心，重回诗歌现场。因为诗人拒绝世俗，但不拒绝生活，而且对生活充满了一种较之常人更强烈的爱，爱让他们敢于挺身而出，捧出肝胆；爱也让他们专注于心灵，超然宁静。这是诗人外内兼修的品格，从而实现诗人有血有肉又真诚脱俗的诗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