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澎湃新闻曾以《刺痛这个柔软的时代》为题，报道了北京皮村“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四个月过去，“工人诗歌”似乎已成为一个略具规模的文化事件，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工人诗歌不仅被各大文化媒体广泛报道，甚至连续多天走上新闻联播。

5月23日、24日在天津大剧院再次举办的“我的诗篇：草根诗会”却遭受冷遇——两场演出一共只售出40张票。相伴的反思与批评也一同到来，例如昨日《新京报》署名伍勤的文章即质疑，诗会这类“高大上”的呈现形式，对于工人诗歌中潜藏的底层反抗能量，可能反而是一种消解。

针对此一争议，诗会导演、《工人诗典》编纂者秦晓宇投书澎湃新闻，反驳伍勤文章观点并讲述自己对工人诗歌与工人阶级命运的看法。

《新京报》发出一篇文章，《炸裂之后的沉默，打工诗篇已死于舞台！》 该文的核心观点是，把打工诗篇弄到天津大剧院这样“高大上”的场域，还用纪录片搞一些形式上的实验，无主持人、无转场地编排了整个活动，这些做法就是在杀死打工诗篇。按照作者的逻辑，大剧院是所谓“高雅艺术”的殿堂，工人诗人到这里来是对所属群体的背叛，于是她反问道：“这种以审美为基准而整合出的‘声音’，真的还具有抗争性吗？”那么，工人诗人应该待在哪里？工人诗歌应该有怎样的“写法”和活动形式呢？

作者举了她认同的“正确”的一例，“皮村的工人在周末时汇聚在一起朗诵诗歌、唱KTV——这里的KTV收录了大量工人歌曲。和流水线上的工具性关系相比，精神文化的连结使工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机器的异化’，创造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便是非常拙劣的写作，他们也在此互相分享，甚至进行效率极低的音乐共同创作。即便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美学水准，工人阶级在这种自主创造性活动之中无疑被赋予了力量，文艺是他们抗争‘异化’的武器。”就此我谈谈我的看法。

先说地点。该文作者大概认为工人文艺只应该缩在打工者聚居的城市偏僻一隅，如皮村，自娱自乐或互相砥砺，不应该跑到大剧院，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我想反问，他们凭什么不能来？没错，大剧院，尤其像天津大剧院这样自负盈亏的剧院，是设置了票价的门槛，可难道同时要隐隐设置歧视性的身份门槛吗？工人文艺很少在大剧院这样的地方演出，这不是工人的错，而是只认票房的演出市场、文化体制的问题。像天津大剧院这样不计成本愿意邀请工人来演出的剧院不是太多了，而是几乎没有。绝大多数剧院按市场规律办事，我无话可说；但天津大剧院认为工人诗会既有审美价值，也有社会意义，即使票房惨败也值得尝试，这样的义举反倒错了吗？我更想说的是，对于大剧院这样的场所，工人文艺不仅可以来，而且应当来。我们知道，底层与边缘能否以及如何“发声”的命题事关社会正义与历史真相，但这发声何其艰难？他们通常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这并非因为他们没有发声的欲求或能力，而是因为没有话语权和发声的空间！一段时期以来我和我的朋友们所做的，正是全力协助他们争取和拓展发声的空间，创建交流的平台，以诗为媒，把工人真实而富有魅力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工人文艺不应封闭于皮村这样的地方，相反，应当走出去，应当争取更多更大的空间、聚焦度更高的场域，应当无所不在。如果说皮村的“打工春晚”是一个工人自我组织的好例子，这两届“打工春晚”恰恰不是在皮村办的，而是在朝阳9剧场；然后“打工春晚”被放到网上，有数以百万的人点击，这正是争取更大空间的方式，没有谁可以限制。

再说“写法”。在今天，一个诗人写什么、怎么写，是他的绝对自由，这应该是常识了。难道仅仅因为作者是工人，他就一定要“承载这一群体声音的力量”？一定要“具有抗争性”？如果不这样写，就是错误，就“死掉了”？该文作者可能没意识到，她这种把文学工具化、甚至政治斗争化的观念，这种“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恰恰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论调。文学史上，不承载群体的声音而只承载个体孤独的声音的杰作，不具有抗争性而只具有爱意甚至消极爱意的杰作，数不胜数。如果其他身份的作家可以这样写，但工人不可以。这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苛求、道德绑架和双重标准吗？

在我看来，诗歌这东西，你越刻意强调承载群体的声音，可能越适得其反，越会沦为一种空洞和虚化的代言，到头来既丧失了个体的独立声音，也没有表达出群体的声音，“前三十年”的文学不就是这样吗？相反，越是执拗于独特的个体声音，这种声音就越不容易被利用和抹杀，就越会在这种声音的深处，触及普遍的境遇，优秀的工人诗歌的意义正在于此。至于所谓“抗争性”，不要理解得那么狭隘，好像只有“匕首投枪”、抨击时弊才叫抗争。许多底层的打工者拿起笔来反抗不能发声的处境，这不是抗争？他们所写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作品，如唐以洪的《退着回到故乡》，不是另一种抗争吗？即便抗争性专指“匕首投枪”、抨击时弊，天津诗会上这样的作品也多得是，为什么视而不见呢？“承载”或“抗争”不应该成为一种外在的律令，而应当只是每个人的内在觉醒或自由选择。

该文作者认为“即便是非常拙劣的写作”，只要能在工人内部“相互分享”就有意义。我想问，难道跟外部更广大的人群分享就没有意义？这两种分享矛盾吗？文学，难道不是打破种种壁垒，促成不同身份、阶级、种族、时代的人们之间的理解吗？而称工人诗歌为“拙劣的写作”的态度，涉及一种对工人诗歌文学价值的无知。本世纪以来涌现出的工人诗人和诗作数量十分可观，但浮泛地谈论一种文学现象没多大意义，作为一个诗歌批评工作者，应当针对佳作发言。我用一年的时间广为搜寻、细加甄别选编一部《当代工人诗典》的工作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工人诗歌不容小觑的文学价值，这种价值不是我赋予的，也不是任何人能抹杀的，我会用这部厚达五百页的诗集把它呈现出来。

优秀的工人诗歌兼具底层发声价值、历史证词价值、启蒙价值和文学价值，因为它是群体之一员的写作，因为它至少是心灵的证词，也一定会促进精神世界的解放。差的作品只有证言的意义或连这意义也没有，譬如“前三十年”的“假大空”的工人诗歌。文学价值甚而可以提升前三种价值，想想鲁迅的“匕首投枪”和文革中“大鸣大放”的区别。许多人，甚至包括我的一些同行，实质上并不关心工人诗歌的文学价值及其丰富性，单单拿出“载道”或“介入”的常规意识来裁夺这种价值，这恰恰是一种庸俗的“知识分子病”。

接着说说活动形式。在该文作者看来，我们在天津大剧院搞了这样一场活动，尤其还用纪录电影把现场串联在一起，使整个活动成为无主持人、无转场的完整作品，这种实验性真是一大罪过。因为“知识分子以自身的美学视角，把会写诗的工人选拔了出来，又以浪漫主义的方式陈列给公众，台下的观众（包括我在内）感动了、落泪了。可是，这种以审美为基准而整合出的‘声音’，真的还具有抗争性吗？”“抗争力量似乎在不属于那个阶层的（或者说不具有那个阶层能动性的）美学形式中被消解掉了。”关于“抗争性”已解释过了，该文作者认为没有“抗争性”并不代表真的就没有“抗争性”。不过和伍勤不同，“抗争性”不是我们唯一关注的，比如我们同样关注工人诗歌不可削减的丰富性，这种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是创造力的表现，也是对异化的反抗。

至于“不属于那个阶层的美学形式”，莫非工人只配享有粗糙简单的“美学形式”？这同样是狭隘的文化等级观念作祟。说到高级，诗歌从来就是一种高级的美学形式，这种高级不体现在写作者的阶级和社会身份的尊卑上，而是体现在精神创造力、语言表现力和触及“现实世界性”的深度上，就此而言，某些优秀的工人诗人完全可以和当代知名诗人比肩而立，甚至更具有经验的厚度与直指人心的力量，在我眼中，他们无比高级，也完全配得上我们用高级的“审美形式”来呈现他们高级的诗性。

一场朗诵会不能“无政府主义”，总要有个组织。常规的方式是主持人串场介绍，如果我们这样搞，不仅流于俗套，恐怕有人又会指责我们以主持人的身份压制和整合工人的声音了。我们在现场加入了一部电影，以此作为与现场朗诵相互应和的另一表现元素以及结构；但它不是一般的电影，而是一部工人诗歌的纪录电影，且电影里的几个主人公也来到了现场，这简直是得天独厚的“美学形式”，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非工人声音的出场，而且让诗人既在现场朗诵，又回到诗歌所产生的社会现场与人生情境，让观众更好地领悟一首诗的血肉心魂，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指责的。难道工人文艺就应该粗制滥造、简单低级，这样就对得起诗人本人以及买票的观众了吗？

说我们“把演出主体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排斥在外”，这也是很严重的指责。我曾告诉过该文作者，我们给天津工友之家赠送了几十张票，第一天票房惨败但观众席基本坐满了，坐在现场看不到吗？这位作者还问我，在我们拍摄的工人诗人当中，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我说有，例如吉克阿优。因为我不能撒谎，当地宣传部门的确要帮他解决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岗位，虽然截至目前他还在羽绒服厂当充绒工。一个贫困的诗人朋友生活境遇有所改善，我乐见其成。但这绝非我们做这些事的主要目的，我深知个别人境遇的改善，对这个巨大的群体而言没什么意义，却被解读为，“工人诗歌在知识分子的种种努力下走入公众视域后，声音被听到只意味着工人阶级中的个别人得以脱离他们的阶级。”那我就说说我和我的朋友们工作的意图，正如斯皮瓦克在探讨“底层人能说话吗”这一命题时所说的：“多年来，我已经意识到，给人们提供遮风避雨的住所不是我的方式，甚至发动集体抵抗也不是我的方式，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我的工作是非强制性地重新安排人的愿望，培养公共领域的直觉。”我们也是这样的，此外可以加上推动诗歌文化建设的目的。

这场工人诗歌朗诵会对于诗歌文化，也有突破性的意义。在当代中国，诗歌越来越孤芳自赏、和社会相互漠视，其思想与美学的能量并没有释放出来。而我一直认为，诗歌可以成为构造当代社会文化的一支引擎力量，一套动力装置，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多开疆拓土的实验。譬如诗歌朗诵会，诗人们倾向于搞成一种沙龙性质的活动，也就是在某个封闭的空间内自娱自乐，朗诵完了也就完了，有什么意义呢？等于从未发生。有别于这种诗人的沙龙朗诵和主流文化机构的晚会朗诵，我提出了“社会朗诵”的概念，正如工人不应该缩在皮村，诗人固然边缘但绝不应当自我边缘化，诗人有推动诗歌文化建设的责任。这同样是我们做《我的诗篇》的初衷之一。

工人诗歌来自民间，来自底层，这里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地方，工人诗人们也正是以这种强韧的生命力创造着自己的生活和诗歌。所以，还是不要急于宣判打工诗歌的死刑，这种耸人听闻的论调不过是哗众取宠，根本无损于工人诗歌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