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很抱歉，新诗如何走向平民与大众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而古体诗如何走向平民与大众，我很少思考，这与我本人是写新诗的有直接关联。但我一直比较喜欢古诗词，再加上受家父和家兄写古体诗的熏陶，所以对当下一些古体诗我也是有些想法的：

中国作为诗的国度，不仅因为它有悠久的诗歌传统和彪炳千秋的优秀诗人，不仅因为这些优秀的诗人所创作的优美的诗篇，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而且因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的喜爱、阅读和吟诵古诗词，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时至今日，哪怕粗通文墨的人，也能背诵几首古诗词，或以此作为醒世名言教育儿孙，或以此作为艺术范本自我陶醉，甚至三五岁的孩童都可背出几首无言或七言诗，这足以证明古诗词恒久的魅力。

古诗词和现代人写的古体诗不一样，我不是指韵律，而是指词语的容量和意境。我们知道古体诗词在现代也不缺圣手，从沈尹默、俞平白、郁达夫到何其芳、钱钟书，功力和才力都不寻常。然而他们的哪首古体诗词能够振聋发聩，成为一个时代的心里具象而高标史诗呢？我们又是否发现，自唐诗宋词之后，还有谁张口就能背出一首古体诗词，还有哪个孩童在学语时大人会教他背现代人写的古体诗词？而新诗能让人容易记住和背诵的更是极少。

艺术形式的局限，必然成为精神含量的局限和文化属性的局限。

那么新诗和古体诗如何走近平民与大众，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层面：

一是内容上。现在的好多新诗与古体诗，要不就是内容空洞，无病呻吟，要不就是云里雾里让读者摸不着头绪，对生活中存在的客观现象和客观事物、景致，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缺少深层次的挖掘，缺少一种生命的思考。这样写出来的诗，必定附于表面，缺乏深度。我们大家是否感觉到，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写汶川的诗是铺天盖地，这些铺天盖地的诗几乎都是一式的口号，什么“汶川不哭，中国不哭，”；什么“举国齐悲，山河哽咽，”等等，真正能够把汶川大地震的那种悲，那种痛，淋漓尽致表现出来的程度20%都不到，为什么？就因为没有人对别人的痛会有切肤之痛。除非你也被埋在废墟里，九死一生过，那种亲眼看着亲人被夺去生命，亲眼看到自己的家转眼化为废墟的疼和痛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又怎么写出那种彻骨的痛。因为没有这样彻骨的痛，我们又怎么能大彻大悟，没有大彻大悟，又怎么能引发我们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这样我们写出来的诗又怎能不显轻飘。

有的诗人可能会说，写诗就是靠感觉，感觉就是灵感，灵感来了就得写啊！

其实我们有的诗人把感觉和灵感混淆了，感觉某种方面说只是一种情绪，而灵感是什么？灵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记得十五岁读中学那年，一到吃午饭，广播里就会播放《二泉映月》这首曲子。因为父母早逝，思念父母的缘故，每天中午我都会一个人端着饭盒，去树林里一边吃一边含泪听完这首曲子。整整三年没有中断过。这之后，我一直想写一首关于阿炳与《二泉映月》的诗，但一直没下笔，总觉得自己的笔力太浅，不能把我对这首曲子的感受写出来。2008年的一个晚上，我倚在床头看书，突然有了灵感，拿起笔一口气写出了《阿炳与二泉映月》，这首诗前后只用了三分钟时间。这首诗在《上海诗人》刊出后，先后被好几家诗刊选为年度经典诗歌，后被收进新出版的《新诗鉴赏辞典》。所以这首诗看上去是化了三分钟，其实已经在我心里积淀了三十年。我不是说这首诗有多好，我只是举个例子来阐述我前面的观点。只有生活具备了一定的厚度，你创作出来的诗才能丰厚。

除此外，我认为作为一名诗人，无论他是写新诗还是古体诗，都要关注民生，多一些社会责任与担当。当年白居易孤身一人到长安，谁也不认识，一把诗丢出去，一片叫好声，因为诗写得好，就一登龙门，身份百倍。所以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只有得到民间的承认，他才是真正的诗人。因为白居易的诗写的都是百姓疾苦，所以他的作品才能深得民众之心。这恰恰是我们现代诗人最缺失的一点。

记得有一次中午，我去菜场买菜，看到路边一位修自行车的大叔，腿边放着一个钢锅，里面一锅的面条，手里捧着一只大海碗，上面是冒尖的面条，那面条上没有一根菜叶，更没有一丝油腥，那个大叔一口下去，就吞掉了一个山尖。我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看着转眼一锅的面条没了，我的胸口有点隐隐作痛。我很想回家烧点菜给他送去，又怕吓着他。事后，我的心里一直放着这件事，几周后我写了一首《修自行车的大叔》，这首诗挂在博客里，有很多诗人点评说，诗人就是要关心民众，就是要有责任，其中有个人说，这个大叔碗里装的不是面条，是黄金。这个人还说他也是修自行车的。由此可见，平民与大众不是不喜欢诗。

二是形式上。古体诗因为字数少和韵律的原因，便于记忆，读起来朗朗上口。但如果用典太多，就会晦涩难懂，而且古体诗的审美功能大于思想功能，倘若能够很巧妙地融入一些当代意识和价值判断，而不是生硬地说教和空洞的呐喊，既有古诗词的韵味和艺术上的精致，又有当代生活的真实性，意境优美，寓意深邃，余音袅袅，情思绵长，便可视为诗词上品。

新诗要避免太长的句子，拗口的词语，包括先锋派、后现代、口水诗等，那些标榜写给一百年后人看的诗。这些年诗歌之所以被边缘化，出现写诗者比读诗者还要多的现状，原因很复杂，但主要不排除上述原因。所以尽管新诗和古体诗观念有差别，方法艺术风格审美追求表现可以不同，但诗的品格特质是一样的，如果新诗和古体诗能够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关注民间，贴近生活，贴近平民与大众，必然会得到平民与大众的认可和喜爱。

关注一下中国的诗歌发展就会发现，每一次诗歌大的变化都是民间歌唱带来的。四言诗变五言七律是因为汉魏时期的民间“乐府歌谣”；五言变长短句是受从晚唐至宋元两代民间曲牌流行的影响。

不要丢掉诗歌的传统，不要丢掉诗歌的鲜活性。我们知道真正有价值的诗歌作品必然是民间的，至少它们必须是在民间的背景下创作的，因为民间诗歌依附的是生活与自然两个世界，是那种你必须相依为命的东西，故乡、大地、生命、人生，它实践了波德莱尔的美学论断：“任何艺术都应该是自足的，同时应停留在天意的范围内。” 波德莱尔所谓的天意就是自然，就是宇宙万物，就是生生不已的生命的流转。所以只有走近平民与大众，去民间吸取营养，我们的新诗和古体诗的生命力才能源远流长。才能真正的被平民与大众所欢迎。

孙思，诗人、评论家，上海作协理事、《上海诗人》杂志副主编，著有诗集五部。其中四部在上海和全国获奖，诗收进百种诗歌选本。主编有上海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优秀诗选集《风从浦江来》，高校思想理论研究专著《走进大学生心里》填补国内同行业空白，由全国各大高校图书馆珍藏。2017《现代青年》年度人物•最佳诗人，有评论获《诗潮》年度诗歌评论奖，上海作协会员年度评论奖，第七届冰心散文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