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即人，这是我在新书《谭诗录——实然非实然之间》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奥登也说： “真实的人用诗说话。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全世界。被“撕裂”的不只是病患者的躯体，还有人与人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经由二战后全球化浪潮建立起的合作和信任。吉狄马加作为一个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诗人，显然不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疫情及“人为”冲击的现状坐视不理，他以诗人的责任和担当，拿起手中的笔，直面“一场输不起的隐形的战争” 。必须指出，对诗歌的捕捉和获取，是诗人这个“发光体”对生存问题的一个觉醒和反思过程，这种觉醒和反思在结果上颇为契合加缪所说的“与其说我是一个作家，不如说我是一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 。以我浅疏之推测，吉狄马加的艺术追求在于，他要用诗歌这种“心有意味的形式”发出中国铿锵有力的声音，亦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威胁之际主动承担起呼吁秩序重建的责任。

2020年4月，受疫情影响而“封闭”于家的吉狄马加完成了500行的抒情长诗《裂开的星球》 ，在这部副题为“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的诗作中，吉狄马加的逻辑是， “一场特殊的战争，是死亡的另一种隐喻”的疫情从沉睡中醒来，肆虐全球， “这是一次属于全人类的抗战。不分地域”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裂开的星球”上，但“我们都应该为了它的活力和美丽聚集在一起，拯救这个星球与拯救生命从来就无法分开……我要缝合我们已经裂开的星球” 。而“缝合”的基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的全人类是心连心的， “意大利的泪水模糊了中国眼睛” “伦敦的呻吟让西班牙吉他呜咽” 。那么，如何让“裂开的星球”恢复“圆”状？在吉狄马加笔下，一个和谐、共通的价值观被提出来了： “让一个人成为他们的自我，让自我的他们更喜欢一个人，让趋同让位于个性，让普遍成为平等。 ”在作品一开头，吉狄马加面向浩渺的宇宙提出一个设问“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 ，随着情感逻辑的推进， 《裂开的星球》以“精神口吻”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这个星球的未来不仅属于你和我，还属于所有的生命。 ”也就是说，吉狄马加将这个星球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密切纠葛起来，由此对当前所面临的文化、价值冲突和自我认同危机等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对吉狄马加这部长诗的解读已有多篇佳作现世，这里已没必要再去做具体的文本分析。我只想就《裂开的星球》中隐含的新史诗精神予以概括性阐释。个人曾经提出，自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以来，中国就建立了在文体和观念上与西方史诗迥然不同的史诗范式。也就是说，中国的史诗描写的主角不是个人而是人民，题材不是神话的而是现实的，其在内涵上是一种建立在历史事件、人物、场景基础之上的弘扬一个国家或民族主体文化和精神的文学样式。这意味着，中国的史诗不是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而是文明史诗、现实主义史诗，颂唱的是人民群众和他们展现出来的集体英雄主义和文化精神。毫无疑问，吉狄马加的《裂开的星球》虽然表现的是“世界视野与人类情怀的诗性表达” ，但在本源上表达的是中华文明面对全球化分裂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特色性关注和回答，亦即他是以汉语的、民族的、本土的关切去理解、把握时代与现实提出来的人类正在承受的种种灾难。按照吉狄马加自己的说法， “在这样一个人类正在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诗人和诗歌更应该承担起引领人类精神的崇高使命，要把捍卫自由、公平和正义作为我们共同的责任，对一切以排他为目的的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以及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我们都要发出强烈的抗议之声，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和平、进步与发展，我们要用诗歌去打破任何形式的壁垒和隔离，要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和人道的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 。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曾指出：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吉狄马加的上述自我阐述显然是一个诗人在地球村、命运共同体受到侵犯时的“中国之声”的艺术化代言。这里要回望的是， 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三年后又推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氏引起轩然大波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将会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 “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最可靠的保障” ，针对冲突，亨廷顿说， “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按照他的说法，文明的种类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秩序中定位的基本依据，会对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文化共性促进合作，而文化差异则加剧冲突。且不论亨廷顿的论证过程是否严密、科学，其理论框架中暗含了以西方文明涵盖其他文明的设定——而这正是星球“裂开”的问题根源所在，这种“裂开”本质上是指世界上一些所谓大国不再有统一的有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或者共识，而是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贸易、金融和政治规则的过程，也即吉狄马加在诗中所说的“在这里他们要求爱尔兰共和军和巴斯克人放下手中武器，却在另外的地方发表支持分裂主义的决议和声明” 。

毫无疑问，史诗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每一部史诗都是具体历史的和具体民族的。这意味着，史诗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之上的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的“宏大叙事” 。诗人李少君曾说：“诗人总是成为感知时代的先锋，诗歌总是成为时代的号角和第一声春雷。 ”当新时代新世情带来新机遇新变化又产生新难题新矛盾之际，诗人无疑会秉持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 ，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特别是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新史诗。故而吉狄马加的诗句“这个星球是我们的星球，尽管它沉重犹如西西弗斯的石头，假如我们能避开引力站在苍穹之上，它更像儿童手里的气球，不是我们作为现象存在，就证明所有的人都学会了思考，这个时代给我们的疑问，过去的典籍没有，只能自己回答，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那是因为鼠目寸光者还在争吵” ，是中国提供给“裂开”的星球的“拯救方案”的形象表达，也就是说，在“战‘疫’ ”中吉狄马加这个个体诗人的担当其实是中国式担当在文化上的一个缩影。

扎根民族、立足时代、面向人民，拿出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的优秀作品，是史诗创作必然取向，也是主体自觉、文化自信在一个“人民诗人”创作上的应有反映。通常会把诗歌理解为关于历史的想象，也就是说，诗歌是以现时思维将人置放在“未来”这个场域中进行讨论的，其中预设了“路在哪里”的问题。《裂开的星球》无疑是日新月异的时代、火热的社会实践、恢宏的时代旋律中正面临着严重生存危机的生命意志的自由表达，一如吉狄马加所写“我想阿多诺和诗人卡德纳尔都会赞成，因为即便最卑微的生命任何时候都高于空洞的说教” 。比尔·盖茨曾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新冠病毒是一次“伟大的纠错” ：“病毒提醒我们，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我们的文化、宗教、职业、经济状况，或是一个人有多么出名。在病毒眼中我们都是平等的，也许我们也应该平等对待他人。 ”如果说《裂开的星球》表达出的新史诗精神是一种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对我们当下时代的认同，也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更是通过和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同频共振，将人民在文化和精神层面团结起来，故而吉狄马加“劳动和创造还是人类获得幸福的主要方式，多数人都会同意人类还会活着，善和恶都将随行，人与自身的斗争不会停止，时间的入口没有明显的提示，人类你要大胆而又加倍地小心”的吟咏，实际上是个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不朽的“家国天下”精神共鸣的结晶，也是为时代写作、为人民写作、为世界——这个星球写作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