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马飚创作了大量工业题材诗歌。放在当下中国诗歌创作的总体图景中看，这些诗歌的书写对象、语言方式、所给予读者的情感体验、乃至文本背后的审美路径走向（包括其激活方式），与我们平日里读到的大多数作品都不相同。就此而言，马飚的诗无疑是有特点的。深究这特点背后成因，一方面当然与诗人自己的身份有关。马飚来自钢铁工业，写“工业诗”与从事工业生产，马飚就经验占有的深度、特定词语谱系的广度、情感储备的强度与真切度而言，马飚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这属于“知人论世”的领域；但经验匮乏（或者说经验同质化）问题对当下文学写作（不仅限于诗歌）的限制，倒的确反衬得马飚的创作显出某些个异性的启示价值来。另一个方面，则与马飚诗歌创作的内容题材有关。马飚写的是工业题材诗歌，而且很明显，对“工业诗”的深耕细作是马飚有意为之，换言之，这是一种“自觉”（而非仅仅是“就近而写”的“自发”）的写作。而工业诗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科技爆炸语境下的“新工业诗歌”——本身，其实是谈论马飚诗歌最好切入口。

在汉语新文学的历史上，工业是重要题材。如同发达的藤蔓，“工业”一词、连同其宽阔多元的内涵与外延，长久缠绕着中国和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想象主干。从农业国家转型成为工业国家，这是中国现代化之路最重要的目标和参考系之一；从传统意义上的农耕生活，进入被工业产品环绕、由工业技术支撑的“现代人生活”，也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极普遍的现实追求。脱离“土的世界”、进入“铁的世界”（马飚所着力书写的恰恰是钢铁的生产制造），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极其重要的内在动力逻辑，它深刻地影响和重塑了中国人的历史想象乃至历史价值判断。在这样的历史大语境之下，“工业”与“诗歌”的缠绕交融，无疑意义重大，但同时也显得分外复杂。重大在于，诗歌对工业题材、工业对象、工业生产主体、乃至生活中工业元素和工业气质的书写，事实上构成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强大呼应、直接连通着历史发展的核心脉络。复杂则在于，中国古典诗歌建立在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对工业相关内容几乎毫无涉及，因此在词语系统、情感模式、形象谱系等诸多方面，工业诗歌于汉语新诗而言，都相当于一项“白手起家”、无所依凭的“创业式”任务；与此同时，工业与中国人生活的关联程度、对中国人生命的介入方式，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始终是不断变化的——在个体审美态度和情感体验的层面上，与工业相关的一切，远非如在历史逻辑层面上那样确凿稳定。诗歌所要面对和处理的，并非只是工业本身，更是工业与人的关系。

这样的“复杂”，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正变得更加明显。不得不承认的是，那种与工业相关的“乌托邦”式历史想象正在褪去。在今天，工业生产能力显然不再是困扰着民族国家发展的首要难题，相应地，工业制品的使用完全普及，工业元素充分融入个体日常生活末梢，“工业”从目标、梦想，变成了常识——而常识，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没有人再会把一辆汽车一架飞机当作“奇迹”的对象来书写。这就形成了一种颇为尴尬的情景：工业元素在尚未充分进入时代审美谱系的时候，其自身的审美可能性就已经（由于其过于迅猛的发展）被透支掉了。本雅明曾经用“灵光的消逝”来谈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他认为感受模式的改变与社会更迭息息相关，而“揭开事物的面纱，破坏其中的‘灵光’，这就是新时代感受性的特点。”的确，现代文明对世界的态度更接近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而非审美意义上的“发现”，而工业的面纱，显然被揭开得非常顺利。马飚所做的，其实是从常识表象的背后，重新发现奇迹。或者说，去重新擦亮某种“灵光”。他的诗歌，有力地聚焦于钢铁的生产过程，这样的角度无疑是巧妙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钢铁制品”是常识，“钢铁制造”却依然是奇迹，是完全陌生化的经验。钢铁的生产制造，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关系密切，但它本身又是遥远的、震惊性的，它在马飚的笔下部分复原了本雅明意义上的“此时此地”以及“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并且，马飚所反复书写的东西，不仅不为读者所了解，也很少成为诗人创作的对象，因此马飚在诗歌题材领域方面，拥有许多独特性的价值与优势。

马飚工业题材诗歌的另一鲜明特点，是把这种“奇迹”与人的精神体验，以更直接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如前所述，在个体审美态度和情感体验的层面上，与工业相关的一切，并不总是确凿稳定的。在某些历史时段内，工业与线性历史想象联系在一起，人的感受，便注定与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理念化的）的历史抒情相连。而在另一些时候，工业关联着创伤感受，这与现代社会的异化话题谱系内在相关。二者都关联着特定的历史想象模式。而在马飚——以及当下其他许多新工业诗歌的写作者——笔下，工业与个体精神世界的关联无疑是更多样化、更个人化的。我从马飚的诗歌中感受到，高炉火焰的升腾与个人情感的喷发，形成了内在的同构性和隐喻性，二者之间能够通过本质化的生命激情直接对话——它们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彼此建立了关联甚至相互赋予意义。

在此，就不得不提到马飚的诗歌语言方式。马飚习惯于将词语的处理对象同词语本身一并扔进仪式化的句式熔炉（像把铁矿石和火焰压缩在一起），把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超现实感和情绪激越的呓语状态相结合，配置出工业激情的“致幻剂”。通过语言秩序的剧烈扭曲，马飚的笔下爆射出工业生产图景的强力冲击印象。例如这样的句子：“高炉喷薄太阳的芳菲/……铁水是春光里红土涨过海拔”“看火箭、高铁飞动，光阴上，有我们加工的部件//……思考也产生：焦炉气的形而上——甲酸、乙醇/用生铁酿白葡萄酒/一样的：耐热临氢/钒钛钢宇宙有流逝自成”“用高炉口服山河虚像/选矿的浮力，复活大火山/像雪，是寒冷在沸腾/铁，变成骨气、红细胞和工具箱”“火山是铁的腹部/钢，用山脊、河套收割风电/英雄就是一滴血，唤出石头里的火神”。这种恣肆、狂放、反常规、带有非理性色彩的语言，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特殊（甚至魔幻）语境之间构成了奇特的呼应。

这种“痉挛性”的语言方式，其实是纯粹“耗费性”的（就像痉挛这个动作本身一样）。这里的“耗费”并不是贬义，我所指的是语言活动对其自身的强力凸显，它与常规层面的意义“生产”相对立。乔治·巴塔耶曾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一再地论述过“耗费”，他认为，在古典功利性原则的支配之下，“对社会活动的任何普遍判断都暗示着这样一个原则：所有的个体努力，为了变得有效，都应归结为对产品和储存的根本性需要”。然而在此范畴之外，还存在着“非生产性的形式”，也就是“耗费”：“其特征是，它们的重点都置放在缺失上，这个缺失应当是彻头彻尾的，这样，这个活动才能获得它的真实意义。”巴塔耶的意思是，“非生产性耗费”对应着一个不可通约的异质性世界，它使得“物”脱离了功能性（功利性）的逻辑链条（也即传统意义上的“功能”的“缺失”）、从而寻回了原本被社会逻辑系统所压抑着的自主力量。换言之，“耗费”对应的是主体能量的释放以及全新可能性的展开。从巴塔耶那里借来“耗费”概念，把其阐释中的“物”（政治经济学的）替换成“词”（文学艺术审美的），这样的逻辑似乎同样可以对应于马飚的诗歌语言。马飚那种溢出常规意义逻辑运行框架的诗歌语言表达方式，可以看做是语言自身力量的耗费性喷发。在这种喷发之中，语言使自身（而不仅仅是它所指向的东西）重新成为了审美对象——这与马飚在“钢铁”身上的所做的事情，其实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