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参加这次诗词座谈会。以诗会友，这是人生一大乐事。与诗友每次见面交流，都受益匪浅。今天诸位的发言都很有见地，有情况、有观点、有建议。各自角度不同，但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何巩固和发展当前来之不易的中华诗词事业的大好形势”。我一边听、一边记、一边想，粗粗归纳一下，大家的讨论至少涉及以下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虽然不是当前传承、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所要研究的全部问题和所要做的全部工作，但我以为比较重要。下面谈谈自己的初步思考，以期深入研究。

一、关于诗词的功能。以格律诗为代表的中华诗词同其它文体一样，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传承、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当然要关注它的形式，讲究格律，否则就不称其为格律诗，中华诗词就名存实亡；但更要重视其内容，发挥其社会功能，丢掉社会功能，中华诗词也就没有存在的社会价值，也会消亡。伯农同志刚才在发言中说“诗词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抒好中国情怀”，讲的就是要发挥好诗词的社会功能。高昌同志说到电脑作诗，做到平仄和谐不难，难的是反映鲜活的生活和情感，没有新意也就没有当代诗词，说的就是作诗既要重形式更要重内容。对于中华诗词的功能，能否概括成四句话，即“诗言志，诗缘情，诗达理，诗留史”。“诗言志”是说通过诗词表达人们价值观念、理想诉求的志向；“诗缘情”是说通过诗词抒发人们爱憎喜忧、悲欢怨怒的情感。对于“言志”“缘情”讲得比较多了。对于“达理”“留史”也不能忽视。许多诗词格物喻理，充满了哲学的智慧，给人以深刻启迪的优秀诗篇不胜枚举。许多诗词咏人、咏事、咏史，留下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时代印记，后人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的社情民意、风俗人情、世态炎凉、天文地理等等，堪称史诗的诗篇比比皆是，有些甚至弥补了史料空白。比如，古代气象和环境资料很少，我国气象学专家竺可桢先生就是通过中华诗词中所述描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特点、生物种类、农作物变化等研究我国古代的生态和气候变迁的，由此得出许多重要的结论。总之，只有充分发挥中华诗词的社会功能，使其成为反映社会发展、表达人民情感、启迪人们心灵、传承历史文化、推动文明进步的载体，才能具有不竭的生命力。

二、关于在多出精品力作上下功夫。传承、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普及”和“提高”犹如中华诗词事业的两条腿，这两条腿要协调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当前中华诗词事业从总体上看，是“普及”这条腿长，“提高”这条腿短，缺少精品力作是当前中华诗词事业最为突出的问题。这已是大家的共识，刚才伯农、庆霖等几位诗友都再次强调了这一点。确实，经过多年来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包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中华诗词学会的同仁们的辛勤付出，中华诗词普及的形势喜人。刚才诗银、改正同志介绍了全国百分之百的省（区、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市、百分之六十的县都建立了诗词学会，会员增长很快，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村镇、部队成立了各种诗社，诗友数以百万计，每年创作的诗词数以十万计，远超过《全唐诗》的五万首，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达十几亿人次，试问哪一个国家像中国有这样广大的诗词群体？但是，喜中有忧，就是精品力作不是没有，而是太少。我多次呼吁，“一个时代，总要有一批又一批记录这个时代特征和反映这个时代人民心声的，能够‘惊风雨、泣鬼神’的佳作、精品乃至经典”。前一时期，我们诗界常说，中华诗词已由复苏走向复兴，这主要是从“普及”形势讲的，我看不完全。有精品乃至经典，出名家乃至大家，是中国诗词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缺少精品经典和名家大家，还不能称作“复兴”。关于精品问题，已讲了多年了，但成效似不显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是我们对围绕多出精品的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深透。比如什么是“精品”，这里涉及衡量精品的标准是什么等；怎样才能创出精品，这里又涉及内容和形式、生活与创作、做人与做诗等；怎样扩大好诗的社会影响，这里又涉及推介和传播、入校入史入课本、作者评家和读者的关系等。建议诗词学会专题研究，并有实实在在的推动举措。

三、关于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传承、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在诗词创作上要坚持由孙轶青老会长提出中华诗词学会长期秉持的“深入生活、反映时代、服务大众”的导向。这三条原则不能丢，而且要发扬光大。三条原则，是更好发挥诗词功能的重要途径，也是更多出精品力作的重要基础。刚才，逸明同志发言中说，作者是厨师，读者是食客，厨师手艺如何，最有发言权的是食客，讲的就是要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写诗填词如果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大众，很容易或无病呻吟，或自娱自乐，或食不知味，或不知所云等等，不一而足，难以引起人们的思想震撼和情感共鸣，何谈精品力作之有。

四、关于诗词的用韵。要创作中华诗词的精品力作，不但要有好的内容，而且要发挥好中华诗词形式的优势，即讲究格律，好的内容加美的格律的统一。刚才几位同志讲到其中的用韵问题，看来诗界还有些不同主张。一直有“平水韵”和“新声韵”之争，现在又有“中华通韵”（15韵）和“中华新韵”（14韵）之辩。我以为，从寻找“解扣”的思路上，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即“倡今知古，求正容变”。对“平水韵”要“知”，“知”才能更好地欣赏和体味古人的诗词之美；对“新声韵”要“倡”，“倡”才能更好地适应今人语言之变，创作和欣赏今人诗词之美。今诗为今人，理当倡今韵。在新声韵中，“中华通韵”与“中华新韵”，其实是大同小异，主要异在“十四英”和“十五雍”是否可通押。我以为，《中华通韵》是根据国家法定的标准语言规范拟定的，并已由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施行，应当成为今人用韵的标尺，在诗词创作时要尽可能求其正，但也应当容其变，即在写作用韵时，形式服从内容，由于内容需要，没有更好的替代时，对“英”“雍”通押持宽容态度。刚才，树喜同志讲《东方红》歌词中，从韵脚看，“红”“东”是“雍”部，“升”“星”是“英”部，朗朗上口，不失为好的歌词。总之，要以有利于抒发感情、为人民大众所喜爱为重。我们讲格律诗要“求正容变”，即包括用韵上的求正容变，首先是努力求正，有时也可容变，当然，“容”是有限度的，“变”是有边界的。语言是不断发展的，用韵也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一个长过程看，人们的用韵习惯会逐步靠近乃至走向统一。

五、关于加强诗词评论。诗词评论与诗词创作共同构成推动诗词事业繁荣发展的两个轮子，也是催生和推出诗词精品力作的重要环节。通过诗词评论，使“作者”“评者”“读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足鼎立”，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无论对诗词“普及”，还是对诗词“提高”都具有重要作用。好的诗评，既可以提升诗者创作能力，又可以提升读者的欣赏水平，还可以起到发现精品力作，弘扬名家新人的作用。现在诗词评论工作，不够活跃，不但数量较少，质量也有待提高，自身也缺乏精品力作，这也是当前诗词事业的一项“短板”。评诗，要评出味道，评出特点，评出深度，既要避免庸俗的一味吹捧，也要避免粗暴的一棍打死。这方面的工作如何改进和加强，也需要进一步专题研究，切实有所长进。

六、关于加强诗词理论研究。加强诗词理论研究，是提升诗词创作水平和评论水平的重要基础，因而也是传承、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的重要方面。历朝历代的“诗话”“诗论”“诗品”很多，许多也很经典，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但中华诗词的理论研究并没有终结。相反，我们当代人在前人积淀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技术，对诗词资源占有的信息量之丰厚，查询之便捷，远远超过前人，不可同日而语。有这样的优势，在诗词理论研究上，我们有条件超越古人。不但对诸如屈原、李杜、苏辛等诗人诗作的研究，而且对中华诗词规律、规则的研究，都应当也可能有新的发展。从现状看，诗词理论的研究，与诗词事业的总体发展不甚匹配，也是一项短板，也需要加强。

七、关于重视培养青年诗人。我同欣淼同志多次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刚才有几位同志也讲到这个问题。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年诗人也是中华诗词事业的未来。青年诗人的不断涌现，是中华诗词事业传承、繁荣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诗词界、教育界等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但还不够，包括我们诗词学会也是老人老面孔多，年轻人新面孔少。如何发现、培养和推介青年诗人，也需要深入研究，要有长远规划和具体措施，让中华诗词的传承和发展后继有人。对女子诗词创作队伍也要重视。诗词学会适应形势，成立青年诗词工作委员会后，又成立女子诗词工作委员会，是件好事，应大力支持。

八、关于古体诗和新体诗。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古体诗和自由体新诗，都是诗，只是诗的文体不同。就某一种诗体的具体诗篇而言，有好差之分，但就不同文体而言，没有高下之别。就像体育领域的不同项目，项目内部比要分伯仲，但不同项目之间不好决胜负。古体诗与新体诗，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会相互替代，不应相互排斥，相反，应相互借鉴，各展其长，比翼齐飞，共同发展。古体诗要向新体诗学习，吸取其优点，比如自由顺畅，白话入诗，俗中见雅等，像聂绀弩的诗亦文亦白、信手拈来，有着诸多新体诗的营养，是现当代古体诗词的一座别具一格的高峰；新体诗也要向古体诗学习，吸取其长处，比如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简洁明快，像贺敬之、郭小川等的一批著名诗篇也有着众多的古体诗的基因，成为新体诗的高峰。在中华诗歌的诗坛上，两者的合作出现了不少新气象。今天，中华诗词学会举行的座谈会，李少君等新体诗的诗人参加了；作协举行的诗歌座谈会，也有古体诗的诗人参加；《诗刊》开辟了古体诗专栏，《中华诗词》也开辟了新体诗专栏。刚才顾浩、国成同志有个更大胆的建议，两个诗坛有可能的话要进行整合，变成一个诗坛。我想，如果一时做不到，可以先从办刊、出书、研讨、评奖、培训、采风等方面联合工作开始。比如，《诗刊》年度奖和年度诗的评选，是否可以办得再大一些，主办方是否可以加上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研究院，联合举力，更具权威性，更有影响力。

九、关于诗词的“联姻”。中华诗词，与辞赋楹联有着共同基因，与吟诵音乐与生俱来，与书法绘画常为一体，因此繁荣发展中华诗词要与其他文化形式“联姻”，相互借力，相得益彰，共同繁荣。刚才欣淼等几位同志对发展散曲、开展吟诵、谱曲配乐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散曲实际上是格律诗从五七言至宋词之后的一种新的格律诗的形式，而中华诗词本身具有的极其鲜明的“节奏美”和“音乐美”，也使通过吟诵配乐传播，成为传承、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的重要途径。好的诗词吟诵和配乐，可以更好地体味中华诗词之美，可以使孩子们从小就受到中华诗词的熏陶。这些年来无论是诗词配乐，还是诗词吟诵的工作，都有很大进展。我知道，一个时期以来，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老师专注一件事，就是为中华诗词等谱曲，受到师生、家长和大众的欢迎。我赞成刚才林峰同志的意见，吟诵也要把握方向，坚持“知古倡今”，特别是对孩子们应以普通话为主，不能使人产生吟诵怪腔怪调的误解，不能脱离今人的语言习惯和审美要求。

十、关于中华诗词学会的组织指导工作。传承、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有那么多事情要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其中，中华诗词学会要发挥好组织指导和推动作用。中华诗词学会有30多年的工作基础和积累，要在总结经验、巩固成绩、正视问题的基础上，力求有更大的作为，作更多的贡献。中华诗词学会的工作，既要有纵向指导，发挥各级诗词学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欣淼、罗辉同志和几位诗友的发言中都讲到地方同志的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又要有横向联合，与诗歌、楹联、书画、音乐等其他兄弟学会、协会加强协作，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中华诗词事业发展；还要加强自身建设，要有广阔的胸怀、奉献精神、精诚团结、务实进取，使中华诗词学会办得更好，更上层楼。

当前，中华诗词事业发展形势向好，局面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中华诗词事业在新的历史时代，一定要也一定会更加繁荣。这是因为，中华诗词以其内在之美，具有无穷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中华诗词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渗入中国人的血液和灵魂，有着极为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华诗词事业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的诗词是近现代中华诗词的新的高峰，发挥着引领作用，朱德、陈毅等其他老一辈领导人的光辉诗篇，也对今人产生着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经常引用中华诗词，带头填词作诗，批评纠正一些地方中小学课本中减少诗词的短视的做法，党中央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个文件中不但写入“中华诗词”而且放在突出位置上。这种中华文化自信和繁荣发展的大背景，是促进中华诗词事业发展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华诗词界的同仁们，我们要抓住机遇，不辱使命，把传承、繁荣、发展中华诗词当作事业来干，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