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军旅诗歌一直知之甚少，直到细读赵琼的诗歌，我才对这一题材有了具体的认识。赵琼多用革命浪漫主义的笔法来表达对守卫和平者的礼赞，尤为可贵的是，他的诗歌没有美化战场，没有粉饰死亡，没有矮化敌人——他笔下的军旅生活，真实、残酷。

而最为重要的是，尽管赵琼一生戎马倥偬，翱翔于祖国的蓝天，但他并不宣扬战争：暴力不是目的，反暴力才是初衷。

托尔斯泰将狄更斯的“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和雨果的“道德自我完善”内涵融进宗教当中，并彻底否定暴力革命的合理性。或许是受到诸多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赵琼用诗歌对 “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对人道主义做出了有益探索。

诗的战神：不是花红，便是血红

“在他的面前，所有的出路/都是出征。/在他的身后，不是/花红/便是血红。”（《战神》）

这是一首凝练的短制，也是一首英雄的赞歌。它选择了最经典的英雄模式，即“英雄之旅”的结构，用英雄（战神）的出发——冒险——回归的永恒脉络，实现了令人震撼的心灵讴歌。这与《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伟大履迹并无二致，却一语中的，更显悲壮。诗歌中的战神和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是一样出发的，作为战士特别是英雄（战神），出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和神圣的出路。“冒险”即是战争，在这首诗歌里被省略，但读者可以根据“花红”、“血红”，感知冒险（战争）的残酷——它不比奥德修斯的十年漂泊、九死一生温和。古希腊英雄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返回故乡，而战神只有在战场上用生命的代价，才能实现英雄的回归。

英雄之旅的第一阶段，就是从“日常的世界”里出来。“故乡”在他冒险的过程中常伴左右，即成为一个内心的罗盘，引导英雄回家，并在旅途中指引方向。但是，战争是最残酷的冒险。上述战神生死未卜，不成功便成仁，视死如归——英雄之旅，在战争中更多地表现为“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那天，队伍就要从/村里开走/跪罢了爹娘和老屋/他没回头，也没张口/一把战刀，被他拎着/每走一步/都要在身后/一下一下地挥舞//二爷说，三爷那是在/自断后路（《出征》）。

所有出征的英雄们，都像“三爷”一样，顿悟了自己的命运，即解放暴政下的世界，并且毫不迟疑地接受自己的悲剧命运。他们明白，英雄必须拒绝“后路”的宽门，义无反顾地走进“前路”的窄门。三爷们放弃了他们在物质世界所拥有的，为了家园、土地和亲人，他们完全奉献了个人。

不过，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战神之所以成为战神，在于“人”身上的神性被客观现实激发，那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别无选择。“其实，英雄/在没有成为英雄之前 /一直生存在无闻之中/与你我一样，隐于平日/一声不吭”（《英雄》）

“谁都可以忽略/一个死者的来路/但一定得记住/一些英雄的/去处……”（《根本》）。英雄诞生于凡人，但最终，三爷们为了正义的理念情愿牺牲自己，成为赵琼诗歌中的“战神”。他们给同胞传递了讯息——独立自主、勇气和自决权。最终，这些英雄故事变作神奇的药水和诗意的化身，成为启发人对抗暴政并摆脱恐惧、自由且开放地生活的象征：“只有不忘钢枪/英雄就不会啜泣//只有崇敬捍卫/江山才不会沉沦”（《条件关系》）。

语言的穿墙术：阻止一场战争的一群鸟

前文说过，赵琼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思考战争中人的价值与作用，从而激发出自身对历史进度的理解。他尊重客观事实，拒绝简单的脸谱化，没有落入意识形态强行介入的窠臼，从而练就了语言的穿墙术。

赵琼为了塑造英雄，为了表现真实，诗歌中不乏惨烈的战争场景，在展现战争的残酷性上很有冲击力：“面对一枚，飞来的炮弹/他一跃而起/他将自己的肢体，分给了/身后/那几个活着的兄弟”（《战友》）；“那些被炸飞的野花/以及野草/在空中，时不时地就能看到/一些人的影子/从身边/冲上了九霄……”（《又一场恶战》）；“在脑袋掉下的那一瞬/仍还往前的一些冲锋”（《乱世间》）。

正因如此，和平才是文学永远的诉求，“反战争、反暴力”才是赵琼的写作初衷。在《阻止一场战争的一群鸟》中，赵琼叙述了这样的事件：由于森林里的一群鸟受到惊扰而飞出，军事行动被暴露，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埋伏者/被一群又一群鸟/一一揭露/不得不，把一枝又一枝钢枪/扛出了森林”。这群鸟，我们可以理解为希望的和平鸽，它们用神启的方式，阻止了一场暴力的战争。

《在于都河畔，听人讲王香兰杀鸡》是一首情感渲染和人物塑造均真实自然的诗歌。王香兰前后两次杀鸡的心理变化，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革命牺牲精神。“于都河面涟漪粼粼/多像是一碗鸡汤上面，飘浮着的/一层又一层的油花”，这是诗人对“人”的精神的深情赞美。王香兰的第二次杀鸡是有人道主义内涵的，而诗人把于都河比作鸡汤，是诗意在人道主义面前的又一次升华。诗人天性的悲悯是人道主义的一部分。

人道主义特别强调关心人的生命和基本生存状况，关注人的幸福，强调人类之间的互助、关爱，重视人类的价值。“战斗，在夜的最深处/出现了停顿/因为，梦被打碎/活着的人/谁也无法入睡”（《一场恶战》）。战争打碎了人类向往和平的美梦，所有的“恶战”，带给人类的都是“噩梦”。战斗出现停顿，使我们所期待的和平在梦境里得到了延续的可能。这才是诗人内心的真实袒露。

赵琼也写了很多类似战场上的景物素描一样的作品，这些作品用现实语境还原写实的想象，使鲜血淋漓的客观现实浮现出短暂而迷人的浪漫主义色彩：

“生长在营盘里的/一切苦乐/都会在月亮歇过的山坡上/坐胎，成果”（《一座营盘里的春天》）；“即使在冬天，倒下去/战地上的那些草/只要春风一吹，它们就会/在一刹那间，纷纷站立”（《战地写生》）；“当宁静收留了枪声和硝烟/与落日一起，归于黑暗/在信仰之河的两岸/英雄们，枕着同一座江山/相对，无眠”（《战事》）。

通过这些静水流深的文字，通过语言的穿墙术，深受触动的我们才从中意识到，一个人在战争中所要超越的不仅是生死，更是狭隘的世俗眼光；要赢得的不仅是战争，更是对心灵危机的拯救。

赵琼写过一首《穿墙术》：“在春天，沿一堵墙/走在墙外/总有一些花香，穿墙而来。//墓园的墙与墓壁一样，有一些/虚妄/总有一些漏网的花瓣，无视生死/总想携着我的影子/在月光下，一起飞翔……”

这首诗歌恰巧回答了我们对赵琼诗歌的所有疑问：它是对死亡的歌颂，还是对新生的渴望？它是陷于现实的泥泞，还是翱翔于虚构的天空？像是花香可以穿墙而过，诗意的光芒也可以跋山涉水，穿越生死疲劳，让灵魂有了飞翔的可能。

诗的战神从来没有远去。语言的穿墙术，也是诗人通过与自己旷日持久的战斗逐渐练成。

赵琼说，“就像一把/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好刀/磨砺之末/始见刀锋……”（《说给谁听》）。此句用来形容他对语言的追求也是相当贴切的。

我将赵琼的诗歌视作一种切入现实境遇（比如战争）所导致的一场朝向历史的迂回。这种境遇无疑包含了我们的集体记忆，具有真实感和人性意味。尽管战神和战争被安放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之中，与真正的内心真实保持着一墙之隔，但是诗人的穿墙术，已经可以使之自由地穿梭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

于是，语言穿过现实的墙壁，成为花香；语言穿过睡倒的墙壁，成为矿藏；语言穿过虚构的墙壁，成为翅膀。

2019.12.7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