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读者对普希金在俄苏文学史上神圣而崇高的地位已经习以为常，可能不会想到，150余年前，普希金虽然已是俄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但他还没有这样崇高的文化地位。那么，普希金这种文化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在近两百年的普希金接受史上发生过怎样的情况？他的声誉在他去世后经历了哪些曲折而最终重至辉煌的？让我们来还原那一段历史吧。

普希金影响力在旧俄晚期的式微

普希金生前是文坛一颗耀眼璀璨的星星，从古典主义的盟主杰尔查文，到感伤主义的代表茹可夫斯基，对他的诗作都赞赏有加，与他同时代的十二月党人和诗界同仁都非常钦佩他，茹可夫斯基称他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丘特切夫称他为“俄罗斯的初恋”，晚些的作家阿波罗·格力高利耶夫说“普希金就是我们的一切”，他的诗名更由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大师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倾情解读与高度赞美而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声名远播。尽管，从果戈里、莱蒙托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高尔基等文坛名流对普希金都极为推崇，但因为沙皇政界和反动文人的打压，加之诗人英年早逝，他在俄国的影响力多少受到了挤压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减弱。沙皇制度是压制普希金文学影响力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当代一位俄罗斯文学批评家以反讽的口吻写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因为诗人写了无神论书信就以多次流放来‘歌颂’普希金，尼古拉一世常常把这位著名诗人变成囚徒，沙皇自己亲自做诗人的检察官；亚历山大二世在读罢普希金的《自由颂》后几乎因为恼怒这位诗人而发疯；亚历山大三世常常对精神文化问题不感兴趣，而只对酒精感兴趣，他是唯一一个死于酒精的君主；尼古拉二世对普希金作品感兴趣的只有一点：他是不是写了《加百列颂》？”1众所周知，由于沙皇政府恐惧普希金颂扬自由和反对农奴制的诗歌，普希金生前身后在沙俄时代始终受到压制，反动的文学界也竭力减弱普希金文学创作的影响力，普希金的塑像不能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树立，直到1880年，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家才在远离彼得堡约700公里的莫斯科为诗人树立了第一个塑像。

《叶甫盖尼·奥涅金》俄文版

诗人影响力减退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文学阅读与评论的更新换代。其实，普希金自己在生前就预感他可能被人们遗忘和冷落，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就预感到他这一代诗人会像成熟的庄稼一样被收割且扔出田间。屠格涅夫对此解释说，曾经为普希金创作写下11篇专门论述文章的最初和最重要的阐释者别林斯基已经被另一些不常评价诗歌的人所代替了。在普希金之后的1840年代是俄罗斯中长篇小说崛起的时代。卢那察尔斯基就注意到普希金作品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暗淡无光”的低谷现象，“普希金的作品就经历过这样的命运。在伟大的六十年代，当我们的直系先驱，平民知识分子空想家领导一支新的（不再是贵族的）队伍向旧俄国冲击的时候，他们对俄国贵族文化中的这个最伟大的诗人抱着某种怀疑的态度。”2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还比较敬重普希金，前者把普希金尊为生活的导师，写过普希金的专论，但后者却几乎没有写过普希金的专门文章，他们都更推崇诗人涅克拉索夫，而认为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找不到当代的主题。皮萨列夫就更极端一些，认为普希金是一个很少“有用的”作家3。冈察洛夫在1871年评论格里鲍耶多夫的文章《万般苦恼——评格里鲍耶多夫的〈智慧的痛苦〉和莫纳霍夫的纪念演出》中也披露了普希金声誉下降的客观事实：“尽管普希金具有天才，他的先进的主人公，作为他的时代的主人公，已经渐渐逊色，成为过去。他的天才的创作固然还是艺术的典范和源泉，但是它们本身也将成为历史。我们研究过‘奥涅金’、他的时代和他的环境，我们衡量并且确定这个典型的意义，虽然这个典型的创造在文学中总是不可磨灭的，但我们却不能在当前的时代中找到这个人物的活生生的形迹。”4尽管冈察洛夫在总体上还是肯定普希金的经典意义，但是文中的“已经渐渐逊色，成为过去”和具有转折意义的“但是”才是这篇评论的重点，是对普希金的文坛影响力在1870年代渐趋式微这个残酷现实的客观反映，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承认。20世纪的某些普希金爱好者认为冈察洛夫的这段话“是对普希金的贬低”5，而这种理解恰恰是因为这些偏爱普希金的人没有或不愿正视普希金的文学地位曾在19世纪中叶被冷落并相对下降的文学史事实。作为普希金抒情传统杰出的后继者，屠格涅夫对此更是忧心忡忡。他注意到，“然而普希金也没有逃脱诗歌艺术家和首创者的共同命运。他遭到同时代人的冷遇，下一代更加疏远他，不再需要他，不再从他那里得到教育”6。的确，如屠格涅夫所分析的那样，一个时期以来，普希金诗歌的音韵感与和谐感被俄国社会看作是古典主义旧时代的“残余”，从处于中心地位的“回声诗人”变成了“远离中心的”的诗人。屠格涅夫也坦然承认，他同时代的读者对普希金的“这种遗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忘记，已经有几代人连续从我们眼前经过，对于他们来说，普希金的名字不过是那些注定要被忘记的名字中的一个。”7尽管，屠格涅夫在他生命的晚年也看到了青年人恢复了阅读普希金的兴趣，但他也预感或有新的优秀的人物“将超越他的导师，完全赢得世界性的民族诗人的称号”，所以，就还没有把这个称号“赠给普希金”。8

就这样，普希金被新一代“冷落”、“厌倦”的尴尬命运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由俄罗斯现代派形成的所谓“白银时代”，在俄国未来派的著名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中，现代派就张狂地宣称要把普希金等古典艺术家们从“现代的轮船上一扔了之”。那时，俄罗斯文学界对古典文学的审美疲劳和在文学主题及形式上的追新厌旧不可避免地把普希金推到了文化的忘川之中。

当然，漠视冷淡普希金只是一个暂时的文化现象。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俄罗斯人民是不会长久无视这种现象的。所以，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深信：“我们同样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现在还不读我们诗人作品的我们的普通人民，他们的子孙会懂得普希金这个名字的意义！我们也希望，他们会有意识地重复不久前我们听到过的一句无意识的含糊的话：‘这座纪念像是为导师而立的！’”9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在19世纪晚期，俄国文学大师们努力维护民族诗魂的声誉，终于在莫斯科为他们的导师普希金树立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不过，普希金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依然不如他生前那样巨大。他的声誉在俄罗斯社会的隆重回归还有待时日。

列宁的文学爱好与普希金地位之再恢复

熟悉布尔什维克历史的读者一定还记得俄国以及后来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它的前身是列宁创办的《火星报》，这份著名报纸的名称与普希金及十二月党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更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对普希金的敬重与偏爱有关。报名就取自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奥多耶夫斯基给友人普希金的和诗中的一句——“星星之火终将燃成熊熊烈焰”。十二月党人革命被布尔什维克党视为俄国社会革命的精神先驱，是俄国革命者在近代图谋民族复兴变革的第一个阶段，即贵族革命阶段。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作为精神同道的普希金意志并没有消沉，更没有忘记从前的革命诗友，他在奥多耶夫斯基被流放的第三年即1827年就给远在西伯利亚受苦受难的友人写下著名的诗篇《寄西伯利亚》，用诗歌倾诉真挚友谊，激励革命斗士，表达对光明必将到来的信心。“望你们高傲地忍辱负重，你们凄苦的劳作并非徒然，你们崇高的理想绝不会落空。灾难忠实的姊妹——希望在黑暗的地底下潜藏，她会唤起你们的勇气和欢乐，渴望的时刻必将降临。”奥多耶夫斯基紧紧承接普希金的诗句，回复了以下信念：“我们的劳动并非徒然，星星之火终将燃成熊熊烈焰”。列宁和他的战友们都很喜欢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诗篇，他们就以前辈宣誓的革命情怀与信念的诗意为自己的第一份报刊命名，体现了俄国革命信念的星火相传。

1937 年莫斯科城内大教堂上悬挂的普希金巨幅画像

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非常喜欢读普希金的诗歌。革命导师不仅爱读普希金，而且在论著中经常引用和化用普希金的著名诗句。为了纪念巴黎公社的著名诗人、《国际歌》的词作者欧仁·鲍狄埃诞辰百年，列宁深情地写下了《纪念欧仁·鲍狄埃》，文中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10其中，“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这一句就直接引自普希金的抒情诗《10月19日》。这不仅显示了列宁对普希金作品的热爱和谙熟程度，而且运用得十分得心应手。还是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列宁又引用了普希金总结人生的诗歌《纪念碑》中的名句“我为自己建造了一个非人工的纪念碑”，列宁深情地缅怀道：“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是千百万无产者。”11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还在其他一些文章和演说中经常援引普希金的诗句及经典形象来阐发自己的思想。1920年2月，苏俄与爱沙尼亚签订了和平条约，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稳固了西北边境，率先从这个方向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包围圈，列宁高兴地化用了普希金在《青铜骑士》序诗中的一句揭示了这个外交成果的历史意义——“我们已经打开了一扇通往欧洲的窗户”12。列宁像许多俄国文学爱好者一样，十分喜欢普希金最著名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作品中的不少名句都成为列宁借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生动的语言利器，例如，那句为俄国知识界耳熟能详的名言“那么可能，那么接近”就被列宁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任务》中用来阐明布尔什维克当时面临的形势特点。13在批判托洛茨基的《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这篇檄文中就借用普希金讽刺奥涅金的那句“以博学的专家姿态”，讽刺托洛茨基“说些夸张漂亮的词句，给历史现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的身价的解释”14。普希金倡导的“老老实实”的人生态度也是列宁敬重这位民族文学先贤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常用诗人的名句教育布尔什维克党人要谦虚谨慎、求实严谨，他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借用普希金《鲍里斯·戈杜诺夫》的著名台词告诫他的同志们“不要玩弄聪明”，“不要以大话掩盖疏忽大意、无所作为、奥勃洛摩夫精神和落后性”。这样，列宁就把普希金创作的思想精华运用到苏维埃时代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教育中。

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执政党的巨大影响力，普希金在苏联这个新国家的社会文化里的地位较之从前有了很大提升。普希金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开始从一个新的语境和视角中得以更宏阔的阐释。正如长期在苏联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乔治·卢卡契所指出的那样：“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意义）只能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观点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俄国文学上的主要趋向：了解它发展全貌及其伟大人物的地位和作用。当时那些大作家的，特别是普希金的客观的世界历史意义，因为他们还看不清这条道路的尽头。……只有伟大的十月革命才能对认识俄国文学的作用给与正确的概观。伟大的十月本身，及其对俄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所产生的后果才能给与这种概观。……必须由此出发，往回看，来看俄国文学的发展，必须由此出发来理解普希金在世界文学上的意义。”15普希金的文化地位，因为十月革命的发生，更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崇高评价和推动，在苏联时代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列宁和苏俄政府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人阅读普希金。与列宁同时代的不少著名文化人士都回忆过列宁到彼得格勒高等美术技艺工作坊访问时与青年艺术工作者交谈的情景。在那次访问中，列宁问起青年朋友：“你们都阅读什么？阅读普希金吗？”“不”，一个青年艺术家回答，“普希金可是资产阶级。我们现在读马雅可夫斯基”。列宁笑了起来，“在我看来”，列宁说，“普希金比他更好一些”。16尽管当时现代派诗歌的阅读很时兴，但列宁仍然坚持鼓励苏俄青年人去阅读普希金。苏联著名的鼓动艺术家和先锋派美术家谢尼金在《列宁在高等美术技艺工作坊公社》一文中还记述了这样的情景：青年们追新文学的兴致很高，却冷落甚至厌恶旧文学，“我们一致反对《叶甫盖尼·奥涅金》，我们烦透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谢尼金说，并得到同伴的附和，可列宁却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说，你们反感《叶甫盖尼·奥涅金》，可我却不得不表示‘赞同’”。17列宁与苏俄新青年的这次平等而友善的争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青年人思考，并激励他们开始重视俄国古典文化遗产。

必须要指出列宁领导的新生苏维埃政权要在苏联各大中城市为普希金树立雕像和纪念碑的重要性。树立纪念碑这个文化举措比只是出版普希金作品影响更加广泛，使普希金的形象在社会上更加直观化。1918年在苏俄政府向列宁提交的俄罗斯和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碑名录里，普希金的名字赫然排在前列。“在另一份名单（在由列宁签署的一项决议中建议在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城市为这些作家修建纪念碑）中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普希金……”18列宁还敦促苏俄政府的人民委员会（相当于政府内阁）下属的教育人民委员会出版一部新编俄语辞典，他呼吁，“是制定一部真正的俄语辞典的时候了，比如说，收录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现在和古典时代都经常使用的词汇”。19非常值得强调的是，列宁在这里使用的俄语词不是简单的“出版”（издать），也不是“编纂”（составить），而是创制（создать），这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对民族先贤普希金语言文化贡献的格外敬重。从此，普希金在苏俄文化界地位的隆重回归的序幕就被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徐徐拉开了。

斯大林时代：普希金空前崇高地位之确立

1930年代，人民性思想在苏联文艺界的重新确认是普希金文化地位极大提升的重要时代背景，而诗人逝世百年祭是其升上苏联文学圣坛最重要的历史契机。人民性理论在文学批评界、新闻界得以再阐释。“文学的人民性概念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是三十年代苏联文学思想所取得的又一成果”20。这个理论讨论是对列宁的“艺术属于人民”思想的一次重新学习与全面贯彻，为普希金被评价为俄罗斯人民的诗人扫除了庸俗社会学文艺思想的障碍。早在1930年代，苏联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卢那察尔斯基在《普希金文集》的序言中就称“普希金永远成了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人类通过社会主义而获得解放之后，绝不会对他加以打击”21。卢那察尔斯基还借用列宁对托尔斯泰创作意义的阐述来阐明普希金对苏联社会及世界读者的重要意义：“‘甚至在俄国也只是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必须进行斗争，为了反对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境地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托尔斯泰……创造了可供群众在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为自己建立了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的艺术作品……’”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列宁的这段话对普希金比对托尔斯泰关系更大。”22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普希金的文化意义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他对俄罗斯近现代语言特殊而巨大的贡献更受到重视，这个重视首先来自布尔什维克的最高层。斯大林在谈及俄罗斯语言发展与正确理解语言属性的问题时就高度评价了普希金的语言文化贡献，他不仅把普希金的语言作为俄罗斯语言发展推陈出新的一个标志，而且把普希金看作是近代俄语的起点。他在《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个时期中，在俄国曾经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然而，如果拿俄罗斯语言来看，那末它在这个长时期中，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罗斯语言按照它的结构来说，是与普希金的语言很少差别的。在这个时期中，俄罗斯语言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这个时期中，俄罗斯语言大大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了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词的意思改变了，语言的文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的语言结构和它的文法构造及基本词汇，几乎完全保存下来了，成为现代俄罗斯语言的基础。”23斯大林对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语言发展史的这段回溯，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在对俄语近代历史简短而精炼的概括中，普希金作为关键词连续出现了三次，无论这个历史时期如何变化，普希金都是俄罗斯语言的一个至高的也是最基础的标准，普希金的词汇、语言架构和文法构造这语言的三大要素决定了近现代俄语的基本面貌，因此，在斯大林看来，普希金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典范，更重要的是，他是从俄罗斯贵族革命时代到苏维埃时代俄罗斯标准语言的创立者。在斯大林心中，普希金语言就是现代俄语的代名词。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需要集中全国的精力加强经济和文化建设，对于文化建设，特别是对于具有文学中心主义文化传统的苏俄社会而言，确立普希金语言的崇高地位，既关系到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继承，又涉及到统一的具有全民族文化认同的现代语言的确立和使用，普希金的文化创造和语言遗产被推举出来作为民族文化的精神聚合剂，就再合适不过了。

随着普希金百年祭时刻的临近，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宣传普希金的力度，掀起了纪念民族文化先贤的大热潮。1935年12月16日，苏联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了全苏普希金委员会，主席由文坛泰斗高尔基担纲，其成员由苏联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包括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古比雪夫等。在科学院组建了纪念委员会，由奥尔洛夫院士任主席，筹备各项纪念学术活动，其成员有著名的普希金研究专家布拉果依、日尔蒙斯基、维列萨列夫、托马舍夫斯基、迪尼亚诺夫、吉皮乌斯、皮克萨诺夫、斯洛宁斯基、格罗斯曼。委员会的重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纪念普希金的各项活动，普及出版普希金的全部创作。不仅如此，按照这个决议的精神，全苏各个加盟共和国，各个区，各个州，各个城市，各个高等和中等学校都设立了类似的纪念委员会，24形成了纪念与宣传普希金的“全民”的文化运动，这在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是史无前例和空前绝后的，即便是列宁生前最偏爱的列夫·托尔斯泰也不曾享受这样的热捧。苏联官方与民间的这些纪念活动在1937年诗人逝世的纪念日那天达到高潮。美术大师E·曼德尔伯格指导了普希金广场的庆祝装饰，在斯特拉斯内教堂上挂上了普希金朗诵诗歌情景的巨幅肖像。苏联把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民族诗人25的肖像挂在东正教的建筑上无疑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1937年2月10日是普希金辞世的纪念日，白天，在莫斯科普希金塑像周围举行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大会前举行了纪念碑碑文的更新仪式，恢复了诗人《纪念碑》这首诗歌的下列诗句：“在残酷的岁月里，我讴歌过自由”。当晚，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举办了盛大而隆重的纪念会，斯大林率领高层领导们出席了这个纪念会。国家媒体莫斯科广播电台向苏联全境做了直播。26在普希金辞世的圣彼得堡（1924年更名为列宁格勒），同样举行了格外隆重的纪念活动。同在2月10日，在普希金生命最后的住宅里开了纪念会，同日，在旧俄交易所广场，即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的大楼前面也召开了几千人的群众纪念集会，这个广场当天就更名为普希金广场，并为即将树立的普希金塑像举行奠基仪式。11日，在基洛夫大剧院27（原来的玛丽雅皇后大剧院）又开了一次大型纪念会，在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发言后，著名作家，如诗人吉洪诺夫、小说家费定、普希金传记作家和研究家迪尼亚诺夫等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俄罗斯人和后来的苏联人特别重视自己民族经典作家的人生足迹，对文学家故地格外珍视，所以，在诗人百年祭日，在普希金生活过的地方，更少不了隆重的纪念缅怀活动。高尔基率当时的文化名流到诗人故乡的三山村墓地悼念。在诗人被幽禁的祖居地米哈伊洛夫斯克和他创作井喷的波罗金诺都举办了纪念文学会。米哈伊洛夫斯克周边地区的人们云集一起，前来参加缅怀集会的人数多达一万五千人。

1937年2月10日的《真理报》头版全部为纪念普希金的文章

类似的纪念盛况风行全苏各个城镇乡村，真正实现了普希金生前在《纪念碑》中预言的景象：“我的诗歌会传遍整个俄罗斯”。这些遍及全苏的纪念活动深入到了大中小学、工矿企业、集体农庄和部队营房。如此纪念和普及普希金的活动已然成为一项全国重大的教育工程和文化运动。比如，在全苏普希金委员会里还专设了一个在小学和中学所有教学机构里举办纪念活动的委员会。各个学校的图书馆都增加了数以千计的普希金作品的图书和画册，高等学校还增添了大量为百年纪念而出版的研究普希金的学术著作，中小学的课程表上专门增设了“普希金课时”，印制了九千万册有普希金童话故事插图的练习本，同时配以普希金诗歌及长诗片段。28这些教学单位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朗诵比赛和绘画比赛。苏联邮政部门发行了系列精美纪念邮票，音乐舞蹈界不仅把普希金的名著搬上各个音乐厅和歌舞剧院，还举办了以普希金为主题的音乐比赛。

在百年祭前夕，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主要普希金研究者纷纷在《真理报》《文学报》等文学报刊发表文章。以科学院、作家协会及高校为主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在会议发言中，普希金不仅被作为伟大的作家来颂扬，而且也第一次被作为杰出学者来推崇。1937年2月13日，在苏联科学院的普希金委员会研究工作隆重启动的仪式上，科学院院长卡马洛夫专门提到，1832年，普希金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这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29高尔基的秘书吉尔波京、奥尔洛夫院士、日尔蒙斯基和阿列克西耶夫教授相继作了《普希金的世界观》《普希金——俄国标准语言的创立者》《普希金与世界文学》等重要的学术报告。2月22日，苏联作家协会在该年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主题就是纪念普希金，作协三位重量级的人物：诗人吉洪诺夫、迪尼亚诺夫和阿尔特曼分别就普希金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成就与意义做了主旨报告。出版界也积极响应苏联政府的号召，出版了科学院版的16卷《普希金全集》，许多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也在那一年面世，其中就有托马舍夫斯基的《普希金与世界文学》、吉尔波京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评传》和迪尼亚诺夫的《普希金传》。

由此观之，斯大林及其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全体苏联人民一起在1930年代空前隆重纪念普希金的意义在于：首先践行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观念，继承了列宁对待古典文化遗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与立场，进一步开掘了普希金这个最重要的文化宝藏，来引导苏联人民更加完整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发展的可贵资源。

其次，用苏联各民族和各阶层都敬重的民族诗人的作品凝聚全体民心，团结更多的文化教育人士，为苏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集聚力量。不管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一些普希金研究者和苏联文化研究者怎样从负面的角度看待1937年狂欢化式的普希金纪念活动，但这次全苏范围内对普希金的隆重纪念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尊崇普希金与俄罗斯19世纪以来进步文学界和文化精英对这位杰出民族先贤的评价在文化认同上是总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俄罗斯进步文化的真传人与捍卫者。不是别的社会和国度，而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和苏维埃国家真正实现了诗人普希金本人生前的预见和后继者的愿望：在通往普希金“纪念碑的人行道上青草将不再生长”（普希金《纪念碑》）。

不仅如此，恰恰是从1930年代起，普希金对于整个俄罗斯民族文明的意义真正得到阐明和确立，并延续到新俄罗斯，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俄罗斯著名文化史泰斗、苏联科学院利哈乔夫院士在阐明普希金对俄罗斯民族的意义时，呼吁要把普希金的生日6月6日设立为全俄的文化节，他指出，“为什么正是普希金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面旗帜，就像谢甫琴科是乌克兰文化的旗帜，歌德是德国文化的旗帜，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化的旗帜，但丁是意大利文化的旗帜，塞万提斯是西班牙文化的旗帜一样。假如一定要确定俄罗斯文化的节日的话，那么再也找不到比普希金的生日更好的日子了！俄罗斯的普希金节将成为祖国的文化节。”30利哈乔夫的呼吁不仅是继承了别林斯基以来的关于普希金具有俄罗斯文化百科性质的经典评价，延续了把普希金尊为俄罗斯民族文化代表的愿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呼吁与倡议就是1937年布尔什维克党主导的“全苏普希金文化狂欢节”这个空前绝后的重大文化事件的长久的回响。将普希金的文化地位全面提升正是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留给我们的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之一。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