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上午，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安徽文艺出版社、安徽省文联、安徽省作协、安徽文学艺术院协办的公刘文学创作暨《公刘文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高洪波，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委员徐怀中，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以及吴泰昌、唐晓渡、吴思敬、王家新、王久辛、刘立云、张清华等十余位知名专家、诗人（作家），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何颖，省文联名誉主席季宇，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省作协主席许春樵，公刘先生女儿刘粹等应邀出席并讲话。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洱主持开幕式。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指出，公刘是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诗人，在当代文学史、诗歌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继承五四传统，坚守自己的诗歌理想，以精湛的诗歌形式，给我们留下了一批文本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俱佳的作品，对后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座谈会现场

何颖首先代表省文联、省作协和安徽文学艺术院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策划并主办此次座谈会并以最高规格收藏《公刘文存》表示感谢。她指出，公刘先生生前曾担任安徽文学艺术院院长，是安徽文学界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位个性鲜明、艺术精湛、品格高尚、境界脱俗的重要作家、诗人。先生自1979年1月调到安徽工作后，一直注意发现和培养诗歌新人，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安徽诗人集群现象的打造乃至文学皖军的影响和培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她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对安徽文学界的团结引领，学习弘扬包括公刘先生在内一批文学前辈的优良传统，引导更多作家站在新的制高点上，为时代立言，为时代发声。

会上，朱寒冬和刘粹共同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两套《公刘文存》。

随后，高洪波、徐怀中、谢冕、吴思敬及我省季宇、许春樵等围绕公刘先生的生平、创作及《公刘文存》展开座谈。

座谈会现场

专家们一致认为，公刘先生为人耿直、一身正气，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为文凌厉冷峻、沉郁深邃，有直面历史与现实的率真与深刻。历时五年出版的九卷本《公刘文存》完整地体现了公刘先生的创作历程、心路历程和时代、社会、诗歌自身的发展历程。

座谈会由著名诗人、原作家出版社编审唐晓渡主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

高洪波：我和公刘先生有三次比较特殊的交集。第一次是我18岁时读到了诗集《在北方》，这本书后来一直陪伴我，直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这次交集给了我一个诗的种子。第二次交集是我到《文艺报》当诗歌编辑，是公刘先生两篇重要文章的责任编辑。这次交集对我在诗歌理论方面有非常大的帮助和提升。第三次交集是在1980年的南京诗会。公刘先生倒在了笔会现场，我留下来照顾他，当时我还写了护理公刘的手记。我对公刘有三个认知：第一，他本质是个战士、士兵。第二，他拥有一个强大的诗人的灵魂。第三，他还是一个思辨者。

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委员徐怀中

徐怀中：说公刘是一位诗人，不如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品格的行吟思想家。他有透视客观世界的超强观察力，绝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所以他的诗作总是带有自己的一身锋芒，不仅富于瑰丽奇绝的艺术想象力，更难能可贵的，又总是蕴含着质朴而深刻的哲理性。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

谢冕：他（公刘）用清新的语言概括一个时代，他的经历使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公刘除了用新型的语言写诗以外，他作为诗人，最让我们钦佩的是他的风骨、骨气，流着血，他仍然歌唱着。希望我们今天的诗歌能够像公刘、白桦、邵燕祥那样，写出家国情怀、赤子之心。

丛维熙（因身体原因不能与会，写有发言稿，由中国现代文学馆计蕾代读）：他（公刘）的诗作中的多篇佳品，被国外同行译成英、俄等多国文字，飞出了中国国界；而当代诗歌能飞出国界的人，可谓少若天上的寒星，因而可以说公刘没有愧对他手中的那只笔。更为值得后人敬重的，他始终实践着为人民而笔耕的诺言，他笔下流淌出的真实文字，没有只字的无病呻吟，只有忧国忧民的生命箴言，因而他没有愧对人生。

作家、安徽省文联名誉主席季宇

季宇：公刘先生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怀、有良知、有担当，有大爱的人民作家。在他身上集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美德。比如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特立独行，不媚俗，不唯上，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充满悲悯情怀，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可贵的品格在他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安徽文学艺术院副院长许春樵

许春樵：公刘一生的创作有一个从“抒情者”到“思想者”的演变过程。“抒情”和“思想”不在于其形式或姿势，而在于其内在的力量和分量。公刘先生以他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如何解决和逼近“抒情的力量”与“思想的分量”这一写作的难度目标。

诗歌批评家、诗歌委员会委员刘立云

刘立云：这段时间，我集中并反复读了公刘前辈1949年至1957年的军旅诗，老实说，我时而读得云开雾散、恍然大悟，时而读得心领神会、扼腕叹息，有一种终于找到了军旅诗活水源头的感觉。概括我的阅读感觉，我觉得前辈对新中国军旅诗的重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奠定了新中国军旅诗的家国情怀，创造了新中国军旅诗的基本样式，赋予了新中国军旅诗的旭日光彩。

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

王家新：公刘先生是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坐标，他的每一首诗都搅动了我们的血液。

公刘（1927—2003），原名刘仁勇，又名刘耿直，生于江西南昌，1939年开始诗歌创作，1946年使用“公刘”的笔名。著名诗人、杂文家、安徽省文联编审。出版《白花·红花》《离离原上草》《公刘诗选》《公刘文存》等作品数十部。

公刘先生是一个革命作家

他的创作起点以及他的创作高峰是在他投身革命的征途中。青少年时代公刘先生就怀抱着救亡图存、报效国家的理想进行文学创作，1946年19岁的公刘就读中正大学法学院时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流亡上海，又辗转香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部工作，广州解放后，公刘先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战大西南，直至成为总政文化部的军旅作家。理解公刘、读懂公刘、评价公刘的一个逻辑起点就是，公刘先生的文学创作是与革命、与时代、与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成为他创作的内在激情和全部的动力。《上海夜歌》《五月一日之夜》《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等诗作，表现出了诗人公刘对新中国的赤子之心、真心赞美，他早期的诗中不吝笔墨热情讴歌新中国带来的新气象、新面貌，歌颂人民翻身解放后的自由与喜悦之情。

公刘先生是一个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文艺就必须到人民中去，到生活的现场中去发掘人民需要的精神食粮。公刘先生在大西南大山深处，作为一个军人，他不仅要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边防哨所、剿匪前线，而且还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与边陲百姓、市井商贩、民间艺人同吃同住、同悲同喜、同甘共苦，深入生活、收集素材、整理快要失传的民间传说和诗词歌赋，漫长的旅途和艰辛的跋涉之后，于是公刘先生就有了1955年第一本诗集《边地短歌》，以及《人民文学》连续发表的表现边疆战士生活的三个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这些作品，使他成为西南边疆诗人中最早获高度评价与认可的诗人。同时，他参加了民间长诗《阿诗玛》的收集、整理，并写出了电影剧本《阿诗玛》;又以民间传说和歌谣为基础，写作了长诗《望夫石》，此后他又出版了《神圣的岗位》(1955)、《黎明的城》(1956)、《在北方》(1957)。这一时期，公刘文如泉涌、佳作迭出，除了他的激情与理想，他的爱国情怀，真正构成他创作素材并奠定文学成就的重要保证就是，公刘始终在生活一线、始终站在人民中间，所以才写出了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学作品。

公刘是一个“兼济天下”的具有爱国情怀的作家

公刘先生的诗歌、散文、小说中，没有卿卿我我、儿女情长的“小我”，他始终把“家国天下”作为自己的文学抱负和理想，他的文学站位、文学立意，在作品中始终凸显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济苍生、救黎民”坚定意志和不懈努力。1979年1月，公刘先生调到安徽工作，甄别平反后的公刘先生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又一个“井喷期”。这个时期的公刘先生由“激情”转为“沉思”，他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反思和质疑，并没有纠缠个人的历史恩怨，而是转向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诗人的国家意识与人民立场，《白花·红花》《仙人掌》《母亲——长江》《骆驼》《大上海》，包括获全国新诗一等奖的《离离原上草》，在对真理的探索中，有反思、有批评、有质疑、有痛苦、有挣扎，但他作品的精神指向，仍然是希望期待一个光明的、秩序的、道义的未来，仍然是用手中的笔重建一个崭新的世界。公刘先生“眼中满含着泪水”，是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公刘和艾青一样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土地深深热爱的作家。在此期间，公刘先生笔耕不辍的同时，不忘发现和培养诗歌新人，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安徽诗人集群现象的打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公刘先生简介根据《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杨剑龙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微信公众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