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潘向黎的写作，异于一般写作者之处，在于她有着隐蔽的学问素养。从《看诗不分明》《茶可道》开始，她就树立了随笔写作的一个路径：结合个人的生活爱好和阅读趣味。到了《梅边消息》，这种写作达到了愈加成熟的境地。

《梅边消息》以诗词的鉴赏和理解为本位，但融入了一己的生活经验，也融入了一己的文学心得，有文采，有学识，有性情，既是散文的，也是文学批评的。《林黛玉为什么不喜欢李商隐？》一篇，由虚入实，绵密地揭示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隐藏的诗学观，可以代表她在诗学方面的深度。《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一篇，通过读解杜诗的过程，写出了她对已故父亲的亲切回忆，唯其并非刻意的回忆，尤显动人。潘向黎既是写自己的读诗，也通过读诗，写出了自己关怀的种种。

在潘向黎的世界里，对文学的态度与对生活的态度是协调的，文字与人生也是合一的。所以她温婉而从容，一直都在那里。

张欣给潘向黎颁奖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古诗词就是我心目中 

的一片古老梅花

羊城晚报：首先想请问一下，您写作这本书的缘起？

潘向黎：不少朋友看了这本书，觉得我很悠闲，过得很安逸，这都是错觉。这几年我很忙，而且要应对的事情比过去更多，经常都是不轻松也不悠闲的。于是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许多人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日常生活里获得一种宁静。人有时候需要一道帘子。当我渴望安静地独处，古诗和茶就是我的两道帘子。

所以，我读诗，就是放下一道帘子，躲进去清净一下、放松一下。然后有一些感想，就写下来。《梅边消息》就是这样来的，这些文章先前发表在《腾讯·大家》《文学报》《新民晚报》等媒体上。

羊城晚报：那么这个优美的书名的意蕴何在？

潘向黎：书名确实不容易起。过去我的散文集，要么是直抒胸臆，比如《茶生涯》《无用是本心》，要么就是沿用专栏名，比如《茶可道》《看诗不分明》。这一本，我想了很久，最初打算叫《诗清响》，暗用了孟浩然“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但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责编之一张引墨认为字数太少，含义也不明确。后来，十月文艺社的总编辑韩敬群，因为词人姜夔的名作《暗香》“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主张用《梅边吹笛》。我觉得意境有了，但还不全是我的风格。这时我先生刘运辉突然说，我的散文里面，他最难忘的就是一篇《梅花消息》，标题特别好。梅边吹笛，梅花消息，我眼前一亮，“消息”二字很好，而“梅边”比“梅花”想象余地更大，于是《梅边消息》就这样定了。

怎么解释呢？古诗词就是我心目中的一片古老的梅花，梅树虽古老，花却年年都是新的；包括我在内，历代人读诗犹如赏梅，那些感动、感触、思考、发现，得到的激励和滋养，就是源源不断的梅边消息。

羊城晚报：此书与之前的《看诗不分明》有何延续或区别？

潘向黎：主题和风格基本延续了《看诗不分明》，但是因为更多发表在新媒体上，获得了很大的字数自由，写起来就很舒服。另外，多少也受了新媒体的影响，不再一味追求典雅，会更注意可读性，遣词造句也更明快、更好玩了。

很怕辜负

那些有才华的古人

羊城晚报：这是一本谈论诗与诗人的散文集，要在这样珠玉文字上再写自己的文章，真有难度。不知您如何构想自己这一类的散文写作？我觉得《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林黛玉为什么不喜欢李商隐》这两篇就特别耐读，动情中说理，赏诗也兼有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力度，令人欢喜又佩服。

潘向黎：谢谢你欣赏这两篇，我自己也比较喜欢。

因为不是写日常生活或者抒情的散文，肯定是有写作难度的。对于我来说，难度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虽然是私人的阅读感受，但是要力争看法、论据、引文、逻辑、历史背景等等，没有大的硬伤。有人说，是不是怕贻笑大方？当然，贻笑大方是写作者的噩梦，但这不是我最大的恐惧，因为我太爱这些古诗词了，就像陷入爱情的人往往特别勇敢一样，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变得没有那么在乎自己的脸面。但是因为爱，我也特别不愿意辜负，很怕辜负那些有才华的古人，也怕对不起今天的读者。所以，为了不辜负，要避免硬伤，要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死磕到发表前最后一分钟。

第二，我不喜欢去故纸堆里找一些冷僻的东西，翻出来吓唬人，或者硬作“翻案文章”，故作惊人之语，我觉得无数前人的甄别和筛选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非常著名和比较著名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这样就很好，更容易有共鸣。但是既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人和诗，我能不能谈出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趣味？能谈出什么新意呢？这个真的很难。打个比方，我就像一个业余的导游，要带着一群老苏州游拙政园，属于自陷于必败之地的那一种境地。可以说，许多专家写古诗词，是站在台上说话，我一个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写小说的，我来谈论古诗词，等于是站在坑里说话。这个坑是我自己挖的，因为不自量力加任性。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原谅我：因为爱，所以爱。

羊城晚报：那要怎么解决？您会不会顾虑到引用太频密，叙述的本体太强大，而不容易形成自己的文气？

潘向黎：要解决上面两个难题，需要充分的准备。作品引用太频密，叙述的本体太强大，对文气是很容易带来影响的，确实是个专业技术问题，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解决了没有。

所谓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是花时间，像揉面一样，面粉、水、盐、糖、黄油，加的比例和顺序是一回事，但最重要的是时间和耐心，要一直揉，匀速地、细致地、持久地揉，消灭任何一个面疙瘩，不抱任何侥幸心理地揉透了，经典诗词内容、要表达的意思、个人感情和情绪，就都揉透了，成为一个整体了。运气好的话，这个过程中有时就会有香气飘出来——某些地方突然出彩了。

羊城晚报：书中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对韦应物、韩偓、刘禹锡的评价，比如将刘禹锡与杜甫的史识作比较，比如古板的韩愈其实是最好的朋友，比如岑参笔下的“美人”可能是男人……这些从对诗句出发的个人化判断，有可能是作家与学者对待历史的不同方式。以情注诗、以我注诗，是一件冒险的事吗？

潘向黎：其实好多说法不是我的“发明”。比如“美人”并不是现在认为的“美丽的女性”，这一点许多专家早就这样说了。也许别人说得比较含蓄，我仗着非专业特有的自我赦免，大胆地给说个明明白白，所以许多人以为是我说的。

很多文学界的人说，因为我对韦应物的推崇，他们重新发现了韦应物，我很高兴。还有学者王彬彬认为我居然批评杜甫，还认为刘禹锡面对历史的见识比杜甫高明，这些地方“显示了良好的感受力、判断力”，他是认可的。韩愈的可爱，主要是被他的可敬遮蔽了，所以大家都不会想到他会是个很好的朋友，而这就是我读了他的诗获得的印象，我想告诉大家：韩愈其实还有这样的一面。

其实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把《长恨歌》的创作过程总结为“发乎礼义止乎情”，也有学者和作家认为是一个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七个字，动用的不只是学养，而是我全部的人生阅历和写作经验。

我的“结论”，是从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生平加上历史背景而来的，也借鉴了前人的许多成果，大部分不能算个人化判断，只能算个人化角度、个人化表达。

非古典专业的人谈论古诗词，本身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是值得。因为非专业，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专业的人司空见惯而忽略的美，还可能会很少条条框框，“童言无忌”地想到什么说什么。或者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并且可能用个性化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带上更强烈的个人色彩、情感色彩。

小说是爱情，

散文是友情

羊城晚报：近年来散文的一种新趋向，就是出现了更多以博物、历史或艺术作品、文学文本的研读为基础，结合作者自身的学力、阅历来写作，而不像以往“传统散文”那种情感或故事浓度更高、“直抒胸臆”比例更大的写法。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潘向黎：任何写作趋向，应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不过，我是两者都写的，比如情感浓度高的，我这两年还写了《最爱西湖行不足》，回忆六岁的时候父亲母亲带我去西湖的往事，写时几次泪流满面而中断；前不久写的《贾政父子的孝心》，谈宝玉出家一幕反映出来的他们父子俩的孝心，也很动感情。这两篇好多读者都告诉我读得流了眼泪。

羊城晚报：借用您说的“美普”一词，这样的美普、史普、艺普是否更适应了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化需求？

潘向黎：应该是吧。不过要真正实现美普、史普、艺普，仅仅有知识也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见识。要有见识，作家有见识，投射在任何观照对象上都会是好作品。

羊城晚报：您曾在日本求学，例如作品“樱满开”一文中的“物哀”，小说《我爱小丸子》和《白水青菜》中的卡通偶像和村上春树等等，都显著地带有一些日本文化符号。能否谈谈日本文化对您的影响？

潘向黎：是有人这么说过，还有日本汉学家说我的小说中有日本文化中所谓的“幽玄”味道呢。我自己说不清楚，不然，我可能就用一篇文章写出来，说清楚了。我其实喜欢干脆的。

羊城晚报：在您的创作谱系中，小说与散文分别占有什么位置？您的小说语言完全没有掉书袋、古文癖等迹象，只有趣味和审美隐隐流露出中国情调，而且基本是都市生活题材，这是一种自觉要求吗？

潘向黎：我过去说过，对我来说小说是爱情，散文是友情。友情比较温和比较长久，对我索取也不像爱情那么多；但是只要爱情招手，我还是会丢下友情、听从爱情的召唤。现在补充一句，到了一定年纪，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老了，小说写不动了，大概就会只写散文，一直到此生结束。

我的小说和散文，从肌理到色调都不一样，甚至判若两人，是自然而然的，谈不上自我要求或者别人对我的要求。这在文学创作上属于正常现象，你看看古代的作家，他们写文章和写诗、填词，完全不是一个频道，经常也判若两人。这和文体意识和创作心态有关吧。

茶要好，

朋友要有趣

羊城晚报：之前有文章提起您点评友人微信的一句“若待皆无事，应难更有花”，那种超逸洒脱给我印象很深。这与此书中阐释“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时那种执着和理想主义，相映成趣。这两者，是并存于您心中吗？您始终以“诗与茶”隔帘看世界吗？

潘向黎：这是两极。真正到达这两极，都是困难的，何况兼而有之？我也做不到。但是不能抵达，不等于没有这个倾向，这两种倾向，好像是并存在我心里的，就是有的方面非常执着、坚持、认死理，甚至拒绝和别人讨论，一定要一意孤行；但是生活中又非常希望能“放下”，能通达、超脱一些。

隔着帘子看花，是好的，但帘子隔不开喧嚣、烦恼和苦痛，何时放下帘子，何时卷起帘子，这对于一个写作者，对于一个人，都是一个随时随地需要进行的选择。

羊城晚报：您虽然是沉浸在诗与茶中的人，但从文章和朋友描述中，都可以看出一种不矫情的通透、爽利，并没有那么重的“闺秀式偶像包袱”。可以谈谈您的物质观或生活审美观吗？

潘向黎：哈哈，偶像什么的，和我没关系，哪来的偶像包袱？我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上班族，关系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路痴、技术盲，但他们也知道我内心其实是雌雄同体，有主见，也比较干脆爽快。

曾经有读者想象我是一个“纤纤作细步”的古典淑女，然后一见面，大吃一惊，因为我节奏很快。我至今不知道是否应该感到抱歉。

艺术审美上，我喜欢洁净、清雅、空灵的那一路，但也喜欢飞扬、开阔、大开大阖的那一路。

生活中，我只有两件事是高标准的：茶要好，朋友要有趣。和有趣的朋友一起品好茶，是我人生的幸福时分。

羊城晚报：毕飞宇说您谈诗之所以没有冬烘气、不隔，是因为进入得早；您在本书的“代序”中也为我们描摹了一幅从小由父亲启蒙带入古诗世界的美丽图景。可您又反对强势地逼孩子学古诗……这真让当代大量没有多少古典修养、却又懂得它好的家长着急，到底要不要引导、要怎样引导他们读古典呢？

潘向黎：我的回答是：听其自然。急不来，急不得。这有点像年轻人的婚事，现在好多青年不想结婚，但父母急啊，天天念念叨叨，花式逼婚，甚至替孩子去相亲，真是无所不为，但是收效甚微。因为这本来就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啊，本来就是要等缘分的事情啊。你觉得再好，他(她)没兴趣，或者缘分没到，都没办法。强迫了，可能适得其反，败了胃口，终身排斥。

这不是要不要引导的问题，而是引导有没有用的问题。我的估计是比较悲观的。

潘向黎

小说家、散文家，文学博士。生于福建，长于上海，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文汇报高级编辑。

著有长篇小说《穿心莲》，小说集《白水青菜》《轻触微温》《我爱小丸子》《女上司》《中国好小说·潘向黎》，散文集《纯真年代》《局部有时有完美》《万念》《如一》等，专题随笔集《茶可道》和《看诗不分明》， 最新作品《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

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作品集奖、第五届报人散文奖、第五届朱自清散文奖等文学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日、韩、希腊等多国外语，并出版有英文小说集White Michelia(《缅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