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发展已逾20年，按照普遍的认知，它和上世纪90年代诗歌形成了内在的接续关系，虽未沉淀出足以区别于前代的独立风格，也尚无引领风气之先的领袖诗人出场，但它仍呈现出较为集中的文化症候。特别是宽松而自由的写作生态、多元媒介的传播方式、日益国际化的交流氛围使得汉语诗歌写作热潮不断，事件林立。那么，如何从诸多的“热点”甚至是“乱象”之中抽丝剥茧，提炼出带有普遍性的诗美特质，为新世纪诗歌确立一条逻辑清晰的发展脉络，进而构建出一种研究架构，就成为与新世纪诗歌“共时性”存在的研究者们共同追逐的目标。罗麒的《21世纪中国诗歌现象研究》^[1]（以下简称《现象研究》）正是以现象学的理论作为方法论核心，着重归纳整理进入新世纪以来诗坛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并挖掘其深意，从微观创作与宏观历史等多向度切入新世纪诗学要旨，对新世纪初中国诗歌的主要问题和症候做出客观而深刻的批评。在厘清诗坛诸多热点之本质、摸透了新世纪诗歌脉象的同时，他也将这种“现象研究”提升至系统的理论高度，为中国诗歌在21世纪的再出发提供了客观有益的参考，从而彰显出沉实的学术功力。

纵览新世纪诗坛，可谓“事件”不断：“梨花体”“羊羔体”“忠秧体”等引发的质疑，“诗歌拍卖”与“诗歌公约”等炒作出来的行为闹剧，“新红颜写作”“打工诗歌”“底层写作”“新及物写作”“地震诗歌热”等甫经形成的写作向度，加上网络媒介对诗歌传播的普遍渗入，以及近来热议的“写诗软件”是否能够取代诗人等争论……似波浪翻滚起伏不定的诸种“现象”，容易给人这般印象，仿佛谈到新世纪诗歌，便不由得滋长出“事件”大于“文本”的惶惑，而拨开现象的迷雾，为它们找到一个理论载体，建立一个运行模型，就成为论者首先要去面对并必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任何诗歌现象的核心要素当然不是现象自身，而是支撑它的文本，如论者所说：

文本是各种诗歌现象与事件的最基本元素，也是当下诗歌的核心组成部件，诸多诗歌现象林林总总，但其根本上是由文本与其作者主体、读者以及世界的不同互助方式决定的，其运行模型为“什么样的人为了什么样的事件写了什么样的诗，被什么样的人阅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形成什么样的现象”，将其中确定的因素设置为定量，其他变化因素设置成变量，将文本形态作为最终的验证数据就有可能做到还原“事情本来的样子”，将不同诗歌现象纳入到同一个相对科学的研究体系内。

以诗歌文本为基点，根据上述模型和现象学“回到事实本身”的基本理念，同时借鉴了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理论，罗麒将新世纪以来的诸多诗歌现象或倾向按照“文本——作者——读者——世界”的四维关系结构进行理性布局，将之纳入到整个中国诗歌的生态圈中，从而形成了他关于新世纪诗歌的“现象——关系”学论述逻辑，即任何现象背后，体现的都是四维关系结构中的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如网络诗歌现象、下半月刊现象等，就是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发生转变催化而生；代际写作、女性写作、地域写作等热潮，都勾连着身份认同的精神主体问题，实则是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再有打工诗歌、地震诗歌，在建立诗歌对世界的“及物”观照的同时，逐渐缓和了上世纪90年代诗歌语境中“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对抗关系，诗人将将自我的“疼痛”与“呼吸”植入当代历史，书写下生命的庄严感与力量感，体现出他们理解世界方式的思维嬗变。可以说，罗麒的研究方式为新世纪诗歌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如吴思敬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正是理论思维的介入，使这部描述诗歌现象的书没有停留在现象本身，不是自然主义地有闻必录，也不是流水账式的大事记，而是精心采集、比较，把近似的内容集中在一起，把诸多现象视为研究的载体……在对相关文本的研读及对文本与作者、读者、世界的关系探讨的基础上，完成对诗歌现象的阐释，从而获得了一种超越性。

检视现有的关乎新世纪诗学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对某一位诗人、某一类现象、某几种美学特征的研究上，多以“侧论”“散论”“片论”的形式出现。这并非是说评论家们没有综合研究的野心和史学的眼光，而是新世纪诗学甫经开发，尚在发展过程之中，我们都是深处其间，在路上奔走的行人，无法与之拉开足够的审美距离。一些美学命题和诗学观念也处于持续发酵期，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沉淀出精华，形成一个个“节点”，因此为新世纪诗歌作“史学”定论式的宏观描述，或者还使用“十年一代文学”的思路来匆匆为之定性，甚至得出阶段性的结论，都是一种奢望。罗麒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明白“定性”思维本身的悖论性，他开展的是“留有余地”的探讨，是一种“关系式”的研究。以我的理解，就是把新世纪诗坛的诸种要素如写作者、读者、文本、世界视为一个个信息点，每个信息点之间都会有多种联结化合的方式，有的点与点聚合化生效应较为剧烈，便形成了具体的“事件”抑或“现象”。亦即说，罗麒没有纠结于对新世纪诗学现象做盖棺论定式的美学解析或史学定位，而是从两个“注重”的层面为我们动态还原出诗学现场的原生态风景。首先，他明晰现在作出任何板上钉钉的结论都是仓促的，因而注重避免草下结论或是轻下断语。他尽可能多地为信息点之间还原彼此的对应联系，将“如何联系”“如何作用”视为研究重心，为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生态建立了史学积淀。另一方面，他注重打通文学的内语境和外语境，认为文本（text）与本文（context）之间是双向互动影响的过程，而文学外语境（如经济消费语境、审美文化语境、网络传播语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新世纪诗歌文本的生成与变化。聚合文学社会学和现象学的分析方法，罗麒为新世纪诗歌研究打开一条通路，而以“关系”作为研究关键词，正巧妙建构出一种独特的述史模式，形成本著的一大创新点。

任何一部研究代际诗学的著作，都内含着论者的述史模式，即他要以何种眼光和论说逻辑统合文学史诸多要素，将之汇合成一部文学史。《现象研究》一书主要围绕传播方式的变革与诗歌创作的“新热潮”、诗歌主体身份认同、自由诗艺的探索与实践、“新及物写作”视野下的诗歌与世界的互动、诗歌接受与诗歌批评五个方面展开论述，问题覆盖面极为广阔，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均有充分的观照与反思。在具体的论说掘进中，罗麒认为新世纪诗歌的发展、变化要以传播方式的变革作为前提和背景，指出网络作为艺术生产过程中的“第五要素”愈发灵动地串联起传统文学的四个要素，使之变动的节奏与频率日益加剧。我们或可预测，诗歌写作的电脑化和传播交流的网络化会将中国诗歌的发展引至新的“狂欢”之中，它已经成为诸多诗人赖以生存的话语现场。同时，罗麒将“承担某些反抗消费文化和剔除商品拜物的任务”目之为诗歌生存“在21世纪所要面临的最根本和最宏大的历史语境”，这种对文本与时代关系的理解深切契合了当今的文化本质。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大规模渗入国人的生活视野，人们的文化消费结构日趋多元，消费形式日益多样，价值标准也变得游移不定。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新世纪诗歌生产的媒介、传播的途径、蕴含的精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诗歌写作与消费语境之间展现出难以割舍的密切联系。对诗人而言，一方是注重内在精神提升的诗歌内现场，另一方是充满诱惑之力的物质外现场，如何在两者的夹缝之间寻求平衡，用诗歌语言表达个体意识、彰显时代精神、沉淀文学经验，成为缪斯抛给每个诗人的命题。然而，一些写作者把“物欲”视为经验的终点，浸淫在对感受力的快感表达之上，塑造出一个个“一次性”的语言游戏，从而消解了诗歌应有的精神高度，这是现今诗歌的普遍困境。如论者对消费时代与诗歌生产的痛彻领悟：“围绕在艺术创作上的光晕消失了，艺术本身的价值被悄然掩盖了，大众在现代化消费语境中忘记了事物本身的价值，甚至创作者也在这种境况下忘记了文艺本身的价值，这使得本应该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应该认识到，诗歌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取决于它对崇高的消解与转化，而在于它依照自身“先锋性”的内在吁求，在精神与艺术上一贯坚持的反叛与创新特质，这构成了诗歌维持其自身生命力的终极命脉。

围绕新世纪诗歌如何发扬“先锋性”这一命题，罗麒找到了“反叛性”与“创新性”作为新世纪诗学的诗艺内核。先锋诗歌始终与前卫文化、实验艺术等模态联系，具有自我否定与解构的先天属性，所谓新世纪诗歌对1990年代诗歌的承续，在他看来也主要体现在对“反叛性”的继承与发扬上。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罗麒选择了“新及物写作”作为切入口，深入剖析新世纪以来“及物”写作的新内涵。按照罗振亚先生的论述，1990年代诗歌的“及物”性体现在“拒斥宽泛的抒情和宏观叙事，将视点投向以往被视为‘素材’的日常琐屑的经验，在形而下的物象和表象中挖掘被遮蔽的诗意”^[2]。与1990年代相比，当前的“及物”写作之所以为“新”，乃是因为它逐步确立了属于自身的焦点主题，特别是展示了诗歌对于现实的介入性力量，从而对前代诗歌回避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实现了有效纠偏，因此这一“反叛性”就构成了当下诗歌最明显的先锋性“基因”。这种论述和判断符合当下诗歌创作的主流倾向，即诗人重新定位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实践，他们在艺术的自主性、独立性与艺术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之间寻找着平衡。通过“及物”的努力，诗人们不断寻求在日常生活的“此岸”和诗歌的“意义生产”之间建立经验联系，使其人文精神与公共精神实现统一，新世纪诗歌言说现实的能力也由此得到了增强。

可以说，论者对“新及物倾向”的提炼与论说，既照顾到新世纪诗歌与前代之间的史脉联系，同时有效串联起打工诗歌、地震诗歌等热点现象，而这些现象所蕴藉的社会生活内容，又充当了新世纪诗学创新性的明证。“打工诗歌”与“底层文学”，凝聚了论者对新世纪诗歌创作视角变化的关注，这构成其对“创新”精神的第一层理解，即诗歌与世界新的互动体系的建立。关于“创新性”的另一层含义，罗麒指出诸多诗人在对生活与生命的体验上“表现出了更高层次的理解与珍视”，特别是他们立足在空间维度上观察世界，在创作实绩的基础之上建构起“地域性诗学”，使之成为一个富含新意的显词。从核心意象、语体风格、意义结构等角度入手，论者细致而微地论述了雷平阳诗中的云南情结、张曙光诗中的东北情怀、古马诗中的甘肃记忆。这些带有地理标记的“地域”抒写，都充当着诗人反拨主流经验的隐喻工具，他们将现实中的地理空间背景化、意象化，使之被诗化成为带有明显象征意味的精神喻体，指向人性的纯粹、审美的和谐、心灵的洁净与生命的健硕，在完成诗歌中的“文学地理学”的同时，也为这个时代留存了独标一格的生命印记和思想刻痕。在今天这个时代，“个人化写作”究竟应该落实在何方，或许“地域性写作”正是一个值得引起所有人关注的美学聚焦点。

在论著的最后一章，罗麒特意指出当前诗歌现象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甚至是核心环节的“诗歌批评”问题。“从表面上看，当下诗歌批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负责任的好评’太多和‘不负责任的差评’太集中”。笔者以为，前者指的是那些“人情批评”，后者则针对的那种只空泛地抛出几个似是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缺乏对目标精准的打击力度，甚至有意地避开目标，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羽毛”，这自然远离了批评家应有的价值理念。诗歌批评何以至此？论者一针见血地戳中其根源，正是批评主体客观立场的丢失，艺术感受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匮乏，批评尺度的失衡这三座“迷城”，导致当前诗歌极为缺乏富有原创力和建设性的批评。恢复诗歌批评的活力，这应当是当前诗歌批评界需要集中反思的首要问题。

结合罗麒对新诗批评主体问题的判断和对理想批评立场的构想，我们再次回望《现象研究》这部著作，便能感受到论者尽力在有限的阐释空间内，实践并还原着他的主体批评观。比如他注重采用尽量客观、透明的论述，打磨评论性文章自身的诗意，使诗歌论著也具有鲜明的文体意识，同时沉淀出三个较为突出的批评特质：一是注重写作伦理关怀与艺术审美关怀的有机结合，甚至是无缝对接。如论者在观照地震诗歌等写作伦理行为时，注意到诗人采用何种叙事技巧组合诗篇，进而揭示出他们经常停留在事件本身，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解构叙事倾向。这些写作者在无逻辑叙事、跨文体叙事等向度上同时掘进，打磨了新诗的叙事技艺，有助于他们触及更为多元的伦理向度。从技术角度言之，叙事与口语联姻，正符合文本语境的现实性特质，也增强了文本空间容纳整合各种矛盾、困境的能力。在笔者看来，诗歌中的叙事本质上就是一种敞开的诗学，叙述的语言与日常口语的结合，契合了诗人发掘日常生活美学的实践，赋予诗歌极强的及物特征，而叙事性与诗歌抒情性等特征交融结合，构成一种综合的气质。或许这种整合之美，就是论者心目中理想的美学生态。

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对现象的去蔽和对本质的还原。新世纪诗歌研究论文汗牛充栋，观点杂陈，颇为“热闹”，罗麒却没有跟随任何已有的叙述和论断，而是注重对事件种种“前史”的考证与还原，力求客观公正地为文学史留存史料。如打工文学的由来，“羊羔体”“梨花体”等事件背后的大众文化心理机制等等，都成为他深入考察的对象。他还揭示出诗歌创作与文学体制和权力体制综合互动、多向影响的内在联络，实现了对问题庖丁解牛般的理性解析，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论断。作为青年学者，能够保持对“客观”立场的自觉诚为可贵，因为青年学者往往容易放纵激情与感性的力量，使文章充盈“才气”的同时，缺乏了对感性的有效控制，而罗麒大概是深受南开大学文学研究学风的浸润，非常注重有一说一、有理有据的客观立场。比如他指出不应过度拔高“地震诗歌”的意义和文学史地位，而当前的“口语危机”则有被夸大的倾向，这都与当下诗歌处于“初级民主活泼期”的发展阶段不无关联。此类对现象不急于下断语作结论的态度，不过分拔高也不断然否定的立场，都有利于论者的研究沿着当前诗歌发展的真实轨迹沉稳前行。

三是在主体精神价值判断层面，论者无惧“亮剑”，敢于表达自己对诗歌现状的不满和对理想生态的构想。比如他认为当下诗歌最难以解决的顽疾，说到底还是经典性文本的匮乏，而一些写作群体，如女性诗歌创作虽然走向多样化，但在个人经验抒发的同质化问题上依然是沉疴难愈……而理想的诗歌标准应该实行“双轨制”，让“诗”的标准和“好诗”的标准并行不悖，即放宽创作者进入“诗歌”的标准，为诗歌带来新鲜血液，同时严格把控“好诗”的标准缓解诗人们的“经典化”焦虑。这种价值判断既彰显出客观性，同时也具备较强的操作性。再有，他在论述新红颜写作、打工诗歌、余秀华写作等现象时，或多或少都点带出关于诗歌写作应达到的价值高度问题，我们或可从中窥见并串联起论者自身的诗歌理想：诗人应该具有一种承担精神，应该调动源于生命本真的力量，让诗歌与现实世界真诚地沟通，并从对日常生活的观照抵达更为幽深的超越性境界，而不是停留在单纯的情感抒发和艺术炫技、甚至是对苦难、欲望、体验的过度言说与消费层面。在勘探当下诗歌现场的同时，罗麒前瞻着诗歌发展的未来之可能。对于诗歌保持了初心与梦想，正是论者学术探索的光源。

综合来看，罗麒的21世纪诗学研究框架是一个面向未来敞开的开放式结构，是一种多元批评理念融合交汇的体系。他坚守立足当下、文本先行的立场，从实际创作出发为诸多现象之间建构“关系性”，同时将批评家自己的血脉印记与生命活力投射在诗歌关怀中，这使得他的论说熔铸激情与理性，保持了客观与公正，为新世纪诗学研究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可贵范本。当然，客观而言，罗麒的著作也存有一些遗憾，比如新世纪诗歌与国际诗坛的交流与互动、海外传播与翻译等问题，论者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而在关系学的论说框架中搭建汉诗与国际诗歌的联系，显然也属于本论题应该顾及的要义之一，我们也期待着论者能够在这类问题上继续展开思考。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诗与诗学团队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