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和近二十年的北大诗歌，算是有一点关系，因此，本诗选的编者才会想起让我来写这样的文字。1977年，教研室筹划编写“当代文学”的教材，诗歌部分本应由谢冕先生来承担。但谢先生没有答应，这件事就落到我头上。既然写了教材的诗歌部分，接着上课也理所当然地讲诗。后来又开设“近年诗歌评选”和“当代诗歌研究”的选修课，且多次被谢先生拉去参加他们主持的“新诗导读”、“当代新诗群落研究”的讨论课，这样，在有的学生的想象中，我便是和诗歌有“关系”的人了——虽然我不只一次地澄清这种误解，指出我对于诗确实还未真正入门，那也没有用。 

于是，便不断收到各种自己编印的诗集、刊物。如坚持多年的诗刊《启明星》，如《江烽诗选》，《未名湖诗集》，如四人诗歌合集《大雨》等待。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出版于1985年的《新诗潮诗集》了，当然，收入的大都不是北大诗人的作品。五四文学社和另外的一些诗歌社团，也曾让我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如一年一度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但大多我都没有参加）。我读着他们写的诗，但不系统。在这些诗面前，有过惊异，欣喜，也有过怀疑和困惑。但因为对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力缺乏信心，很少当面谈过对他们的诗的看法。有的诗读不懂，不知所云，碍于“师道尊严”的思想障碍，也未能做到“不耻下问”。 

这二十年中在北大写诗的“风云人物”，名字我大多知道，但人却不一定见过。而且，和见过面的北大诗人谈论诗的时间，这二十年中加在一起，不会超过四十分钟。我从未见过海子。西川是他毕业离校后很久，才知道他的长相的(有一次臧棣和他来到我的住处)。老木的见面是课后在“三教”的门口。他拦住我，兴奋地说他发现一个比北岛还棒的诗人(我猜他是指多多，后来的《新诗潮诗集》选了多多不少诗)。我认识蔡恒平时，他已在读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有一个学期，他和吴晓东跑来参加当代研究生的讨论课，并做了“当代文学与宗教”的专题发言，对顾城诗的“宗教感”推崇备至。1993年顾城事件发生后，我不只一次想到这次发言，觉得如果蔡(这是他的同学对他的称呼)为此事受到打击的话，顾城至少要对此负责。王清平的毕业论文是我“指导”的，因此见过几次面。熏黄了的手指，可以见出他的烟瘾。文稿的字迹潦草得颇难辨识，每个字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佝偻病般地歪向一边。但对于“朦胧诗”退潮之后的诗歌现象的描述，却令我当时兴奋不已。我将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编进“新时期诗歌”研究的集子，列入某著名批评家主编的丛书之中。在拖了数年之后，这套书连同王清平的清丽流畅的文字一并“夭折”：想起来真觉得对他不起。褚福军也因为诗找过我。1989年夏天他毕业离校后，还几次到过我家；但却是与诗毫无关系的事情。他去世后，才知道他是戈麦，收到西渡编选的《戈麦诗选》。1983年3、4月间，一次课间休息，一个男生对我说，他叫骆一禾，毕业论文想让我“指导”，是写北岛的。问他为什么不报考研究生，他露出调皮却优雅的笑容:“水平不够，不敢。”过了几个星期，稿子便在教室里交给我。在龙飞凤舞(或幼稚笨拙)成为当代青年书法时尚的当时，看到这整齐、清秀，自始至终一丝不苟的字体，叫我难以置信。长达三万多字的论文，上篇阐述他对于诗的看法，下篇分析北岛的创作。在我看来，研究北岛的文字，这一篇至今仍是最出色的。我期待着它的公开发表，却总是没有见到。最后一次见到骆一禾，是在80年代就要结束的那一年。那天，我和谢冕默默地站在蔚秀园门口，街上没有什么人。不久，从西校门里走出来三位学生，两男一女，女的手中捧着鲜花一束。在询问了我们的去向后，不再说话，也默默地站在我们旁边。一辆中巴把我们送到八宝山。来向骆一禾告别的人并不很多，但肯定都是觉得必须来的。他的脸上没有了那孩子气然而优雅的笑容，因此我感到陌生。在他的周围，没有惯常的那种花圈、挽联、哀乐。一长幅的白布，挂着他的亲属、他的朋友写的小纸片、布片和手工的纪念品，上面写着或温情、或悲哀的语句和诗行。当这些被取下来准备与他一起焚化时，臧棣从裤兜里掏出一小块白布，展开抚平了折痕，也放在上面。这是毛笔画的正在飞翔的鸽子，旁边写的诗句，却没有能记住。西川和其他人拉着灵床走向火化室，但那时我不认识西川，最后这个细节，是后来读了他的文章才知道的。那篇文章称骆一禾是“深渊里的翱翔者”。看来，画鸽子的臧棣和拉灵床的西川对于骆一禾的精神的描述，是这样地不约而同。那一天是1989年6月10日。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也没有多少行人。一个上千万人口的都市如此寂静，使人感到害怕。这种异样在记忆里，很长时间都难以离去。 

上面讲的是有关北大诗人以为我和诗有关系的“误解”。下面要讲的却是我对这些诗人的“误解”。这方面的事例甚多，这里只举几则。 

有一个时期，麦芒蓄着长发，大概是他当谢先生的博士生的时候。我对男人留长发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并总容易做出与“行为不检”（至少是“自由散漫”）等有关的联想。后来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我的这种守旧毫无道理，头发的长度并不一定与学问为人成反比，麦芒不说是品学兼忧罢，行为举止至少也未发现任何不轨的征象。没有讨论过提纲，没有再三再四的修改，送来的稿子几乎就是定稿。这使我做出一种判断，“诗人”们在“学问”上，也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总是相当出色。因此，如果有“诗人”要我“指导”论文，我总是欣然应允。但后来发觉，任何绝对化的判断，都经不起事实的验证。也会有“诗人”的论文，让我十分头疼的时候。北大诗人除了极个别的外，都会起一个甚至数个笔名。笔名大多是两个字的，如西塞、西川、西渡、紫地、海子、戈麦(松夏、麦芒、橡子、海翁、徐永、阿吾等等。这些眼花缭乱的名字，常让我伤脑筋。学生名册和记分本上自然找不到这些名字，而要记住郁文就是姚献民，西渡就是陈国平，松夏就是戈麦就是褚福军，野渡就是麦芒就是黄亦兵，还得不点功夫。不过，在牢记了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之后，倒觉得这些名字有着一种亲切。于是便想，诗名和诗情可能存在互动的效应。如果西川不叫西川而叫刘军，他会写出那样的诗吗？我至今还未发现有取芯片、干红干白、大盘绩优股之类作为诗名的，说明土地、河海、树木仍是北大诗人想象的源泉，大自然仍是他们心目中的“精神栖息地”。 

诗歌朗诵会是北大诗歌活动的重要项目之一，但我却很少参加。部分原因，是在很久以前(那时，未名湖诗会还未诞生)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因为位子太靠近台前，朗诵者那种经过训练的、夸张的表情、姿势和声调，看(听)得十分真切，使我很不舒服。有的诗，曾是你所喜欢的；经过这样的矫情处理，会增加再次面对它的困难。但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听到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玻璃工厂》）、西川(《致敬》)的朗诵之后，又发现我的看法没有根据。语调、节奏，有了声音的词语，将会“复活“在默读时没有发觉的那部分生命；如果朗诵者能把这种“生命”注入词语之中的话。 

80年代是个各种潮流涌动的时代，诗歌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北大的诗人们也是一群弄潮儿，也是根据浪潮方向来做出艺术判断的。这种印象，不久就觉得不怎么正确。呼应与推动潮流自然是有的，也有必要，但也存在一种沉稳的素质，一种审察的、批判的态度。当大陆这边和海峡那边有前辈诗人，以过来者的身份，批评他们的观念和写作过于“先锋”时，他们曾和这些前辈诗人发生过小小的冲突。而在把中国当代诗的创造折合为“谁是真正现代派”——这种诗歌意识兴盛的时候，他们中有人指出，这是“中国诗学和批评出现了判断力上的毛病：看不清创造”。同样，80年代风行一时的“反文化”的潮流，好像并不太为北大诗人所接纳。他们也许并不轻忽“语言意识”，但却坚持有着“精神地看待语言和只是物质地看待语言”的高下之分。 

对于北大诗人的诗，我读得不很系统。原因在于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校园诗歌”是一种习作性质的诗。这个判断所包含的意思还有，它们是狭隘的，缺乏“深厚”的生活体验的，“学生腔”的，摹仿性的等等。这种观念主要形成于五六十年代，那时，诗据说只能生产于车间、地头和兵营。因此，在编写教材和“当代诗史”时，我“系统”地读过50年代到80年代许多诗人的值得读、或不值得读的诗集，却没有“系统”地读这些被称为“校园诗人”的诗，其中有不少是值得读的。这种“判断力上的毛病”，我已觉察到。不需援引汉园三诗人的例子，不需援引西南联大诗人的例子，也不需援引台湾现代诗写作者的例子。就在这册诗选中，也能看到80年代以来大学诗歌写作实绩的一个侧面。别的什么理由都暂且放在一边。在今天，坚持诗的精神高度和语言潜力发掘的写作者，仅靠一点才气，一点小聪明，一点青年人的热情和锐敏感觉，是远远不够的。我很赞同这样的意见，“一个诗人，一个作家，甚至一个批评家，应该具备与其雄心或欲望或使命感相对称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深度，他应该对世界文化的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对自身的文化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这话说自一个“北大诗人”之口，通往这一目标自然有多条途径，而大学的背景，肯定不是达到这一要求的障碍。在今日，有的诗人创作的狭隘和停滞不前，恰恰是发生在文化背景和精神深度的欠缺上。

（本文节选自《两忆集》，洪子诚、么书仪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