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光:论西渡诗歌的时间主题

作者:马春光   2018年09月25日 12:11  《中国诗歌研究》 , 2017 (1)    686    收藏

时间,是诗歌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每个时代的诗歌都在其特定的时代语境中抒写独异的“时间体验”与“时间想象”。“时间主题在中国诗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时间以及时间引发的人的主观感受构成了中国诗歌重要的表现主题和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1]1990年代以来,商业文化的强势渗入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国新诗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转型的语境下,诗人们对时间的体验与想象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质,这些新的“时间主题”及其表现形式,潜隐着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某些核心命题或关键症结。本文尝试以西渡的诗歌为入口,兼及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作,从“时间主题”出发,一方面讨论他们诗歌中渗透的时间意识和时间主题,另一方面则辨识他们的时间主题与特定的时代语境存在怎样的交错关系,进而考量二者有着怎样的互渗抑或断裂。对时间主题及时间想象之诗学意义的考辩,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窗口。 


一、“正午的冥想”与“午后”的沉思 


  在一篇文章中,张桃洲曾谈及新诗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面对现实的不同特征,“二十世纪前半叶新诗面对现实主要表现出一种观察和审视的能力, 而到了后半叶特别是八十至九十年代, 新诗获得了另一种能力和特征:冥想。”[2]在西渡的诗歌中,这种“冥想”的能力与特征鲜明地体现在他对特定时间(“正午”、“午后”)的诗性沉思:“把生活的恩赐化为/感激的言语和正午的冥想”*(《挽歌第三首》),进而构成了西渡诗歌显豁的“时间主题”。 

  西渡的诗歌文本中,“正午”、“午后”、“下午”等时间意象频频出现,彰显了他对一天之中这一特定时间的敏感与关注。与“黎明”、“黄昏”等古典诗歌中积淀甚久的时间意象不同,“正午”、“下午”较少在古典诗歌中出现,也较少特定象征意涵的附着,对这一时间的诗性关注与沉思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新诗“现代感受力”的典型表征。对于“午后”这一时间概念,柏桦有过论述,“下午(不像上午)是一天中最烦乱、最敏感同时也是最富于诗意的一段时间,它自身就孕育着对即将来临的黄昏的神经质的绝望、罗罗嗦嗦的不安、尖锐刺耳的抗议、不顾一切的毁灭冲动,以及下午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论、恐惧感,这一切都增加了一个人下午性格复杂而神秘的色彩。”[3]柏桦所谓“最烦乱、最敏感同时也是最富于诗意”的诗性描述,正是当代诗人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发掘生存意涵的时间感受力使然。与柏桦所表达的“下午”情绪稍稍不同,西渡侧重于对“正午——午后”这一时间段的冷静品咂与思考,他诗歌中的下午“敏感、富有诗意”而并不“烦乱”,而是始终保持了以“午后之思”对生存世界进行“冥想”的特质: 


“我从一杯茶中找到尘世的安慰 

让它从微小的苦恼填满的岁月中 

拯救出午后的一小段光阴” 

  ——《午后的歌》 


  在这里,西渡为我们呈现的是充分日常化的现实生活,日常生活的琐细化弃绝了所谓的宏大叙事与宏大抒情,这正是90年代诗歌的一个显著标志,因此,即便是“苦恼”也是“微小”的,这是一种基于日常的细微生存感知。从西渡的诗歌声音中,我们能感知到他对“午后的一小段光阴”的渴求与偏爱,但它恰恰是需要被“拯救”的,正是因为其珍贵,这“一小段光阴”(午后)成为抒情主体遁入日常生存深处、进行生存之思的一个入口。而“拯救”、“一小段”的表述本身即传达出一种时间体验上的紧迫感。“午后”一旦在时间的形象学意义上寻求其源头,“正午之弓”便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意义: 


“公正的太阳将在新的航线上上升 

在柔媚的波光下,在生与死的门槛上 

苦闷在空气中凝聚,我们的肉体 

绷紧在正午之弓上,等待一声致命的弦响” 

  ——《挽歌第五首》 


  “正午之弓”将我们射出,我们因此进入“下午”,太阳的下降运动意味着太阳的行将消失,我们将遁入黑暗,在诗人的感知中,这是“致命”的:每个生命个体都不得不面对“午后”——时间加速遁入黑暗的过程。“午后”的时间体验之丰富,正是诗人生存体验的真实书写: 


在一个寂静的午后,在午后的梦中 

雪花飘坠,陷没了洁白的稿纸 

  ——《雪》 


  “稿纸”的陷没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写作的不可能,“雪花飘坠”的“午后”正适宜诗人遁入生命的沉思。在“午后的梦中”,西渡把“冥想”的视点集中于“阴影”。“阴影”一词在西渡的诗歌中经常与“午后”同时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构成西渡“下午的沉思”的重要维度。根据常识,事物的阴影在正午是最短的,随后在“午后”的时间会慢慢变长,这其中有着颇为复杂深邃的时间命题,它指涉了光与暗、长与短等内容。而根据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阴影”恰恰是每个人的人格中四种原型之一,“阴影是心灵中最黑暗、最深入的部分,是集体无意识中由人类祖先遗传而来的,包括所有动物本能的部分。”[4]在《保罗•瓦雷里》一诗中,对“阴影”的描摹正是一种潜在人格的发掘,在这个意义上,对“阴影”的描摹是建构诗性“自我”的重要维度: 


生活不过是某种粗糙的练习。 

我在日子的白床单上临摹 

一只燕子在午后的飞行 

及其阴影,一个起码的习惯。 

  

  阴影渐渐变长,时间随之慢慢逝去,貌似时光的流逝获得了某种回报,其实它充斥着虚无与黑暗的时间体验。而有时西渡的时间想象力指向太阳自身: 


有时他的目光里突然掠过一丝茫然: 

像有山鹰疾速地滑落,带着阴影, 

它的翅膀掠过正午沉睡的村庄。 

  ——《题友人像》 


  诗句中的“山鹰”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个太阳,它的疾速滑落,正是对时间迅速消逝之茫然的根源。这里写到了时间本身强大的意志,并暗示了人在时间面前彻底的无力。张桃洲指出西渡诗歌内蕴着一种“如影随形的低沉的哀音”[5]271,我们可以从其诗歌文本对“阴影”、黑暗的注视得以窥视。这种哀音正是其对存在、时间的思索使然,“阴影”与“午后”联袂出现,体现了西渡内在诗意的一种强烈焦虑:“日晷的阴影像绝症一样在下午扩散。”(《中年男子之歌》)“扩散”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诗人西渡对时间、对即将到来的黑夜的焦虑症。太阳的下降伴随了阴影的不断“扩散”,它往往给人一种衰老之感。西渡在这里不断地书写“阴影”,正是以其独具特色的“时间想象力”来表达他的时间焦虑,“诗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强烈地感受着时间引起的忧惧的咬噬和挤压,另一方面用锐利的语词不断地表达着这种体验。”[5]274 

  巧合的是,北岛在《陌生的海滩》中也同时写到“正午”与“阴影”:“正午的庄严中,/阴影在选择落脚的地方。”这正对应了西渡在《朝霞》一诗中所表达的“严峻的正午思想”,二者文本的相似,恰恰透露了其内在诗学思想的某种承续性和一致性。这种思考在诗人沈苇的笔下,演绎为“正午的忧伤”: 


正午取消了谜团似的纠缠的曲线 

事物与事物的婚姻只以直线相连 

…… 

但稍等片刻,随着太阳西移 

一切都将倾斜:光线,山坡,植物,人的身影 

从明朗事物中释放出的阴影,奔跑着, 

像一场不可治愈的疾病……   

  ——沈苇《正午的忧伤》 


  这首诗的后两句与西渡诗歌中的“日晷的阴影像绝症一样在下午扩散”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可以说,90年代以来,随着宏大叙事的摒弃,“时间”在诗歌书写中经历了一个“去价值化”的过程,这使得诗人们得以在一种更加内在与本真的心境中去体验与想象时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午”是西渡时间焦虑的一个基点,是一个类似于他诗歌中所言的“在世界的快和我的慢之间”为观察留下的位置。在这里,“正午”已经剥离了它具体的时间指涉,而变成了一个独具审美与思想内涵的意象,正午“是一个充满秘密的隐喻,是时间的分界线也是时间的融合点”[6]。 

  实际上,如果把观察的视野稍稍扩散,就会发现在柏桦、张曙光等诗人的诗作中,“午后”或“下午”作为一种整体的时间氛围,成为他们建构某种诗歌内涵的重要支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得以在诗歌文本中凸显,并成为洞察某一诗人独特诗歌经验的入口。在于坚、韩东等诗人90年代的诗作中(韩东《下午》、《下午的阳光》,于坚《下午 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下午”同样作为一个极富意味的时间表征形式出现在诗歌中,对“下午”的偏爱,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对应了90年代诗歌“中年写作”的倾向,诗人在选择时间意象、时间感知方式等方面的倾向,以及他们诗歌文本中艺术形式与思想意旨的呈现,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90年代中国新诗共同的艺术思考及精神困境。 


二、“在世界的快和我的慢之间” 


  在西渡的“午后”沉思中,他对时间之快的焦虑症部分地得以缓解,而真正对一种“慢”的获得,则是他对“写作中的时间”的发现。诚如臧棣所言,“诗歌是一种慢”。在西渡的很多诗歌文本中,他一直在处理一个有关快与慢的时间问题。在《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中,这一问题被有意地凸显,这首诗“明确地指涉着一个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即个人和历史之间的速度冲突”[7]。实际上,快与慢在很多时候是作为感知时间、观照时间的一种内心样态被表现的。这也正如西渡自己所言说的,“生命在飞逝,历史在轰隆推进,诗歌的愿望则是使一切慢下来。”[8]294这样一种“慢”的诗学意识正是有赖于西渡所言的“写作中的时间”,“写作就是用这样一种奇特的时间去阻断单向的、不断向前流逝的时间,使它迷失方向,像水一样蓄积起来供给人性中某些根本的需要。”[8]293我们也因此看到了西渡诗歌文本中以“诗歌之慢”对抗“时间之快”的努力。他甚至在诗歌文本中对时间之快直接发问: 


我知道她事实上死于透支,死于高速 

但为什么人们总要求我为他们的 

时间加速?为什么从没人要求慢一点? 


  这是从一个“钟表匠人”的角度展开的疑问,它是对“世界之快”的一种普遍性洞察。值得注意的是,“时间之快”在西渡那里是被真实体验的,这种体验内蕴着一种“切肤之痛”: 

  

我想很可能被度量的恰是 

我们自己,我们正以比一杯茶更快的速度 

在消失,看不见方向,但我分明感到 

我体内的裂缝随着太阳歪斜的步幅 

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宽…… 


  这是一种身体化的“时间体验”方式,它凸显了时间流逝对肉身的灼伤。由此不难看出,西渡对时间之快的体验显然已经突破了以往诗歌中的表层“咏叹”模式,进而深深地植根于身体的内部。藉此,快与慢成为西渡诗歌时间主题的重要维度。但是,西渡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写作之慢对时间之快的抗衡,这本身就是一个悬置的问题。于是,我们听到了他的呼唤: 


迷信速度的时代,谁愿做我的同谋 

交出狂热的引擎?让我们一起生病 

在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前 

请保持现状! 

  ——《雪》 


  “狂热的引擎”一旦发动,时间便会加速奔跑。西渡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诗歌中所彰显的对抗时代的抒情姿态,尽管他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正是基于对时间之快、慢之关系的深刻洞察,西渡在具体的诗歌书写中营造各种时间之慢的形式,时间在西渡诗歌中的种种“变形记”,正是他“阻断单向的、不断向前流逝的时间”的一种努力。西渡这样界定“写作中的时间”:“它没有固定的方向,既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有时还能像蛇一样咬住自己的尾巴,使终点重又变为起点。”[8]293在《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中,“钟表”、“记忆”、“快与慢”等时间主题交织在一起,他这样写道,“为了在快和慢之间锲入一枚理解的钉子/开始热衷于钟表的知识。”作为标度时间的度量者,“钟表”正是“世界之快”与“我的慢”的参照,对钟表知识的热衷,正是对“快与慢”之辩证法的深层探知。西渡的诗歌之慢依赖于对“写作中的时间”的建构,他有时会溢出“钟表”所指涉的现实时间维度,在想象层面上建构一种消失了快慢之分的“永恒”: 


我来到了世界神秘的诞生之地,在那里 

时间不再被机械的指针分割,过去和未来联姻 

诞生了崭新的生命,伴随着暴风雪 

我的精神正越来越趋向辽阔和无垠: 


我在一片眩晕中上升,天堂的大门 

第一次为人类中的一个打开,一种永恒 

正在神秘的沉默中悄然透露,贝雅特丽齐 

让我跟随你,一直抵达上帝的心灵 

  ——西渡《但丁:1290,大雪中》(之二) 


  在这首对但丁的想象追念之作中,西渡重构了他想象中“原始的时间”,这是一种浑浊的时间,是对机械时间的反驳,同时预示了内心对永恒的想象。西渡在诗歌中“通过虚构的方式建构了一种有别于现实时间的‘他性’时间,这一‘他性时间’与人的生命的时间性进程正好合拍,所以,人得以从自己所创造的艺术幻象中窥见自己的时间本质,从而达到精神灵魂的自由。”[9]从时间的角度辨识个体生存,快与慢作为一种深层的时间命题在西渡那里被反复表达: 


以加倍的耐心润滑时光的齿轮 

把一生慢慢过完。 

  ——《一生》 


  这是一种对时间透澈领悟之后的睿智,更是一种无奈。在具体的抒情姿态上,告别了抒情主体的外在紧张,在词语和语言的内部植入一种“内在的紧张”,这种紧张与外在抒情主体的坦然形成了另一重张力。在欧阳江河的“时间主题”中,快与慢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长诗《凤凰》中,快与慢构成了诗歌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慢,被拧紧之后,比自身快了一分钟。 

对表的正确方式是反时间。 


  和西渡一样,欧阳江河在这里凸显了时间意义上“快与慢”的生存悖论。这正是“中产阶级对于时间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奔向未来,对速度和职业的迷信,另一方面却是怀旧之情,对那些时间充裕的过去美好时光的向往。”[10]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正是企图以“诗歌之慢”对抗现代世界的“时间之快”,这是对一种更加人性的时间的关注,因为“我们一直非常瞩目的是时间的‘自然’的一面,而忽视了时间更富人性的一面”[11]。这种“慢”正是借助于主观心理时间对客观时间的拆解,以及诗歌中“另一个自我”的建构。西渡所做的诗学努力表现在,他细密的时间体验有效地拆解了客观时间在诗歌中的方向性和紧迫感,通过卓异的时间想象力让时间不停地回旋或凝固,不断获得观察、思考这个世界的崭新维度,以“供给人性中某些根本的需要”。时间的深层主题在诗歌中获得了某种与当下语境紧紧相扣的回应:“时光大胆涂抹,/而我们小心求证。”(《奔忙》) 


三、时间主题的现代转化 


  作为一个积淀已久的诗歌主题,“时间”在古典诗歌甚至早期的中国新诗中,很多时候是在一种对季节的物化书写中实现的。90年代以来,对季节的书写在继承古典审美经验的同时,拓展了更具现代特质的审美体验。西渡的诗歌中有大量的“季节诗”,在这些诗歌中,西渡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关于古典诗歌季节/时间主题在现代诗歌中的转化问题。西渡对时间的高度敏感,非常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季节的敏感,以及对季节之物(风、雨、雪)的大量书写中。西渡有多篇以“秋”为题的诗歌,他对“秋”的体验与书写,有着明显的深入身体、灵魂内部的探寻,从而与以往诗歌秋天书写的“感物抒怀”模式拉开了距离,秋天的“无边落木”在他的诗歌中是另一种内在的身体与灵魂体验: 


时光的脱臼的关节, 

发出失群的孤雁的哀唳。 

  ——《秋歌》 


  这既是季节的身体化感知,又是灵魂本身的“哀唳”,它以一种更加尖锐的时间感知,塑造了现代语境中的时间焦虑症患者。在《秋天来到身体的外边》一诗中,对秋天的书写同样有着古典诗歌所秉承的悲凉、凄婉之音,但其表达已经完全是“当代”的,是典型的现代情境中的表达: 


我已经没有时间为世界悲伤 

我已经没有时间 

为自己准备晚餐或者在傍晚的光线里 

读完一本书  我已经没有时间 

为你留下最后的书信 


  “我已经没有时间”的复沓式出现,显然使这首诗具有了“哀歌”的某种基质,这是一种“时间”终结的内心感受,它透出的绝望是那样地彻底: 


人呵,你已经没有时间 

甚至完成一次梦想的时间 

也被剥夺 


  在西渡有关秋天的诗歌中,浸透着一种浓郁的“末日意识”,如果说古典诗歌的“悲秋”主题其思想基础是循环时间观念,那么在西渡这里,时间是直线的;古典诗歌的“悲秋”倾向于借助自然之物的衰竭“烘托”人的内心感受,有一种鲜明的“自然基质”,那么西渡则倾向于对一种深层内心时间意识的发掘,浸透了“世纪末”的悲观色彩: 


秋天,最后的裸露的乳房, 

秋天,最后的异性的光芒。 

  ——《秋歌》 


  在西渡这里,时间是高度抽象化的,时间从自然景观中剥离出来,与人的内心感受构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春天/多像一次残酷的献祭。”(《航向西方世界》)在现代感受力模式中,一种新的感知时间、表达时间的方式在西渡的“秋天”主题中得以建立。对时间流逝的这种单向性感知,在西渡那里构成了他诗歌的一个“噬心主题”,因为“时间的迁逝感是自古至今最为普遍、最为尖锐的时间体验,这在现代技术消费时代表现尤甚。”[12]这种尖锐的时间体验,在西渡的诗歌中演绎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时间焦虑,以及心灵深处响亮的质问:“是谁在催促季节的轮回?”(《新年》) 

  在《时间的诠释》一文中,西渡曾这样说,“什么是诗歌中最普遍的主题?感情?经验?还是信仰?不,是时间。”[8]291很显然,西渡对“时间的诠释”潜隐着他的诗歌观,而只要稍稍熟悉西渡的诗歌,就会发现他的诗歌一直密切关注时间,注视时间本身,关注时间的快与慢,等等。另外,作为诗人的西渡与作为诗歌学者的西渡,都对诗歌中的时间这一话题保持了非常高的热情,西渡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辨析海子和骆一禾诗歌时间观的不同,“在时间主题上,骆一禾信仰新生,讴歌明天; 海子则膜拜过去,具有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13]“时间主题”在西渡的诗歌中是一种弥散性的存在,西渡通过对时间不同侧面的观照与思考,建构了他对“时间”的诗性体验与思考。西渡早期的诗歌受到海子的影响,他对海子、骆一禾诗歌时间观的辨析,其实恰恰蕴藏了他自己对时间的独特理解。西渡诗歌的“时间主题”是区别于海子和骆一禾的,他的诗歌彰显出一种“将神性的时间、诗意的时间修正为现实的时间”[14]的努力,并进而在更深的生存现实中发掘出当下生存的某种“时间悖论”。20世纪90年代,当代诗歌在经过“朦胧诗”、“第三代诗”的运动式发展后,日渐进入一种“个人写作”的模式,这鲜明地体现在诗歌写作的语言以及诗歌主体的感受力模式中。西渡诗歌对时间的感受与书写,更多地呈现了现代时间暴政下生命个体的复杂精神体验。西渡发展了一种细微的想象力和冥想的诗歌语言,他对90年代以来生存处境的洞察与抒写,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当代诗歌的精神高度。 


四、个人化的“时间想象力” 


  西渡对时间主题的表达,是在一种个人化的“时间想象力”中得以实现的。这种“时间想象力”彰显了诗人体验时间的新方式,并且用一种更加“异质化”的语言形式进行表述。由独特的“时间想象力”统摄的诗歌书写,在西渡这里体现为一系列独具意义的“时间意象”的出现。于是,“正午”这一自然时间的分界线很自然地进入诗人的视野: 


正午像一头披发的狮子, 

静静地卧在群山的背上。 

  ——《远事与近事》组诗 


  将一个客观的时间概念比喻为“披发的狮子”,在将其“形象化”的同时,掺入了“异质化”的视觉体验与情感色彩,“狮子”随时会醒来,发出狰狞的咆哮,“正午”的宁静其实正孕育着“下午”的混乱——时间在正午“宁静”的假象背后,是“午后”的疯狂奔跑与咆哮。在个人化的“时间想象力”背后,是诗人无所不在的时间焦虑。 

  组诗《格列佛游记》以隐喻的方式写“沙漏”,其中沙漏正是度量时间的工具,同时也是时间流逝的象征: 


在沙漠中, 

一群阴影追赶着 

另一群阴影。 


  在这首名为《沙漏》的小诗中,西渡在“沙漏”和“沙漠”的“小与大”之间建立了想象的关联,而“阴影”、“追赶”则暗示了一种黑暗的底色和紧张的氛围,这正是“时间”本身的底色和氛围,西渡对时间的敏感充分体现在他诗歌中无所不在的时间氛围,以及对“时间”的持久而专注的思考所日益丰盈的“时间想象力”。“钟表”作为表征现代线性时间的标志,在西渡的诗歌中频频出现,并且隐喻了丰富的象征蕴含,在组诗《格列佛游记》中,一首名之为《诞生》的小诗这样写到: 

钟表变得柔软 


一场鹅毛大雪抻长了 

草原之夜。 


  “钟表”作为一个客观的、坚硬的机械之物,它本身无“柔软”之变化,很显然,所谓“变得柔软”是抒情主体对“钟表”所隐喻的冷冰冰的时间的一种感知,钟表的柔软在某种意义上隐喻着抒情主体与时间之坚硬(或僵硬)关系的一种和解或柔化。而“草原之夜”被“抻长”,实际上暗示着“心理时间”对“客观时间”的拆解,“抻长”的“草原之夜”究竟有什么故事发生,这些意象本身激发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最为关键的是西渡在这里展示了他异常独特的“时间想象力”,这正是90年代诗歌的一个关键特征,因为“到了九十年代,诗歌更加强调对想像的依赖,只有在充分的想像里,个人的经验、记忆、感受等等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以惊人的迅捷和准确把握并穿越现实的内核。”[2]在这个意义上,西渡诗歌对时间的表达在艺术上富有启发性。 

  个人化“时间想象力”的获得,并不仅仅诉诸于一些新的“时间意象”,它还体现在日常时间体验中的新奇经验。《秋天的家》一诗对日常时间正面化、去修辞化的书写,但却指向了一种新鲜而细腻的“时间体验”: 


这是一天的下午, 

时光在衰弱,迎着黄昏。 

事情,一些在结束, 

另一些还在开始。 

而我被疾病抬离了地面, 

降低了灰暗的呼吸, 

既不开始,也不结束。 


为了向生活赎身, 

我付出了一生。 

老人,妻子,孩子 

是他们把我挽留在这个下午! 

是疾病让我热爱生活! 

我坚持着,垂着苍白的额头, 

等待着,黄昏那蜜蜂的一刺! 

  ——《秋天的家》 


  “黄昏那蜜蜂的一刺”正是主体“时间感受”现代性的体现,这是一种细化的、身体化的时间感受。这种时间想象正是西渡所独有的,他不仅仅是在叙述时间,而是以独异的想象力“重构时间”,并且在不断的重构中营造出独具特色的内在精神自我,恰如敬文东所言,“对时间主题的不断挖掘,也给了西渡的诗歌写作以最大程度的独立性以及由这种独立性赋予的杰出品质。”[14]这种“独立性”以极富个性的“个人化”为表征,“既捍卫了个人化的精神质地,又及时地引发了我们对时代普遍的感知力。”[15]西渡在诗歌中多次写到“蚂蚁”这一意象,它本身极其微小,一方面彰显了西渡诗歌洞察力的细腻而精准,他总能捕捉到那些细微的不易觉察的东西,另一方面,以“蚂蚁”隐喻“人类”的生存,其本身就暗示了西渡的“时间观”与“生存观”:即在浩瀚的时间面前,人类显得微弱而渺小。通过“阴影”、“蚂蚁”等微弱而黯淡之意象的个人化书写,西渡抵达了对“这一代人最隐蔽的忧伤”[14]的诗意呈现。 


五、时间面前的失败感 


  虽然西渡的“时间想象力”丰富且细腻,但他对时间的感悟和体验却是密切植根现实的。总起来说,西渡的“时间观”是客观的,他对广袤时间中人的短暂生存有深刻的洞察: 


……和时光竞赛脚力 

像一只富于献身精神的蚂蚁 

下定移山的决心,谁会给予安慰? 

勇气可嘉,只是过于鲁莽。 

  ——《新年》 


  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与个性体验中,“时间体验”的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的抒情姿态:是承认时间的“战无不胜”,还是天真地对抗时间,就成了辨析新诗抒情主体审美姿态的一个入口。和《新年》这一题目昭示的时间经验不同,这首诗彰显了一种现实的、平静的抒情姿态,在平静的陈述中,诗人认识到“和时光竞赛脚力”的“鲁莽”。这一客观沉稳的抒情姿态本身,正是对以往浪漫主义的、启蒙主义的高蹈时间观的一种纠正,它启发我们遁入真实的时间本身,去发掘时间深处的个体生存经验。 

  正是基于对时间的客观、深刻体认,西渡的诗歌在总体上表达了一种“时间面前的失败感”,这首先是对一种永恒困境的发现: 


时光迅速成熟,把我们推向 

生命永恒的困境。 

  ——《挽歌》 


  这是时间的伟大,同时也是时间作为生存之谜的原因所在: 


那最痛苦和最甘美的 

在时间里有相同的根源。 

  ——《樱桃之夜》 


  在《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中,钟表匠人在“热衷钟表的知识”以及“拨慢了上海钻石表的节奏”之后,最终抵达的,仍然是对“一个失败的匠人”的坦然承认,这是对个人在心理上调整时间快慢以对应时代、历史快慢的失败经验的深刻体认。在这种体认中,诗人所谓“写作中的时间”也面临着“时间面前的失败”,因为“我发现我写下的诗句,/比时光本身消逝的更快。”这是一种惊人的“发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诗歌中的“时间”、甚至对诗歌本身的质疑与否定。书写时间面前的失败感,其实恰恰说明西渡“在对待时间的态度上变得实际起来”[8]294,在更广阔的现实生存背景下,西渡通过对普通人“福喜”一生的描述,凸显了一种人生层面的普遍意义上的失败:“但在人生的大结局面前/谁又是胜利者?谁又敢嘲笑这个人呢?”(《福喜之死》)进而在一种更开阔的时间意识中将“失败”铸造为“心底的信仰”:“我们越来越接近那提坦神的缄默:他的失败/作为奇迹,已暗中成为我们心底的信仰。”(《挽歌第五首》)这显然昭示了某种“与时间和解”的态度,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存在哲学取得了内在的一致。 

  西渡诗歌的时间抒写,彰显了他对待时间的某种悖论式思考。一方面,他善于以极度个人化的时间想象力去感知、体验时间,时间在他的诗歌中呈现出丰富的诗学形态,他企图用“写作中的时间”去对抗外在的物理时间,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但丁》等诗歌中对诗性的理想时间的建构,以及对原初混沌时间的诗化想象,体现出对“机械时间秩序”的消解与超越,这其中的修辞与时间想象力展现了西渡诗歌的精湛技艺;另一方面,西渡诗歌中的时间又是“客观”的,他承认时间的无情与巨力,时时表露出时间面前的失败感,这也是西渡诗歌的“哀音”所在,这表现在《新年》、《挽歌》、《樱桃之夜》等诗歌对时间之伟大的认可与叹服,在时间的面前有一种失败感,同时洞见了人类生存的渺小。在西渡的笔下,死亡是“在一秒钟内把一生彻底抛出去”,这是对死亡的“实写”,在这里,死亡失去了任何的幻想色彩,“一秒钟”对“一生”的消解,展现了时间意义上人之生死的残酷性。西渡诗歌对死亡、时间之虚幻色彩的弃绝,在当代中国新诗史上具有某种转折意义。在革命和启蒙的历史语境中,时间往往被赋予某种幻想、虚幻价值,死亡也因此在某些层面被升华,或被赋予某种政治和文化价值,而到了80到90年代,中国文学界经历了由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思想嬗变[16],切实的时间取代幻想的时间,书写时间面前的失败感,在这一前提下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深处,正是这一时期特别是西渡诗歌所贡献的价值。西渡诗歌的时间悖论,正是当代复杂经验在诗歌中的呈现。 



注释: 

*本文所引西渡诗歌文本皆出自西渡的三本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草之家》,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鸟语林》,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 



参考文献: 

[1]王向东.中国古典诗歌与时间[J].北京社会科学,1992(3):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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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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