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1955年12月生于重庆，中共党员，先后毕业于重庆师专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民商法研究生班；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草堂》诗刊主编；主要写诗，兼及散文、小说、评论。

从1978年发表第一首诗歌起，诗人梁平的创作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历程。

“诗不管怎么写，要是诗。我知道诗有光芒，它的光芒不是来自词汇，而是来自诗人的一种力量。我知道诗有声音，它的声音耳朵听不见，必须用心去捕捉。”四十年来，他用自己的一颗心与整个世界对话。

“大到宇宙小至蝼蚁，远到幽幽苍天近至渺渺心河，历史、现实、文化、自然、灵魂、人生等世间所有的事物，打传统眼光看去有诗意无诗意的仿佛都被诗人驱遣于笔端……”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注意到，颇具文化底蕴的梁平，不愿去关注那种不无吓唬人之嫌的绝对、抽象之“在”，倒是喜欢以“心灵总态度”的融入和统摄，在日常生活与情趣的“及物”选择中建构自己的形象美学，这种诗意的感知和生成机制本身，就隐含着与读者心灵沟通的可能。

在《家谱》后记中，梁平这样写道：“之所以取名为《家谱》，是因为这里面集结了我文字的血缘，情感的埋伏，故乡和家国基因的指认。家对于我，是我一生写作的土壤。我敢肯定地说，我以前、现在以及以后的写作，绝不会偏离和舍弃这样的谱系。”他固执地认为：“我以为这种刻意的地缘写作，就是一个诗人的方向感。我相信，一个找不到方向、或者没有方向感的诗人，即使写一辈子的诗，也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诗人。”

我坚持不参加任何流派，不参加任何诗歌运动，免得成为近亲写作或门户写作

中华读书报：重庆师专毕业以后你在政府机关工作，后来又去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律，为什么？

梁平：我的第一学历是中文。学法律是为了增强自己的理性思维。感性思维不是不好，如果没有理性思维的训练和调节，写作极可能产生幻觉，继而自负、自恋。文无第一，但是很多人写诗久了，就认为自己写得最好。一个冷静的、清醒的诗人，要随时保持一种警惕，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为自己的写作是最好的，而看不起别人的写作。

中华读书报：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认识那么清晰？

梁平：我的创作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一开始不太明晰，把诗歌写作当作一种喜爱。20世纪80年代诗歌运动和流派很多，我坚持不参加任何流派，不参加任何诗歌运动。我认为，在任何一个群体或流派里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群体中加快成长速度，另一种也可能使创作视野和路子变窄。很多流派的形成对文坛有很多有益的贡献，但是久而久之，也可能成为近亲写作或门户写作。我可以学习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怎么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80年代流行的朦胧诗，都没有影响到你吗？

梁平：有影响，我也写过朦胧诗。但我没有去追风、跟风，没有去模仿这个那个，我有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有自己想写的方式和路径，有自己的某种追求。我是一个游离于诗歌群体和活动、孤独写作的诗人。

中华读书报：1979年，复刊的《星星》扉页上写了意味深长的几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另一颗就是诗歌。”你怎么理解这几句话？

梁平：我以为这几句话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在中国诗坛点燃了星星之火，注入了长久的温暖。当时有读者给编辑部写信说：“如果一个诗人没有在《星星》上发表作品，那他作为诗人的名字将大打折扣。”几十年来，《星星》先后推出了舒婷、杨炼、海子、西川等著名诗人的作品，推动了当代诗歌的长足发展。在中国当代诗坛留下记忆的重大事件或活动，《星星》几乎都参与其中，甚至还成为重要推手。我记得1986年12月，《星星》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万人空巷，那场景让人至今无法忘怀。

中华读书报：你在2002年出任《星星》主编，你如何评价自己在《星星》诗刊的过程？

梁平：在《星星》的16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16年。《星星》诗刊是国家中文核心期刊，进入新世纪以后，成绩不俗，从一本做到了四本，包括原创、散文诗、诗歌理论、古体诗词。而且获新闻出版总署双效期刊，两次荣获国家期刊奖、国家重点社科期刊奖。这是我感到欣慰的。我之前接触过的老人们，如白航、流沙河、叶延滨、杨牧、张新泉等一大批老人，从做人到对待作者，给我树立了榜样。如果16年中我有一些进步，得益于老人们的言传身教。他们留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他们对诗歌的精神守望，对刊物和读者视同自己的生命。从《星星》离开之后，我保持的是心系《星星》，远望《星星》，不干扰、不添乱、不妄议。像我以前的老人们学习，做一个好老人。

中华读书报：做了那么多年诗歌编辑，可否谈谈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诗人？

梁平：首先是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才会写出活生生的诗。七情六欲都有，喜怒哀乐都有。形而上形而下都有，这样的人写出的诗才食人间烟火，千万不要装扮自己，不要装神弄鬼，故作高深。一个诗人，一定不要有自己的幻觉，不要自恋，不要自负，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学会欣赏别人，尊重别人。

一个伟大的时代，如果不用诗歌记录下来使其成为文学的记忆，这是中国诗歌的悲哀，也是中国诗人的悲哀

中华读书报：从《重庆词典》《成都词典》到《家谱》，在重庆，“写重庆”已经成为你的符号；到成都以后，“写成都”俨然又成为你写作的一个符号。能否谈谈，写熟悉的城市，如何从日常甚至庸常中提炼出诗意？

梁平：重庆与成都是我生活的地理，也是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认识自己必须认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城市。这种认识就是要在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中洞悉它的变化，包括日常生活、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更新。一个诗人不能对这种变化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现实不是一个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是土地和庄稼、城市与霓虹，而是既可细微至生命内核最隐秘的部分，亦可宏大至朗朗乾坤。所以需要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个过程就是诗歌知冷知暖、知苦知痛，就是真正的人间烟火。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现实，对于创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诗人应有高度自觉，要以这样的认知让你的写作落地生根。

中华读书报：你的创作中，既有大量的短诗，也有《重庆书》《三星堆之门》《三十年河东》《汶川故事》等长诗。2004年，《诗刊》创刊以来首次发表三千多行的长诗，是《重庆书》；2005年，《人民文学》创刊以来首次发表一千多行的长诗，是《三星堆之门》；2008年，《中国作家》创刊以来第一次发表3000多行最长的诗，是《汶川故事》。你的长诗在各大刊物的发表几乎都是破纪录的——如何看待长诗和短诗？

梁平：优秀的诗人应该有能力去挑战长诗。无论是体量，还是技巧，长诗是对诗人写作检验的重要标准。只有长诗才能把诗人的气数和整个气象完美地呈现出来。气度是思想情怀，气数是你是否可以驾驭。这些在长诗中都会一眼望穿，无处躲藏。

有人认为长诗只是把句子写多，不是这样。长诗是无法藏拙的。在短诗中，小的点、面或小的切片，不容易发现其“拙”，但是长诗的写作，思想、品格、技术、文字上的拙，全都会暴露出来，所以要格外谨慎，格外用力。

中华读书报：你的诗歌中，宏大叙事占了很大比例？

梁平：我的长诗有几部都被归类为“宏大叙事”的，比如《三十年河东》。至今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诗人用长诗书写历史、书写国家发展变化这样重大的现实题材。除了格局和情怀之外，还有责任。一个作家或诗人，写作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我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践行者，作为一个经历了国家变迁的诗人，应该具有这种责任和担当。在解决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有双重考虑。怎么写是一个技术问题，写什么是境界、格局问题。这两个都很重要。我尝试各种表达方式，也欣赏所有不同样式的写作。

我也写口语诗。很多人指责口语诗，是因为口语诗泥沙俱下，也泛滥了口水，让真正优秀的口语诗蒙冤。其实口语诗写作难度很大，它把语言干净到每一个字都不是装饰和附属，而讲究的是字字力道。至于当下已成泛滥的口水诗，不是口语诗，口语诗不去背这个黑锅，必须要作出甄别。

中华读书报：主旋律写作一般很难写出诗意。但是你在《三十年河东》中特别强化诗意。

梁平：我的主旋律写作是我写作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我职业的需要所进行的写作，我从来不这样看。以题材划分“旋律”是一个误区。

诗意并非是一定要写得花哨。尤其大题材的写作，完全没有血肉、见不到思想的花枝乱颤是失败的；光有思想、光有历史的纪录而缺乏诗意，也是失败的。为准备《三十年河东》写作，我集中了三个月查阅资料，从构思开始，我就比较注重思想和艺术的结合。《三十年河东》写作耗时一年，花了大力气，我认为这部作品自己是满意的。

从文学这个概念上，直接进入现实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淀、思考。但是作为诗歌，我一直认为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有日常的思考、境界的提升。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诗人就会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缺乏进入现实的能力。

中华读书报：你觉得自己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吗？

梁平：在诗歌写作上一味追求辞藻、意象，把一首诗整得眼花缭乱，或者像做瓷娃娃一样雕琢成诗歌工艺品，我对这些会刻意保持距离和警惕。我在乎的是我的写作、我的生命和伴随我生命成长的社会里的宏观与微观，一定要发生关系，要留下自己的擦痕。

中华读书报：你的诗歌写作中，“家国情怀”是一个突出的特征。

梁平：除了重庆、成都是我的家之外，整个国也是我的家。我去的每一个地方，只要我在，它就是我的故乡，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这种家国情怀伴随我的一生。

中华读书报：有这样的情怀，才会有《三十年河东》《重庆书》《成都词典》，才会有《家谱》。

梁平：四十年来我的写作有一个谱系。就是家国血脉、民族情怀、生命胎记。不论是长诗还是短诗，都脱离不了这个谱系。很少有中国诗人的作品能拉出来一个中国谱系。梁平应该是一个（笑）。

《三十年河东》是我很重要的作品。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我们参与、亲历和践行的时代，如果不用诗歌记录下来使其成为文学的记忆，这是中国诗歌的悲哀，也是中国诗人的悲哀。因为以文学形式全景式记录这个时代，只有诗歌能够做到。一定是我经历的、我感受的才去写。写人是我熟悉的人，写事是我经历的事。这么多年，在我的写作中，我不会去写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完成《家谱》之后，很多人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我的路径和我的指向。

坊间流行一句话，把诗写得看不懂就是诗人，把字写得看不懂就是书法家。这实际上是一种批评，是典型的为“装神弄鬼”作的注释

中华读书报：这种有“我”的写作，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梁平：很快乐。这样的写作带给我的快乐是无限的，是所有人能看懂的、有血有肉的写作。写所有的历史，“我”在那里；我又把所有历史中的人文拉到现在，让历史与现实有最好的融合。包括写重庆，写成都，包括写我去过的任何地方，我的诗一定是我在。诗人千万不要故作高深、故弄玄虚。你可以研究历史，研究深透以后，不要拔不出来，要深入浅出，要让人家看懂，在我的诗歌里看得见我的进与出，看得见喜怒哀乐。

中华读书报：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特点？

梁平：80年代我走过弯路。那时我特别注重诗歌的意象、唯美。我在《星星》诗刊发表了一大组诗，诗人孙静轩看到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好一个梁平》。后来，老爷子请我吃饭时说了一番话，我一辈子都记得的。他说，梁平你知道么，你所有的诗，才气逼人，逼得读者喘不过气来，给人一种压迫感。你要警惕，要学会节省，不要浪费了自己的才华。

他说得很无意，我听得惊心动魄。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意象只是才气，不是大气。他这个提醒在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接受。我觉得我写得真好。当我真正意识到才气和大气的区别后才开始调整。我的意象过度，我的色彩太缤纷，我必须要褪色，像减肥一样，把诗中过度的意象，抽脂一样抽出来，不能让意象把读者带到云里雾里。这是一种炫耀，是一种对诗的玩弄。

那个时候，除了孙静轩，也有很多人说，我的诗很漂亮但是读不懂。我觉得是问题了。我写诗是为了让人读的，连诗人都说读不懂，这就是个危险的信号。我必须要调整。80年代后期以后，我的写作放弃了过度的意象堆积。

中华读书报：这样的诗歌写作，需要积淀，更需要想象。

梁平：诗歌一定是具有非凡的想象才可以致胜。我的想象更多用力在“意外”，就是别人没有想到或者想象不到的。但是语言尽可能干净、简单，不去故弄玄虚，不去装神弄鬼。

中华读书报：想象和“装神弄鬼”有时候很难区分。

梁平：装神弄鬼最大的标签是看不懂。坊间流行有一句话，把诗写得看不懂就是诗人，把字写得看不懂就是书法家。这实际上是一种批评，是典型的为“装神弄鬼”作的注释。写作路径和方向可以调整，但是诗歌美学的原则一定要恪守。

再高级的机器人只是机器人，可以和你玩语言游戏，却不能替代你有血有肉的生命

中华读书报：你的诗歌美学有怎样的追求？

梁平：我的诗歌写作伴随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不能熟视无睹。我的写作一定和四十年发生关系。我的每一个作品，要让读者看得见我的情绪。我特别喜欢花甲之后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平和，淡定，而且对人、对事，对人与物的关系，更在寻求一种和解。因为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和社会之间，天生有一种对抗和隔阂。60岁之后，我更多的是在写作中寻找一种和解，一种闲适，一种宽容。今年《人民文学》和《诗刊》分别刊发我的组诗，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和解。我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与世无争了。我希望我的诗歌在对抗和隔阂中制造和推崇一种和解，不是对某事某人，而是人生态度和写作态度的调整。这是很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有人认为，诗歌的创作是年轻人的事情，是和年龄成反比的。为什么你会保持这么持久的创作力？

梁平：我不赞同这个说法。我的写作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因为自己努力让自己的写作保持新鲜感和陌生感。我们学习西方的同时，更要注重承接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承接传统不是形式上的承接，而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渗透和发展。比如诗歌，绝不是四言八句的沿袭。我坚持在诗歌中使用成语，成语是中华文化集大成的经典，为什么不用呢？只是我在使用成语的时候，尽量让原有的成语生出新意，让它更有弹性和多指。在这方面我是有很明显的刻意。

中华读书报：你有什么写作习惯吗？

梁平：更多是早上写作。一般写作在早晨进行，除非有大的写作计划，才全天写作。几个长诗都这样，写作期间我不参加任何饭局和社交活动。当然我也很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我写东西，不会单纯去追求数量，不去硬写。今年的短诗半年时间写了四十多首，属于高产了。我宁愿把日子快乐、轻松一些。如果有几个好友约了喝酒喝茶或者打牌，我宁愿选择和朋友在一起，而不选择写作。

中华读书报：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诗坛？

梁平：对中国整个诗歌创作，我是乐观的。中国诗人那么多，我还是觉得，要打破圈子、打破小我的写作。诗歌写作从创作而言是个体的，但作品一定不要局限在个人的情感、小我的体验中，格局要大，胸怀要大，视野要宽阔。任何诗人，不要局限地在圈子里写作，要关乎你的身边你所处的时代，需要有悲悯感。如果一个人没有忧患没有悲悯意识，就没有办法和时代一起进步，同呼吸共命运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设立的草堂诗歌奖，就是旗帜鲜明地奖励现实主义诗歌方向的诗人，呼吁中国诗人和时代发生关系，和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把自己置身于当下的时代和当下的环境。

中华读书报：你关注网络上的诗歌吗？如何评价？

梁平：网络诗歌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有手机的人都能或多或少地接触网络诗歌。网络衍生的新媒体铺天盖地，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在这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网络诗歌泥沙俱下，其实纸上的诗歌一样泥沙俱下，诗歌的好与不好不在于它呈现的方式和区域，网络就是最大的区域。无论在哪里，如果你能够分辨出诗歌的好和不好，那就是诗歌给了你享受。我个人以为，现在还单独把网络诗歌拿来说高低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你只要喜欢诗歌，你就无法拒绝网络方式、新媒体方式带给你的亲近。

中华读书报：你在手机上写作吗？可否谈谈你对新媒体的运用是怎样的？

梁平：我从来不在手机上写作。写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的癖好，比如我，只能煞有介事地坐在电脑前才会有感觉，或者有某种仪式感，似乎精力才能集中，气场才能激活。我很羡慕那些拿起手机或一张纸片就写的神仙，我反正不行。新媒体运用主要是传播和分享，因为我愿意欣赏别人，所以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转一些我喜欢的朋友的作品，甚至我不认识的人的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欣赏别人是一种美德，欣赏别人是在充实自己。

中华读书报：现在是机器人也能写诗的时代，文学界有恐慌，有淡定，很想知道你对未来诗歌写作的看法？

梁平：机器人写诗只是娱乐，毫无恐慌可言。这里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如果你是有血有肉的诗人，你的作品有血有肉，你就不会有任何恐慌。一首诗的写作，需要动用属于自己的感受力和生命体验进入它，而这种进入不是在知识和数据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心智的调度和切肤的感受，除非你自己的写作本身就是一具空壳，就是语言游戏。再高级的机器人只是机器人，可以和你玩语言游戏，却不能替代你有血有肉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