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再见，云南：女诗人的成年礼

前言：

有年冬天，她回故乡昭通。一天晚上，独自出去吃烧烤。

“昭通城在哪点？就在云南的北大门”（舌尖帮乐队：《来到昭通》），此地乌蒙磅礴，金沙拍岸。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后，昭通便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门户，云贵川三省物资都在此集散，可以说，它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到过重要作用。

在昭通，你常常能见到临街的烧烤铺：店面不大，要的就是氛围；卷帘门一开，整条街的景致便尽收眼底。那晚她去的，也是这样的一家烧烤铺。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店主便撮来一竹箕的煤块往炉芯里添，不一会儿，桌炉里的火旺起来了，切得极精细的小黄牛肉串也端上来了，生的熟的都有。有的昭通人就爱吃生牛肉串。

她坐的位置正对着大门，雪下起来。天气很冷，她一个人，好像缺点儿意思，就问老板有没有酒。老板说：“我们这里有大理啤酒、青岛啤酒……”她说：“你家有没有自酿的白酒，给我打一杯。”

酒上来，就是一小杯，也放在桌炉上温着，边喝边吃。

差不多了，她决定再来一支烟。烟是摸出来了，也在嘴边叼了半天，包里的打火机硬是找不到。她刚想买个火机，邻桌的一位小伙子突然箭步冲上来，单膝跪在她面前，“啪”的一声，燃起的火苗已送到她嘴边：“来，侠女！”

她就势点了个烟，吐出个烟圈说：“哥们，谢了。”那小伙子还跪在原地，用一种非常崇拜的眼神看着她，问：“侠女，你好像是南门老大的女朋友？我们感觉你就是！”

她往邻桌一瞟，那边还有几个哥们儿，齐刷刷地用同样的眼神望着她，都在等她回话。显然，他们把她错认成别人了。

她严肃而又淡定地说：“我不是南门老大的女朋友，我就是南门老大。”

他们很惊讶，面面相觑：“南门老大不是杨××吗？”

她面不改色：“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姓杨。我家在学生路住过好几年，南门老大就是我。”

在她看来，只有在昭通，人们才能如此本能又敞性地活着。“那是一个被遗忘的江湖。”她说。这是 2018年 4月，在北京东三环一扇阳光明媚的窗前，我想跟她聊聊昭通那个盛产诗人和作家的地方，她一口气给我讲了一堆她的小伙伴纵横江湖的故事，波谲云诡，倒也快意恩仇。

这个女孩儿的确姓杨，但并不是传说中的南门老大。她叫杨碧薇，1988年出生于昭通。都说云南人是“家乡宝”，但在25 岁前，她已跑过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只要有时间，就坐上绿皮火车穷游，看那些书本和图片无法还原的风景：呼伦贝尔大草原、腾格里沙漠、粤西稻田……各种渡口、码头、大海……无聊时，就和民工斗地主，听他们讲人生经历……”她有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复合身份：女诗人，女博士，青年批评家，摇滚乐队主唱，模特，志愿者。她曾到朝鲜“探险”，写下五万字长文《我的朝鲜行记》。其实关于朝鲜，我不太相信一个女孩儿能告诉我们什么，但在年轻人聚集的旅行网站上，她是一位颇有人气的旅行家。

她说她常常想念家乡，但并没有回云南生活的念头。她小时候家境优裕，自幼熟读经典，可以娴熟地驾驭学术文字；但是她的诗歌，却用了另一种惊世骇俗的语言，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迂回穿越，一次又一次向我们的既定审美发起挑战。

开头那个故事的结尾是：

雪越下越大，小伙子们还在旁边嘀咕，“不可能，南门老大不是杨××吗？”而她已经起身结账离去，一头扎进了漫天风雪。

“我觉得你们都是文明社会的人。”杨碧薇对我说，“你们应该去一趟昭通，只有到了昭通，你才知道什么是江湖。”

她自己却告别了昭通，以及云南。

访谈：

仲伟志搜神记：你读博士多久了？

杨碧薇：现在是第三年。
 

仲伟志搜神记：什么专业？

杨碧薇：中国现当代文学。
 

仲伟志搜神记：怪不得你写那么多文学评论和诗歌评论，因为与所学专业有关。

杨碧薇：所以我的胡子越写越长，终于领教到学术不仅伤身，还有神奇的变性功能。
 

仲伟志搜神记：我看你还写了很多乐评。

杨碧薇：乐评是一种有效的制衡。一写乐评，我胡子就会变短，恢复正常。
 

仲伟志搜神记：未来有什么规划？

杨碧薇：自由地生活，虽然这很难，很难。
 

仲伟志搜神记：大家都希望自由地生活。我是问，你想留在北京，还是回南方？

杨碧薇：地球太无聊了，人类千百年来都这副德性。我想去火星。
 

仲伟志搜神记：好吧。我看你的经历有很强的纵横感，云南、广西、海南、陕西、北京……不同的地域，应该给了你不同的文化营养。昭通、昆明、百色、南宁、海口，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就是远离文化中心，有着与内地平原地区不同的文化逻辑。生态上更接近自然，民族文化里更具有酒神精神，很少被观念化，因此也更接近诗歌的本质。实际上在你来到北京读博士之前，一直生活在文化上保持着一定的诗性和巫性的地带，我觉得这有利于你创作中的那种超越性、感觉性。你觉得呢？

杨碧薇：以前我没有刻意想过这个问题。我素来认为，文学创作确实会受到地域特征的影响，但地域性并不能涵括文学的全部。不过，来到北方之后，再重想地域性议题，倒是有新的体会。不说别的，先说那种时空转换感，就足够强烈了。在我的故乡，星空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小时候我最爱看星星。那时我有一套关于宇宙知识的科普读物，我就对照着书上的图去找星座。我还常常想，在地球之外有没有别的文明，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我要怎样才能和他们碰面。越想，我就越惆怅。后来到了北京，你知道的，这里的星星太奢侈，如果是雾霾天，就什么都看不见。前年我和朋友去巴厘岛，晚上，十多个驴友聚在别墅的院子里打牌。但我说我要去看星星。他们说星星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有的星座在北半球看不到，只能在南半球看，我已经下载了一张南半球的星座图。他们开玩笑说学霸的世界果然不一样。那天晚上我如愿地与自己独处，对照着星座图，找到了南十字座。除此之外，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悬棺。在昭通盐津的豆沙关有古老的悬棺，悬棺放在高而险峻的悬崖上，下面是关河水（金沙江的支流）。按现代科学的解释，远古时期的水位比现在高得多，先民们就划着船把棺材塞进峭壁的岩层里；后来水位下降了，悬棺就像是悬上去的一般。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科学家们还给出了其他几种解释。但我小时候听到的解释不是这样。我外公就是豆沙关人，他告诉我，悬棺里安葬的是僰人子（僰人）。僰人子是有翅膀的，能飞。每当族中死了人，他们就用翅膀托着棺材，把死人安葬在悬崖上。只有这样，人的灵魂才能自由。我外公是从小在私塾里读《四书》的，但他后来选择了跑江湖，儒家那套对他根本没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民间对悬棺的解释包含着真正的诗性。盐津诗人樊忠慰的《悬棺》里就这么写，“一个死去多年的人 / 他想飞”，而最后，“一切都会永恒 / 一切都会绝望”。

所以说，地域差异确实是存在。而在我目前的生活空间里，诗性和巫性在剧烈地减少，更多的时候，它们基本就是一种缺席的状态。但我也并不因此就感到焦虑，因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挑战，焦虑亦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动力。
 

仲伟志搜神记：你刚才说的都是云南。那么广西呢？海南呢？这两个地方都热，热带使人更自由。

杨碧薇：不能说只要是热带就自由吧，得看哪里是庙堂之高，哪里是江湖之远。吉隆坡自由吗？哈哈。我到过马来西亚两次，吉隆坡给我的感觉就是现代文明的特征更强烈，所以，它也比云顶、马六甲等地更为拘束一些。当然，广西、海南是不一样咯。你只需看看粤文化区丰富的茶点、遍街的大腿，就能体会到热带的魅力。曾经有北方女生给我说，她不敢尝试吊带，坎肩也很少穿，总觉得没有足够的勇气。但是，这个折磨她的问题，在热带根本不是个问题嘛。生命只有一次，自己设这么多条条框框干嘛？累！其实我刚到广西时也不适应，因为昭通是巴蜀文化区，与粤、桂、壮文化完全不同。但是渐渐地，我就爱上了粤文化。我甚至觉得，不了解粤文化，约等于不了解另一个中国。在北方，有的人北方中心主义思维很顽固，总是有莫名的优越感。其实如果去两广、港澳、南洋、北美走走，才会知道粤文化在这些地区还有密实的生存空间，它完全可以与这种啥啥啥的文化分庭抗礼。它有它自己的快乐、自由与价值。虽说我是成长在云贵高原的人，但是，我更认可海洋文明观。
 

仲伟志搜神记：有人说，云南诗人都有土司情结，当地诗人有文化内向情结，会把云南看作桃源世界，独特的地域风格、民族个性、个体经历会导致他们更多一些山水田园中的玄思。但你不同，你有一种对外部文化的向往。

杨碧薇：外界看云南诗人时，往往只有一种整体的印象。其实，我觉得云南诗人的诗歌面貌还是很丰富的。比如说陈衍强、祝立根、唐果、王单单、贾薇、影白、尹马、张翔武、芒原，你能说他们的写作一样吗？至于我呢，我确实是更倾向于捍卫文化的多元。但我不清楚你说的外部文化是指什么，西方吗？其实我是读西方书长大的，童话就不说了，那都是八岁前的入门书。从七八岁开始，我就迷上了西方文学。最早读的是小仲马。小学二三年级时，我把萨特《恭顺的妓女》、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卡夫卡《变形记》等囫囵吞枣了。接下来又读了《哈姆雷特》、《傲慢与偏见》等。四五年级时，我最迷的作家是雨果。我爸看我这样，就引导我读古典汉诗、唐宋八大家散文、中国现代作家散文等等。他觉得中国的东西才是根基，是基本功。但我显然对现代性更感兴趣，上中学后我又读波德莱尔、杜拉斯、昆德拉等，现代性美学与我没有隔膜感。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它们对我来说是内部的，而非外部。长大后离开云南，又读博士，才反观到：对我而言，真正的陌生之物、外部之物，反倒是曾经被我忽略的广阔的云南文化层落，以及中国的古典精华。
 

仲伟志搜神记：那么，云南是你从小就想离开的地方吗？

杨碧薇：是。我从小就特别渴望离开，我目前的生活，就是这种灼热信念选择的结果。在我小时候，我爸常说，如果你配得上更大的舞台，就应该出去，因为云南给不了你那么大的舞台。
 

仲伟志搜神记：嗯，那看来你长大后离开云南去异地求学，也算是你的成年礼了。你的父母是怎么教你的？

杨碧薇：五岁以前，我爸妈会给我讲故事。我爸不是照着故事书念，是自己编故事来讲。五岁时——我记得那年生日，我得到了一个白色的洋娃娃，还有一架直升飞机的模型。从那时起，我爸就不讲故事了，让我自己看书。那都是些没有插图的、纯文字的书。我说我看不懂，他说你试着看，不认识的字用铅笔圈起来问我。我读第一篇故事——叶圣陶的《稻草人》——时很吃力，圈了好多字。读第二篇，赵燕翼的《小燕子》，圈的字少了一些。后来就越圈越少，越读越顺利。可能是因为小孩子记忆力好，大概一周左右吧，我就学会独立阅读了。

我爸还带我做过不少好玩的事。我上学前班时，读了冰心的《小桔灯》，他就真的用桔子给我做了一盏灯；那时他还用小霸王学习机教会我双手打字。有一年海尔·波普彗星来了，但是肉眼看不见，他就找来个红外线军用望远镜，一连好几天，每晚带我到房顶上看彗星。1998年，他买了一台联想电脑，那时还没有宽带，他就教我用座机拨号上网、玩BBS，让我在网上自学。我装成外星人，给他的邮箱发了封邮件，其中插入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字符，题目是《来自水晶星球的问候》。他下班回来后，看到这封邮件，装作不知道是我发的，还回了邮件，诚邀水晶星球的朋友来地球做客。
 

仲伟志搜神记：你是几岁开始写诗的？

杨碧薇：我五岁那年，有一天，去外婆家玩。她给了我一碗木瓜凉粉，我端着凉粉来到窗边，趴在窗台上看远处的山。看着看着，我就想写一首诗。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格律，但我发现平时背的绝句里，都是第三句句末不押韵，一、二、四句句末押韵，就用这种格式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写好后，给大人看，他们问是谁教的，我说我自己想到的。写完这首诗后，我暂时对诗不感兴趣了。学前班时，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主角是居住在西双版纳竹林里的小卜哨。七八岁时，我在我爸的书柜里翻到了雪莱、拜伦、海涅的诗集，知道诗还可以写成这种长长短短的样子，于是就写下了我人生的第一首新诗。在诗里，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追忆青春时光的老人。
 

仲伟志搜神记：你什么时候开始学音乐？

杨碧薇：我爸会弹吉他，经常在家里弹唱。我小时候他教过我，但他的吉他对一个孩子来说太大了，我抱不稳。上初中后，我开始学钢琴，后来因为要中考，就被迫暂停了。上高中后，我迷上了摇滚，才后悔小时候没好好练吉他。所以高考一结束，我就开始学吉他了。进大学后，我一边学吉他，一边学钢琴，又在乐队里学了一点架子鼓。但是乐器这玩意儿，长期不练，手就会生。前年我去河南郏县，一天晚上，当地的朋友请我们去茶室玩。那里有一架钢琴，我去弹了段波尔卡扬卡，已经忘了许多；后来又乱弹一些，也弹得五音不全。当时森子老师他们在里间喝茶，出来后说：“原来是你在弹琴，不错呀。”只有我知道自己弹得有多低级。这怪啥？不都是学术给害的嘛，自从准备考研，我就走上了苦逼的不归路。
 

仲伟志搜神记：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摇滚的？

杨碧薇：高中一年级。当时我暗恋的男生天天在我面前装逼，说他在家里弹吉他啦，听郑钧啦，啥啥的。为了和他多有一点共同话题，我也去听摇滚，一听就爱上了。上大学后，有一次在昭通同学聚会，我又见到他，他已在装逼的路上飞得停不下来。我问他怎么又瘦了，有什么减肥秘方。他投来一个脉脉的眼神，说减肥其实很容易，就两个字。我问哪俩字，他说“忧愁”。哎，就这么一个男生，我越听摇滚越发现，我爱的是摇滚，不是他。哈哈哈哈哈哈哈。
 

仲伟志搜神记：你认为小时候做过的最牛的事是什么？

杨碧薇：我小学二年级时，发生了不少事。那一年我从爷爷奶奶家搬回去和爸妈住了。有时，我放了学，就去我爸办公室等他下班。等的时候，我会翻看他办公室的经济类报刊杂志，学会了许多高大上的装逼新词。不知怎的，我就冒出了开公司的想法。于是，我组建了一个“公司”，命名为“中国儿童公司”。我自己当然是一把手，任董事长啦。其他小孩想要加入的，就得给我入股。因为公司刚刚起步，需要运作资金。有的小孩入的股多，每天坚持交五毛八毛的，就是大股东；入的股少，就当普通员工，去给我销售货品。在由大股东组成的董事会里，我任人唯亲地安排了副董事长、经理、副经理；下面的员工也有各自的岗位；家属院里三四岁的小孩，没钱入股，啥也不会干，就当清洁工，来给我扫地。那时我们院里有一栋储物房，每家都有一间。我们家的储物房，以前我堂哥住过，所以留下了成套的桌椅板凳柜子书架，我爸妈就拨给我公司当办公室了。后来，邻居女孩家的储物房，也沦为我们公司的不动产。平时，我带小孩们去批发商店弄一些文具来卖，销售业绩好的有提成，给年终奖励，有升职机会。我们每个月都发工资，周末就去办公室开会，由秘书做会议记录。我还给公司的工会雕了一枚章，叫“小红花队”，自己兼任工会主席，每逢节假日，就带着职工们开展文艺活动。

有一次，大人们问我：“听说你开公司了，未来有什么目标吗？”我一本正经地说：“争取在新千年到来时让公司正式上市，到时你们要来买我的股票。”大人们笑成一团，我有点懵，因为我的计划是很严肃的，不是闹着玩的。后来公司倒闭，是因为班主任的干涉。有个周末，我和经理用白卡纸自制了许多彩票，又去批发了文具当奖品。到了周一，我们把彩票带到学校，先在班上兜售，然后在隔壁班兜售。彩票售价两元钱一张，一等奖的奖品才一元钱，是削笔刀；二等奖的奖品是五毛钱的作业本；三等奖奖品是三毛钱的2B绘图铅笔。而且我们预算好了中奖概率，稳赚不赔。由于动作太大，班主任知道了，把我和经理叫到他家，训了一个中午，明令我们取缔公司。就这样，我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在强权的干涉下失败了。那时我刚满十岁，是昭通市大关县笔山小学四年级学生。经过这次打击，我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又彻底回到了文艺上。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现在我每次回昭通，爸妈的一些朋友还是叫我杨董事长、杨总。
 

仲伟志搜神记：云南是边际地区，昭通那个地方又是云南的边际地区，实际上与云南还有一定疏离感。

杨碧薇：对，昭通是巴蜀文化区，你在外面看到的有关云南的宣传，几乎都与昭通无关。我老家（昭通大关县）的方言，严格说是属于川话系；饮食也是川菜系，以麻辣为主，与滇中的甜辣、滇南的酸辣口味很不一样。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昭通地方志，在历史上，昭通曾划给四川管。传说蜀帝杜宇就是昭通人，对，就是李商隐“望帝春心托杜鹃”里说的那位帅哥。按照地方志的说法，昭通的原住民是彝族，再往前还有僰人什么的。汉、回、苗、蒙古族等，都是后来移居过来的。我家的祖籍在江西抚州，清乾隆三十四年移居云南，家谱没有断过。我曾祖母说再往上是山西洪洞，可见大槐树的历史记忆在我们那里也有传承。小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地域身份认同比较模糊，我知道我们家是江西来的，填表格时籍贯又得填云南，但云南的本土文化与我们也比较隔，昭通以外的云南人把我们叫“三川半”，大概是说各方面都很接近四川了，只比四川少那么一丁点。而四川人呢，又从行政区划上把我们看成云南人。所以，昭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现在，比起“云南人”这个说法，我更乐意强调自己是昭通人。
 

仲伟志搜神记：昭通以文学而闻名，“昭通作家群”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一般而言，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容易集中出现作家群落，因为机会少嘛。再加上这一地区有多种地缘文化碰撞，盛产作家、诗人就不难理解了。

杨碧薇：关于昭通文学，大家都谈得太多，我就不多说了。说点轻松的，有一次，我和作家杨昭在昭通街上溜达——他是彝族中的贵族，解放后，他的父母到昭通支边，所以他成了土生土长的昭通人。那天走了不到半小时，我们就陆续遇到了七八个写诗的，两三个写小说的，还有一个写评论的。你看看，这概率。
 

仲伟志搜神记：你小时候生活在一个优裕的环境中，那种区域发展上的落后，你并没有直接感受，显然没有那么苦大仇深，那为什么会写出《家庭背景》那么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杨碧薇：是的，我对贫困没有直接的体会，可是，旁观到的贫困不可能对我没有触动。至于《家庭背景》，那是另一个层面的话题。很多人都忽略了，或者说没发现我在诗中对中国文化结构的剖析、反讽与调戏。

仲伟志搜神记：你也有一些以昭通命名的诗歌。

杨碧薇：嗯，我写过。但是就我整个的诗歌写作来看，关于昭通的题材只是极少数。这可能与我的生活环境一直在变化有关。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地域写作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了，至今我没有把“地域”作为自己写作的重心。我更加关心另外的问题：情感、社会、现代性、人类文明、民族未来。

仲伟志搜神记：你还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旅行家。那篇五万字的《我的朝鲜行记》，在网上影响很大。我看到资料，你在马蜂窝做专栏作家，去年在他们的总部做了旅行分享会，并在那里拓下了自己的脚印。那么，你最难忘的地方是哪里？老挝？你写过在老挝的经历。

杨碧薇：你说对了，还真的是老挝。我是去年三月去的，当时并不觉得有多好，因为老挝的经济不够发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服务也较为滞后。而且老挝毕竟属于金三角地带，我在那里历了不少险。在老挝期间，我只对光西瀑布感触较深。但是离开后，我一点点地回忆起老挝的一切，发现很多细节里都充满了诗性。我为此感动，为人类文明在多样性中，在全球化的、碎片化的崩坏过程中依旧保存的朴素、丰盈与超越而深深感动。
 

仲伟志搜神记：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东南亚人？

杨碧薇：说的人不少，我倒是挺乐意的。这比说我像柳岩强多了。说我长得像柳岩的那才叫多，我去。第一，我从小就长这样，全身上下就没动过刀子，为啥不说她是整了容后才开始长得像我呢？第二，我读的书应该比她多吧！哈哈！
 

仲伟志搜神记：哦。你看你穿的服饰，在北京也会显得很扎眼。你喜欢红色？

杨碧薇：啥颜色我都喜欢，我从小就爱美，长大后变本加厉。我上学前班时，我妈在昆明，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要口红、红纱巾和高跟鞋。我妈回来时，真的买了口红和纱巾来送我。只有高跟鞋没买，因为市场上压根就没有儿童穿的高跟鞋卖。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有朋友说，“一想到你今后要当女学者，就感到很别扭”；另外有朋友说，“你不能穿得花枝招展，因为你是要搞学问的”。可是，搞学问就要穿成苦大仇深的女革命吗？就要穿成翠花式的穷矮矬？如果是那样，就不是搞学问，是被学问搞坏了。我当然没动摇过自己的信念：我不仅要继续花枝招展，还要花枝乱颤。
 

仲伟志搜神记：我发现在户外旅行者中，女性特别多，你觉得是为什么？

杨碧薇：我觉得是因为你桃花运好。你搞户外时，遇到都是女的。而我旅行时遇到的基本是男女对半。
 

仲伟志搜神记：……我不是调侃，我是觉得可能女人更喜欢看风景。

杨碧薇：这个说法挺有意思。女人喜欢看风景，男人喜欢看女人。男人不是不爱风景吧，古代的诗人都写风景。我觉得这与文明的规训有关。我这一代，男人们活得更社会性，他们需要获得认同，注意力自然就在世俗层面。所以他们很早就要操心工作、房、车、家庭。而女人们相对轻松一些，有更好的条件接受教育，去见世面。不过，当女人面临生育问题时，这种轻松就不复存在了，压力不会比男人小。
 

仲伟志搜神记：你好像也迷过摄影。

杨碧薇：我也曾对摄影很狂热，后来发现这只能算是个相对上心的爱好。摄影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别样的乐趣，我又多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仅此而已。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自己是摄影天才。

仲伟志搜神记：你不仅仅是为了看风景，你还是写了很多相关文章。你想成为一个旅行作家吗？

杨碧薇：Oh no，“旅行作家”这个说法有点low吧？这个职业是给那些只读三毛，不读帕斯捷尔纳克、不读乔治·奥威尔的人预备的。对，他们就是那样，写也写不过列维-施特劳斯，也很难超越毛姆。旅行确实是我写作的一个面向，但它不是我写作的全部。
 

仲伟志搜神记：很多作家都写过关于故乡的书。多元文化地区的作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故乡带到世界面前，比如云南诗人于坚就写了《昆明记》、《建水记》，再比如帕慕克写的伊斯坦布尔。假如让你写这样一部书，你会写哪里，你会写昭通吗？

杨碧薇：我可能会写海口。
 

仲伟志搜神记：海口对你的影响很大？

杨碧薇：不是影响大，是我在那儿找到了契合，一种本真的共振。
 

仲伟志搜神记：除了你的专业，你还想做些什么事情？

杨碧薇：我小时候想当天文学家、美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龙门客栈老板、手工艺人。后来开“中国儿童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托拉斯帝国。中学时我最想搞摇滚乐队，同时当一名摇滚乐评人，过流浪的生活。大学时我开始玩乐队，在等待考研成绩时，我就准备去大理卖唱。大学那几年我还在兼职做模特儿，想过开一家模特礼仪公司。还想做一个教育类的NGO，或是当记者、摄影师。这几年来，我想开一家酒店，或者做餐厅运营策划。半个月前，我突然想做DJ，就去看打碟的资料，想入手一套打碟设备。就在昨天，我突然开始想做乐队经纪人。另外，我也希望能学习一门中国乐器。我还想过将来我老了，也许会成为一名传教士，也可能专心于灵修……当然，如果你不让我去浮潜，以上说的这些，我就都没有兴致了。浮潜和潜水真的很好玩啊，也许我会去考一个潜水证。
 

仲伟志搜神记：……你写歌吗？

杨碧薇：不写。
 

仲伟志搜神记：你只是唱摇滚，而不去把自己的诗写成摇滚。

杨碧薇：如果不去读研，我可能会继续做乐队。人的精力实在是很有限，无法兼顾那么多。

另外我坚持认为，新诗越趋向于复杂，被谱曲演唱的难度就越大。关于新诗与音乐的关系，我写过几篇文章。在我的观察范围内，新诗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在不断悖离音乐，它逐渐成为一种高纯度的语言的艺术，这种语言的艺术甚至不适合被朗诵，只适合默读。新诗与音乐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是新诗确立自身文体独立性的一个重要保证。与之相反的情况是，现在的民谣很喜欢寻找合适的新诗文本来谱曲。我认为民谣这样做，是由于它在发展中遭遇了瓶颈，人文素养不足是民谣的软肋，而在这个问题上，新诗恰好是一种最优资源。当然，为了能将新诗“套”进音乐里，民谣所能选择的诗歌还是极其有限的。至于摇滚呢，它与民谣有共通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摇滚是现代性的产物，从发生动力上来说，它明显与新诗更为亲近；民谣所面临的现代转型之难，在摇滚那里是不存在的。
 

仲伟志搜神记：说了这么多，反而不知怎么给你贴一个标签了。女博士？女学者？女歌手？青年女诗人？

杨碧薇：先说点别的，这几天我突然想和水手私奔，给他生一个哪吒。哪吒长大了，就和他爸开一条船出海，他们父子俩天天捕鱼给我吃。我呢，在院子里玩耍，水手还洗了一盘车厘子摆在秋千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像也不错，不想说服他们去当海盗了。但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还是要说服一下。我想的就是这个。至于标签，那是该由你去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