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遇冷的这许多年中，尽管写诗爱诗的人越来越多起来，每况愈下的出版业为我们带来一些外国翻译诗集，已令人感动，国内诗人的诗集出版，大多限于前一个十年已经出名的那些诗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出来出去老是那些人，远远跟不上创作的繁茂日进。然而这两年，从胡桑、茱萸等几个上海诗人出版星丛诗系开始，而立之年的诗人陆续开始把自己的诗集推到世面上。无论是受到资助，还是自己想办法，从去年到今年见到诗集出版的80后诗人名字有：李浩、徐钺、唐不遇、王璞、王东东、黎衡、叶美、黄茜……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是不得不做的，是年轻的诗人们试图把自己摆在公众面前。在他们的创作已进入成熟期，积累到一定量，每个人都需要一次总结。对于诗人，这已经来得很晚。现在，几乎同时，我们要在上述诗歌书脊中加上两排——江汀的《来自邻人的光》和《寒冷的时刻》。机会眷顾，接连出版两本诗集是幸运的。我以为，江汀今天所得到的书架上的位置，将永远为他保留。他的诗，无论其外表的简单，还是内在的精神性，都是反潮流的。 

还需多说两句，以免粗心的读者错过。一个看法是，江汀诗的语言，接近俄罗斯白银时代抒情诗。的确，他受到过那些诗人的影响。王炜曾写道：“江汀是白银时代的现代中文继承人。”这是褒扬。然而难以抵制另一种成见，江汀的诗是单纯明澈的抒情诗，保持着传统的轻快格式，词语、意象缺乏潮流所喜爱的具体。这只是表面易造成的印象，一旦被他沉潜的语调诱入，将看到一重又一重景象。简单的表象背后，并不缺少足够的审美资源。何以至此又难于言明。奥妙在于，江汀的诗的逻辑性和逻辑的跳跃。这也正是他本质不同于白银时代诗歌之处。帕斯捷尔纳克的叙事、曼德尔施塔姆的意象演绎，都偏于缜密的连续，跳跃不多，江汀则以保留最少，得到跳跃的最远所及。这是江汀的独创性。 

《寒冷的时刻》中收录了部分江汀的早期诗作，使我们可以从较简单的作品中更容易地发现他的诗的某种原型和演变。最早的一首，2006年初写的《春》已包含了这种原型。在开头摆放的几句景物描写之后，他写道： 

后来，有人从梦中醒来， 

…… 

通过“醒来”的动作，视角发生转换，如同灵魂投宿的重生；从主体的现时中抽离，跳至一个非特定的、抽象的人称“人”。而在叙述了“人”的思想之后，诗的中后部才第一次出现“我”，难以说是回到，而更像是尝试确认诗人的自我视角。 

我还记得一个明亮的上午 

年轻的父母正在唱歌， 

而在另一些夜晚深处 

树叶已经悄然坠落。 

在这四行，同一视角中的跳跃，使我们看到空间与时间的近与远的两两相对。同时，在一句之中看到埋伏于自然叙事的前后反差——“我记得”所拉近的，是一帧记忆中带有超验色彩的景象。而其后跳转到对树叶坠落的观察，既是夜晚漫步者的所见，又仿佛被栖身树枝的夜禽所注视。在后一首《黄岛冬曲》中，他以相似的方式写道：“自然的黑暗正在扩散 / 人，不禁想到他的一生，难以解释。”抽象的“人”再次显现，尽管代替自我言说。在这两首早期诗中，我们听到了双重声音——诗人自我的声音和“神”借其发出的声音。 

对于《春》和《黄岛冬曲》这一时期的诗作，江汀似乎抱着矛盾的态度，拿出来又收回去。这次编选两本诗集时，也再次踟蹰过。我以为江汀之所以有时拿出来，就是因为这些诗包含了他所反复书写的问题的最初形态。而之所以在编排《来自邻人的光》时，又将它们拿掉，是因为他介意于那时语言的不自觉。他所意识到的两个问题：词语、意象的笼统、抽象和语句日常化、难以成为诗句——也许是直接来自于阅读译诗的习惯——在日后分别得到解决。江汀自己承认的“自觉的开端”，是2007年至08年间的《自述》和《奥西普》。在这两阕洋洋洒洒的诗篇中，他锻炼了诗句，却仍然在抒情中充满了过于抽象的经验。他需要从更具个人化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的声音。随后的一系列八行短诗中，他变得收缩，意象精细起来。2009年，他开启了真正的成熟期，以《青岛图书馆，认出保罗·策兰》和《绿色的诗》这两首作为标志。在前者中，他专注于一个意象延展所释放的能量；在后者中，他的跳跃法用于自我经验的叙事，依然是用他独有的简要方式，达到了当代所要求的审美的密度。 

《绿色的诗》从“我”的回忆进入，前五节，诗人的倒叙跳跃在几个时间维度。现时是“在正午的家乡路上”，第一次闪回到外婆去世前：“我想着病危的外婆，/ 我必须回到家中。”中间皆被跳过，倒叙中的“我”再次出现已是外婆去世：“五月十二凌晨，一点半，/ 那时我仿佛得到启示。//外婆，你去哪了？/ 我们跟不上你。”在这梦似的蒙太奇中，就像梦醒时分的惶惑：“我是不是刚从异乡赶回来？”接着，叙事跳转到某个“第二日”： 

后来，我在闷热的第二日醒来。 

我停止了思索， 

事情仿佛过去很久了， 

但头痛伴随我，如同友人。 

我仍然身处这个绿色世界。 

一切都在被正午检视。 

夏天的风仍然拂动 

我家乡的林木。 

这次“醒来”，“我”仿佛终于脱离了不确定的记忆跳转，置身于一种值得确定的具象之中。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新的灵魂注入身体，并且感知身体所遗留的记忆。不免令人想起《春》中那个“人”的醒来，而这一次不再是从眼前的具象抽身，跃到“神”的位置进行抽象思考，而是灵魂仿佛从“神”的位置下来，找到一个凡人寄居。在日后的诗中，诗歌的主体开始不断寻找自我的寄居之所——“将有一座房子是空着的，/ 他将明白那就是家”；不断重试那寄居的动作——“我想要出门。一场雨开始坠下，/ 可是在家里，没有适合我穿的木屐”；不断进入现世和现实的某个章节，确认存在感何以重要、何种程度上存在具有意义——“喑哑的冰箱旁边，我触到一个拉索——/ 卷帘门慢慢升起——这时我记起，/ 我是一个年轻的商店店主”由此，江汀为他的诗中双重声音中的自我一方，找到个人经验的载体，实现了诗的语言、意象的具体化，并始终有别于那些从偶然的具体出发的诗人。 

如此“醒来”的一次，在贴近的观看中是确定的。而当我们总能想到拉远的“神”那一维度的视角时，就会感到，“醒来”可能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一次。在反复“醒来”的可能性中，“醒来”所寄居的具体，成为偶然。自我的暂时与有限，就时刻被提醒，被看到。这就是江汀所努力塑造的“自我”。在《你是我的苦思冥想》的结尾，他写道： 

在公路的边缘，我停下， 

搭乘遇见的第一辆公共汽车。 

我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喜剧性的结尾，游荡于虚无的主人公，不断找寻必然性，如同从种种自然中妄图听到“神”的声音；最后他接受了偶然的某个形态，以及社会现实武断赋予它的意义；这个先验的觉醒者，试着平和地混入接受直接性秩序的人群。“第一辆公共汽车”的座位，就像一个专业、一份工作、一个父母所期许的选项、一种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平和的态度既包含对具体世界的肯定，也包含自我批判的势能。因其诗中主体的双重性，在“自我”的维度，主体所见所感是真切的，而在“神”的维度，自我只是一个寄居者，如同演员。“自我”被客体化，成为人物，并作为时代中的典型加以刻画。诗人通过主人公的寄居、“试穿”、扮演，引入了社会现实层面的经验，又因其相比于必然的偶然属性，而获得批判。在这里，江汀与抒情诗传统、与白银时代发生了断裂，接续新批评的衣钵，而走入当代。 

于是我们在江汀的诗里看到了一系列并不伟大的“自我”形象，“他”不但具有人的有限性，也具有我们现代社会中人的普遍性弱点；软弱、惶惑、罪疚感、面对荒诞；有时自嘲，仍然可以抒情。然而，像前文所引诗句的那种平和却不再复现，更多的情况是，主体在偶然寄居的个体中感到限制、不适，隐约感知或记起神性的、必然的经验，在这之间构成张力关系。这些主人公的富典型性的样貌和动作诸如：想起一个星期前犯的过失，“在公共汽车的人堆里枯萎下去”；而在《给某位不相识的隐士》中“礼貌地道歉”的动作，则更具职业人士和中产阶级色彩。在前者中，诗没有揭晓过失为何，但过失一词即传达出，既非希腊悲剧中伟大行动的过错，又比之基督教的罪要轻，很大几率是一种人际的、契约关系中的失当，显露出中产阶级式的道德感；而“枯萎下去”的动作又可看出，其对待过失的方式是既在意又不去运用意志解决的内部堆积、消化。我们看到了一个敏感的现代人蟹壳，行动的谨慎未能避免过错，沉溺于反思性生活，然而因其反思性，又召唤来自“神”的维度的判定与拯救。在后者中，这种反思性表示出对蟹壳惯性日渐强大的焦虑；当主人公在想象中完成了逃离、佯醉和失控于愤怒的过程之后，仍在想象中却不自觉做出现实中习于的礼貌道歉，令人感到这种偶然寄身的外壳大有生长、固化的危险： 

一个颓丧、贫乏的中年男人，从后面追过来， 

当他的身影渐渐盖过我的， 

我感到一阵不再复返的战栗。 

而在“‘整部旧约只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等待基督的诞生’”为起始的诗中，这一关系的张力几乎达到了古典式的剑拔弩张。在乘坐地铁中羡慕“保罗的使命”的主人公，感到身处的境遇：“空间像刀片一样涌来，/ 切开橙子一般的生存，……”于是戏剧性地发出质问：失去了羞耻感，该如何写诗？然而这一质问并未导致行动、对两难情境的处理，而是滑向一个等待的姿势： 

一个愿望就这样到来， 

那个瞬间，我不由自主地抬头。 

我没有领受保罗的体会， 

却望见树枝围圈中的月亮。 

就像《等待戈多》中的弗拉基米尔或埃斯特拉冈，论辩无果之下，仰头望向那颗光秃的树，做出一个现代悲喜剧的姿势。当主体经历了一个辩证性的过程后，仍然站在现实中，向心中可感的遥远的必然之事物报以回望。这种中断、搁置，在一些诗中成为江汀习惯的收尾方式。然而无论是望向“肝脏般的月亮”还是“一颗晦暗的星”，这些事物似乎在主人公的凝视中发生变化，引起对其自然属性的怀疑。当必然之事物如此遥远，主体已很难与之建立联系，城市就像一个偶然的地点和偶然事物的集合，月亮也因而易被错认为装饰城市的偶然事物。同样值得怀疑的还有天空。在前文引用过的《早上，世界已经存在很久了》中，那位偶然的“年轻的商店店主”公布了他的发现： 

出门之前，我注视天花板， 

那个简易的吊灯，我愿称之为室内的星辰。 

我努力想要记得，我们这儿是否曾有过露天的时代。 

一个置于批判中的自我，亦即对社会中的个体做出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汀关于个人体验的诗歌也是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在此基础上，江汀谨慎地提出了他的时代批判。尽管采纳了现代文学的荒诞性方案，但他并未仅仅将荒诞作为一种终极性的概念而绕过现实，他试图指出我们个体处境的社会原因、个体与时代的交火地带。在《我们都在等着星辰的坠落》中，他像曼德尔施塔姆那样，用形象构建了一个映射现时代全景的剧场式模型。诗从诗人看到车载电视中的新闻画面“加歇医生坐在主席台上”引起，运用最早在《春》中就实践过的时空跳转，将19世纪小说常有的那种对政治和个体维度的统合，浓缩在一首诗中。对于几个阶层，他做出撷取和概括，用辩证性的语言加以勾勒。这里既有如其他诗中那被客体化并受批判性审视的主人公“我”——他本已在被役使的行列中麻木，却被手中蜡烛的烛油灼到而警醒；也有“我”所定睛看到的上层群像——试炼言行的角色们“就要承认，……混乱比秩序更加可贵”，以及特写——被台词弄昏头的家伙，“他说出的台词 / 将是最真实的”；还有“我”所身处的“我们”，猜度着“真实”、用“寒冷”御寒、举起“面包”…… 而所有这些，并非罗列，也不是单纯叙事的跳闪组接，而是在一个辩证递进的逻辑上，演绎那天空被人工屋顶遮蔽、“神”的维度被僭越后，自然和道德秩序的颠倒，从而指向一个更具概括性、却源自诗人内心抒情冲动的象征： 

雨在那里哗哗地下着， 

地上却没有任何雨痕。 

当我们与“神”的联系割断（“高楼像梯子从空中垂落，但它已显得多余”），令我们意识到终极性问题的事物不再被承认和看到，暂时和有限的假以永恒和终极，迫使我们接受，问题就不仅仅在于终极性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自己、每一个体的存在。因为仍然有时间联系着“神”或者机械论世界的维度与人的生命，时间的“纽带”传输着意义。而当一端的必然被偶然所偷换，另一端的生命也如在时间中徒劳耗散。因而“神”的维度即使在诗中隐匿，也终不会泯灭。它归根结底是为了关照个体。江汀的诗中，一个没有怜悯而施舍“无用”的神，仍然照射出什么是那需要怜悯的。 

只剩下了钟表的声音…… 

那是基督在分配面包。 

一瓣，两瓣…… 

无止无息。 

到《来自邻人的光》这本诗集的尾声，诗人的精神性与个人经验所搭建的体系已基本实现。他所一贯表达的，似乎已不需要更多的变奏。他便在诗中呼唤一种转变：起身“观察来自邻人的光”。而在已初具的体系中——尽管时代的骨架在一两次的写作尝试中被擦拭出来，哪些方面仍然不够？一些自我以外的具体经验、一些足以支撑逻辑构造的例证？于是当他仍然漫步在街上，仿佛寻找这些经验、这些例证，他在去年冬天写下的《悲伤》中呼吁：“我想追随任意一个邻人，回到他的家中，……”这就是书名所做的预告。 

作为熟悉他诗歌的人，我却无法想像在这两本诗集的基准上，他将再次走向何处。我期盼江汀的重新出发，即使一时涌入的现实，粗野地弄坏他的诗行。然而并非所有诗人都要做综合而全面的诗人，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诗人将不会缺少。只要在诗的花蕊，蘸取到那最凝练的部分，他就能在诗人炼狱的最上层占有一席。江汀已经在那个位置了。 

2015年9月初稿，1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