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淼:从本土文化挖掘散文诗的现代内核

——访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成淼

作者:吴茹烈 谢翠欢   2018年05月16日 09:17  贵州民族报    529    收藏


你无限伤感地对我说:“花刚开,又即刻谢了,——好景不长啊!”让我对你说吧:没有花谢,哪能结籽呢?须知花开固然是“好景”,但收获却更是“好景”啊。

你那么惋惜地对我说:“黄昏的景致是美丽的,可惜立刻要代之以黑夜了!”让我对你说吧:今天的黄昏虽然过去了,可是明天,不是有一个更美丽的早晨么?

亲爱的朋友,把你的眼睛看着前面吧!

——《劝告》


作家档案 徐成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诗学会会长。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57年发表散文诗处女作。现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散文诗的精灵》《燃烧的爱梦》《我的复旦四年》《歌无止境》等十余种文集。获中国散文诗90年(1918-2007)重大贡献奖、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国家民委首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首届会龙散文诗大赛奖等。


“从《劝告》开始,与散文诗结缘”


记 者:徐老师,您写的第一首散文诗是《劝告》,从此,您与散文诗结下不解之缘。能谈一下您创作《劝告》的初衷吗?对于您来说,这首散文诗意味着什么?

徐成淼:2017年是《劝告》发表六十周年,也是我文学写作六十周年。六十年在人的一生中,应当算是很长的一段时光了。在中国的纪年方式里,一个甲子,从来都是要郑重其事地对待的。那么我们就以此为契机,也来“郑重其事”一回吧。

我一直以为,人的一生,许多事情,并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比如说把我和散文诗摽在一起,就不是我的本意。这事儿我在许多场合都提到过,说得比较透彻的,是2007年出版的《一代歌王:徐成淼散文诗选》序言。在那篇序言中,我这样写道:

1957年早春,我还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二年级的学生,刚满十九岁。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亮的日子,我们小班在老化学楼里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大伙儿跑到门外休息。那儿有一溜花坛,春花在阳光下开得正旺。有个和我同姓的同学一边赏花,一边叹了口气,说这花开得多好,可惜不久就要谢了。听了这番感慨,我心头一动,有些什么话想说。接着上课的时候,我就在小本子上写下了几句话。意思是说花谢是为了结籽,不应该为此而伤感的。

那时我正读泰戈尔的《园丁集》和《飞鸟集》,读冰心的《春水》和《繁星》。课余时间就试着写一点短小的散文诗,并冠以《星星集》的总题。文前有一个小序:“我零星的思想,像涓涓的水流,从眉宇间滴下,滴在我朴素的诗篇上,缀成颗颗繁星……”。课间在化学楼门外花坛前的那一点感触,后来被我写成了一首题为《劝告》的散文诗。我把《劝告》和其他几首散文诗一起,寄给《复旦》校刊。校刊上有一个文艺副刊,叫“大草坪”。不久,我的《星星集》就在“大草坪”上发表出来,其中就有后来引发了“严重后果”的那首《劝告》。

那年6月,我到杭州日报实习。实习期间,《文艺月报》编辑陈家骅到复旦大学组稿,把校刊上的《星星集》带走了。8月,我从杭州回到上海,看到《星星集》中的《劝告》和《给荣军》已被《文艺月报》以《〈劝告〉及其他》为题,发表在该刊八月号上。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地由一连串的“不经意”连接而成的。要不是徐姓同学在花坛前说了那通话;要不是我站在他身旁,听到了那番感慨;要不是陈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看到了我的散文诗;要不是他选中了其中的《劝告》,把它发表在《文艺月报》上;要不是有这一串“不经意”连接在了一起,我这一生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这许多“不经意”居然就这样连成一串了,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所有的遭遇,都是从《劝告》开始的。我就这样和散文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怎么也脱不开了。

这应该是对《劝告》事件说得最周详的一个版本了。

至于“这首散文诗意味着什么呢?”最简明的回答就是:意味着命运。《劝告》这件事表明,人的一生并不是事先有严密的设计,然后按照蓝图一步一步去实现的。人的命运中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是许多偶然连接成人的一生。


“开始另一种散文诗写作,作品的内核已明显硬化”


记 者:您前期写的散文诗《向日葵》《春雪》等与后期写的《太阳瀑布》《河之魂》《生命节日》等在内容以及情感上有很大不同,能谈谈产生这样的变化有什么原因吗?

徐成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时间。我写《劝告》那组散文诗的时候,还是个年仅十九岁的少年,人生刚刚开始。等到我重新握笔,再次发表散文诗的时候,已年逾不惑了。而且这二十多年中,我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疾风暴雨,心理和情感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在《一代歌王》自序中曾写过,“生活已彻底改变了我的心境,我已经不能完全按学生时代的节奏,来继续我散文诗的歌唱了。我开始了另一种散文诗写作,作品的内核已明显硬化,那里面充盈着一种坚实的东西。”

1997年2月20日,李开格在上海《文学报》上发表评论:《韧性的攀登——徐成淼的文学道路漫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初,他的散文诗,表达的还是一般的“善恶”情结和“再生主题”,但很快徐成淼就将自己的身世与身外意象交结为独特的散文诗语言,写出了一系列表达生命状态的独具艺术个性的散文诗作品。在艺术追求上,也从以写实手法为主而跃上融汇了诸种现代手法的全新的层面,艺术风格独树一帜而引人嘱目。

对此予以关注的,还有一位知名评论家王幅明。他在《从〈劝告〉到〈太阳瀑布〉》中,对我散文诗风格嬗变的轨迹,进行了具体的梳理:

《劝告》是一篇不满两百字的短章。现在读这篇作品,看不到它有特别的过人之处。甚至会对它曾有过的遭遇和传奇产生费解。从中看出,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学观念与审美。一种单纯的劝喻。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和儒家的诗教。收入自选集《太阳瀑布》中的同名作品,则要另当别论。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现代诗。“太阳瀑布”是一个繁复的意象。作者在大气磅礴狂放恣肆的咏叹中,讴歌了生命的毁灭与再生。对生命本质的叩问,在自我批判中渴望新世界新人类的重铸,为崭新理想不惜用牺牲实现超越……凡此种种,都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现代色彩和形而上的哲学意蕴。

《劝告》和《太阳瀑布》,可视为徐成淼散文诗两个重要符号。《太阳瀑布》是最能体现诗人成熟期风格的代表作。告别《劝告》,完成《太阳瀑布》的洗礼和嬗变,徐成淼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散文诗行列。

你看,时间的力量是不是非常巨大?它能把一个人改变得判若两人。


“散文诗是用散文式的语言表现内容的一种自由体诗”


记 者: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了解散文诗,或者不知道如何创作散文诗。您觉得应该怎样诠释散文诗或者散文诗创作?

徐成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着手写作《散文诗的精灵》。那时候,散文诗刚刚走出沉寂,重新登上舞台。《散文诗的精灵》中有相当篇幅做的就是普及和辅导工作。书中列有“散文诗的特点”“散文诗的类别”“散文诗的写作”等章节。在“散文诗的特点”一节中,我明确指出:

散文诗是用散文式的语言表现内容的一种自由体诗。

自由体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朱自清在1929年《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10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可见自由体诗在新诗中所占地位的重要。

自由体诗三个特点:内容自由地表达,自由是格,感情是律;形式“无定型”,“随物赋形”;语言追求散文美,口语入诗。

不过,这种自由体诗,仍是分行排列的,大多押韵。这种分行排列,有助于醒目地显示韵脚,标示节奏。待到自由体诗继续发展,需要用更“散文”的形式来表现“充满散文的时代”的时候,韵的外衣就被扬弃了,节奏渗入到诗的内部肌体中去;形式上的分行排列,对某些自由体诗,特别是那些比较短小机锋、典雅隽永的自由体诗来说,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了。

于是,摒弃了分行排列的形式,貌似散文的一种新的变体,就从原来的自由体诗中分化出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散文诗。

这种新面貌的散文诗,不像格律体诗那样要求韵律周严、节奏整饬;也不像自由体诗那样分行排列、讲求节律。它突破了格律和音韵的约束与限制,显得更为自由。


“八十年代起,贵州散文诗逐渐成长为一个品牌”


记 者:1961年您到贵州工作,对您的创作或更准确地说对您的散文诗创作有没有产生影响?

徐成淼:人在哪儿呆久了,哪儿就成了实际的故乡。来贵州五十多年了,人生的几个关键时段都在这里度过。我的写作包括散文诗创作受贵州地理和人文的影响,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记 者:这么多年,是什么让您坚持散文诗创作?您是贵州散文诗学会会长,您觉得贵州散文诗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如何?

徐成淼: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已经着手把自己从散文诗中剥离出来了。我自信我的散文可以比散文诗写得更好,于是我转向了散文。但散文诗就像附体的幽灵,真要剥离,并不容易。二十多年来,我与散文诗依旧相伴相随,其间还出版了两部散文诗集,和一本包括“散文诗研究”在内的文学创作论专著。

就拿这几年来说,2015年,我的散文诗新作《独舞雷区》(外三章)在《散文诗世界》第2期发表,很快,著名散文诗理论家陈志泽先生就在“佳作赏析”专栏中对《独舞雷区》予以赏析,并确定为我的又一代表作。2017年,我的散文诗《雾海孤帆》(外一首)在《文艺报》发表,并入选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17散文诗年选》。2017年7月,我的长篇朗诵体散文诗《风的奏鸣曲》,在《贵州民族报》“诗歌中国”栏目发表。与此同时,我的散文诗理论研究也在继续。如评论《散文诗:寻求多种解读的可能性》2015年7月9日发表于《文学报·散文诗研究》;论文《加速完成当代散文诗的现代性转变》在2011年第5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以上实绩,都表明我的散文诗写作和研究并未完全中断。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贵州散文诗逐渐成长为一个品牌,“贵州散文诗现象”在全国广为人知。多年来,贵州省散文诗学会克勤克俭,砥砺前行,坚持不懈,在全国散文诗界独树一帜。贵州散文诗作家要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同心同德,矢志不渝,让贵州散文诗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一切损害贵州散文诗这个品牌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错误的。特别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一批更年轻的散文诗人脱颖而出,给贵州散文诗带来了新的气息。他们更少固定观念的束缚,更少对旧物的羁恋。他们的作品更开放,更具时代性,有着更强烈的内心表达的冲动。他们更倾向于现代美学,更乐于汲取人类文化的滋养。新一代散文诗人的出现,给长期凝滞的散文诗带来了新的活力,希望在他们身上。


“希望贵州散文诗彰显强劲、豪壮、神奇、峭丽的一面”


记 者: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文化绚烂多彩,您认为贵州应该如何有效利用民族文化或者资源发展文学、发展散文诗?

徐成淼:首先要纠正一个偏见,就是把民族文化看成是与现代文化对立的东西。实际上,许多新进的,属于新时代、新世界的文化,正蕴含在民族文化之中。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有不少来自第三世界。他们都不是西方国家、西方文学的代表,却在文学道路上走在了时代和世界的前列。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也是这样。贵州傩戏,被称之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傩戏面具的夸张变形,正是现代美术的显著特色;贵州少数民族的蜡染、服饰、刺绣,内含许多现代艺术符号;贵州侗族大歌的多声部和声,令欧美音乐界叹为观止。

在从本土文化中汲取养分方面,贵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贵州多的是溶洞瀑布,悬崖陡坎,峡谷危石,丛莽密林。这是一块威猛而极具个性的土地,自然环境把这里的人们磨砺得更为刚强,更为坚韧。有不屈的意志,有坚忍不拔的灵魂,有更强烈的美好生活的愿望。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刚而不俗,美而不媚,喷涌着一股浓烈的生命之火。贵州作家理当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更多的文化艺术营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希望贵州散文诗进一步彰显强劲、豪壮、神奇、峭丽的一面,写出更多直抵人心的大起大落的伟岸篇章!


“责任和担当是‘现代性转变’的基本内涵”


记 者:近些年,您写了一系列呼吁散文诗“质的飞跃”和“现代性转变”的评论和论文,您能谈谈“质的飞跃”和“现代性转变”的具体内容和做法吗?您强调“现代性转变”会不会距离精神和传统的东西越来越远?

徐成淼:所谓散文诗的现代性,是指作品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基质的总体倾向。它以现代语言,反映事物的多义性和复杂性;表达的,是现代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角度和方式;抒发的,是现代人的欢乐和忧伤,执著和迷惘。

以现代的姿态表达题旨,其意义的边界是开放的,它有无数通向理解彼岸的途径,有着诞生更多生命形态的可能性。世俗的实况经过现代艺术的提炼和蒸馏,升华为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考,继而从一个高度跃向另一个高度。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把现代性转变和本土的东西对立起来,而应当从本土文化中挖掘出现代的内核。贵州地处偏远、山高水深。但这样的地方在文化和文学上并不注定要落后,很多时候恰恰有可能走在时代的前沿。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生活在向太空迈进的时代,生活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作家和诗人,有责任和担当,写出无愧于全新时代的杰出作品。这正是“现代性转变”的基本内涵。


“我自信我的散文可以比散文诗写得更好”


记 者:您除了写散文诗,同时也写散文。2002年,您获得“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年,您的《渡口对岸是沈从文》入选《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对于散文方面的成就,您如何看待?

徐成淼:我说过我自信我的散文可以比散文诗写得更好。为此一开始我就把起点定得很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连续二十来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在《散文》《散文百家》《散文天地》《海燕·都市散文》《散文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作品。作品多次被《散文》年选采用,还曾入选《读者》《青年文摘》《中华文学选刊》《新世纪文学选刊》《百年美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大系》《世界散文宝库》等重要选本。曾获 “中华精短散文大赛奖”“华夏散文大赛奖”等。2017年,《贵州作家》第二期“点击名家”栏目发表《徐成淼散文选》,以四万字集中推出我的十一篇散文和两篇专家论评。说明我的散文写作是有成绩的,受到学界的肯定。在散文理论研究方面,我有一系列论文在《文史哲》《散文》《贵州大学学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还在文学理论专著《再造梦想》中以整整一章作散文专题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曾获冰心散文奖、贵州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贵州省文艺奖等。 

责任编辑: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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