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节婷：您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的，您还记得当初发表第一首诗歌时的心情吗？

田湘：发表第一首诗歌不太记得了，好像是在河池《金城》杂志，也可能是在宜州《宜苑》杂志，是组诗。银建军老师还帮我写了一篇评论。我记得第一笔稿费是8元，相当于当时半个月工资。我得了稿费，凡一平也得了稿费，是30元，比我们多。他的那首《一个小学教师之死》发表在《诗刊》上，是我们学校发表诗歌层级最高的。我们就买菜买酒到李果河老师家庆贺，当时很开心。那应该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了。

陆节婷：“我一直怀着愧疚/以为是我忘记了它/其实是它，早已把我遗忘。”这是您的《老站房》里的诗句，很真切，令人感动。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写了你的故乡就写了世界”，请问您的故乡给了您多少创作食粮？

田湘：我出生在侧岭火车站，那里地处当时的河池与南丹两县交界。铁路生活给了我无限的创作灵感。我写了很多铁路题材的诗歌，这些诗是我较好的一部分。因铁路改线，侧岭火车站已不存在。三年前，我回家乡，写了一首诗歌《老站房》和一篇散文《寻找消失的火车站》。八十年代写了一首《车过小站》，那是写我父亲的，现在读来依然感动。我还写了一些高铁题材的诗歌，广州到南宁的高铁杂志上就有。《爱在旅途》这首歌是根据我的诗歌改编的，全国卡拉OK曲库里都有，火车上也经常播放。

陆节婷：《爱在旅途》我在火车上听过，好像是在成都返回南宁的火车上。当时听到您的名字心想这个人我认识，当时就好激动。您在访谈录《遇见你，再也放不下》中说到“1980考入河池师专数学科被传染成‘诗歌患者’，写了一些诗并发表，后来降级转到中文科”。您是怎样被传染成“诗歌患者”的？

田湘：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时代，更是诗歌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爱好文学，都读诗和小说。当年的明星不是歌唱家、演员，诗人和小说家的名气要比他们大，北岛、顾城、舒婷去到哪里，哪里就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小说家也很受追捧。80年代末期，歌星、影星、笑星慢慢走红，媚俗文化兴起，高雅文学逐渐受冷落。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耻辱。文学是所有文化之母，没有文学的基础很多东西就不成样子。如果媚俗文化占领国家就是这个国家的悲哀。80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所有的人都会去读文学作品，都会受到文学的熏陶，都会在这个氛围里自觉不自觉地去创作。我那时学的虽然是数学，但也写了一些诗发表，中文科的领导就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转到中文科，我说当然愿意啊。我算是一个幸运者吧，是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使我跟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陆节婷：今天我在学校食堂遇见一个女生，她说她连降两级转到中文系来和2017级的新生一起学习，当时我就想起了您。看来在文学面前真的需要勇气，但愿她将来有好的发展。

田湘：你无妨叫她来聊聊啊。

陆节婷：在河池师专读书期间，您和凡一平老师一起创办了“新笛文学社”，为什么取名“新笛”？和我们说说那一段珍贵的与诗歌有关的青春往事吧。

田湘：新笛文学社严格意义说是我和凡一平一起创办的，当时他在《诗刊》发表了《一个小学教师之死》，我也发表了一些诗歌，在师专已小有名气。在活动方面，我比他活跃些，我找他商量创办文学社，他很乐意。诗社取什么名，我们商量了许久，从学校走到以前的玻钢厂，走了两三个来回。后来想到一句诗“羌笛何须怨杨柳”，觉得以古诗为背景，取“羌笛”的笛有古韵的传承，将之聚焦到这个新的时代，于是“新笛文学社”就这样诞生了。我当时任社长，凡一平任副社长，后来东西也任副社长。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文学社诞生了广西最优秀的作家。东西现在是广西作协主席，也是中国最著名作家之一，前不久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驻校，他还多次应邀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已经走向世界了。凡一平是广西作协副主席，在中国的小说界和影视界都小有名气，他现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本人也兼任广西作协、中国铁路作协副主席和全国公安文联诗歌分会副主席。我们都是从这个文学社走出来，我们都怀着对母校的感恩之心。这段历史永远值得珍藏。可惜“新笛文学社”不存在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陆节婷：从东西、凡一平和您，到何述强、黄土路、杨合、剑书、寒云等，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走出一批高水平作家，您对此和今后的发展怎么看？

田湘：河池师专，我还是习惯叫河池师专不习惯叫河池学院，我的简历还填河池师专。没有母校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时母校营造一个很好的文学氛围，学校当时不叫“系”叫“科”，他们很注重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启蒙和帮助我们搞创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刘启真、韦启良、李果河、银建军、吴景岚等几位老师。当时刘启真老师是中文科主任，教外国文学，很有才华，是他帮我从数学科转到中文科。我刚转科，他就得癌症去世了，非常遗憾。韦启良老师接任刘老，担任中文科主任，后来担任校长，他是公认最有才华的老师，讲座非常精彩，可惜也得癌症去世了。李果河老师为人热情，常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但菜大都是我们自己买（笑）。银建军老师教文学概论，我的第一组诗就是他写的评论。他后来当了校长，对文学一直很重视。吴景岚老师就像学生的母亲，非常和蔼可亲。当时的河池师专聚集了一批顶尖老师，正因有一批对文学倾情投入、非常有才华的老师，才培养了我们的文学情怀和素养，才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母校对我们帮助很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至于今后的发展，我不敢说，取决于多种因素，既要有领导重视，又要有水平较高的老师，更要有一批执著的学生。好在学校文学社一直很活跃，虽然名字改了，以前叫“新笛”现在叫“南楼丹霞”、“堆云”等。名字改了不重要，文学社存在就会有一批文学爱好者，如果路子对了就有发展的可能。关键要坚守，没有坚守可能就会彻底与文学告别。当然，文学创作能够走出来的人，必须具备很多素质，包括知识储备和创作实践，要大量阅读中外名著，大量进行写作。只要坚守，只要路子对了，一定后继有人。

在这里，我也顺便谈谈我的创作体会。我认为，文学是对人类生命的哲学思考。不仅是思考，还要加入哲学，有辩证有深度的东西。生与死、爱与恨，苦难与欢乐、战争与和平，文学永远离不开这些元素，选择什么元素为题材创作，熟悉什么或对什么悟得更透就写什么，这样才有份量。小说要塑造人物，其实诗歌也不能忽略。诗歌与小说不一样，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完整的人物。但是，诗歌也要有叙事性，把一个人的瞬间或一种情感的瞬间用诗歌的语言叙说出来。所以诗歌也好小说也好都离不开人物和情感，像我写《雪人》，短短的十句话就把一个人对人生的感悟写出来了。这首诗影响蛮大，各地诗歌朗诵会都喜欢朗读这首诗。前几天，广东朗诵家协会为我搞了个朗诵专场，是线上线下，线下是现场朗诵，线上是通过网络发布，还有老师点评。他们不仅朗诵《雪人》，还朗诵《残花》《行走的树》《沉香》等，评价都不错。

陆节婷：20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把诗歌推到社会边缘，在那个“非诗的时代”，您和许多诗人选择与诗歌分手。2004年您回归诗坛，我觉得您很勇敢，是什么际遇让您重返诗坛？当您重新开始写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顾虑呢？

田湘：我80年代毕业以后，分到一个跟文学没有关系的单位，在这个单位写诗就是不务正业吧，不务正业领导就不喜欢。因去参加采风去写诗，领导不高兴，就把我踹到基层去了。我当时想，如果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我也不怕，但我没有信心让自己成为像李白杜甫这样优秀的诗人，既然成不了伟大的作家，又何苦去挣扎呢，还是好好工作吧。于是我就努力为单位写点宣传文章，在各种报刊发表出来，得到领导认可，这样我又从基层调到机关，不久还当上领导。这个代价当然很大，至少因此十五年我跟诗歌绝了缘。当然，那个年代虽然不写诗，但我还在读。为什么2004年回归时，一下子就入门了？就是因为我的情怀还在，一直在阅读诗歌。2004年，东西、凡一平已经是文坛巨匠了，那时东西已获得鲁迅文学奖，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凡一平的作品也拍成电影，《寻枪》已在全国热播。他们经常嘲笑我这个当年的社长。有一次，东西刺激我，说我经常背诵徐志摩的诗，让我背背自己的诗，我一首都背不了。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写一些自己能背下的诗。我努力这么做，确实有了收获，到2014年我已出版四部诗集，还有幸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这两年，我又出版两部诗集，已经有六部了，收获是很大的。

重新开始写诗，我是有点顾虑的，因为我已在领导岗位上，东西经常提醒我，让我不要给单位知道，怕影响我。有一年我出了诗集，广西文联领导拨款为我开研讨会，我也答应了，后来考虑再三，还是取消了。当然形势已发生变化，现在提倡文化自信，搞文学创作再也不用藏着掖着、担惊受怕了。

陆节婷：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对您影响非常大，朋友在您的写作生涯中也相当重要，如东西、凡一平老师一直激励着您，您觉得环境与朋友哪个对您影响更大？

田湘：两者都重要。为什么广西民大和河池师专出作家多？说明环境很重要。如果没有河池师专这个氛围，就没有那么多文学爱好者，就不可能成就东西和凡一平。环境会影响一批有文学情怀的人坚定走上文学道路。也正因有东西、凡一平，让我重新回归文学。

陆节婷：著名诗人、评论家李犁说“田湘的诗歌是有电的，这是说他的激情如闪电和雷霆，让他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敏锐地发现诗，并迸溅出电花”；著名作家东西说“他不是‘悬空派’，而是站在地上特别真实甚至有点天真的诗人”；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说“他写出了生命的热烈与凉意”。您对这样的评价有何看法？

田湘：我觉得他们的评价都太高了，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我同意李犁“诗歌是有电的”说法，如果别人读你的诗没有触电的感觉，这首诗就不成功。就像谈恋爱，没有感觉怎么谈。所以一定要有触电的感觉，它一定能够触碰你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这是写诗要把握的基本要素。诗歌绝不是平淡文字的组合，这样的诗歌不是好诗歌。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很平淡的，要在平常中发现不平常的东西，确实不容易，需要诗人去挖掘。看似平常的事物可能隐藏着惊涛骇浪，你能发现它并使之成为诗，才是一个优秀诗人。平庸的作者往往觉得生活太枯燥、太平淡了，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优秀的作家就不一样，他能把日常生活写得很精彩。我最近一首诗《小草不是风的奴仆》获得较大成功。小草被写的太多了，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写过，怎么突破？我把小草视为风的语言而不是奴仆，小草倒下是告诉你风的方向，而不会像树枝折断自己；小草有故乡，有一厘米的国土，它生在哪里就会死在哪里，而不会听从风的指令去流浪；小草细小的腰看似柔弱，却能与十二级台风共舞。这样写小草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又如《雪人》，写雪飘下的瞬间让头发变白，由此联想到老，转而写到镜子里的白发，真正看到自己老了，不禁悲从中来。但作为热爱生活的人，又怎么忍心让自己老去？所以他一直在坚守，等待奇迹出现。优秀作家一定要有发现力，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看到隐藏的秘密。东西说我不是“悬空派”，是站在地上特别真实甚至有点天真的诗人，我承认这点。创作离开了现实离开了生活，就没有根了，而没有天真就失去了激情和童心，就会缺乏好奇心和敏锐力，很难成为一个好诗人。怎么保持就看你的心态了，越是阅历丰富，越有沧桑感，就越要保持童心，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如果对现实生活厌倦排斥了，你肯定不会热爱了，不热爱你还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吗？

陆节婷：这个“生命的热烈”我是懂得的，我读过你的很多诗歌，里面包含着对生活生命的热爱，但是这个“凉意”我就不太能读出来。

田湘：我的很多诗歌都是先抑后扬的，先写一种悲伤的东西，又把它从悲伤中解救出来。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救赎，不能让读者或者自己走向死亡，你要给读者一种希望，从苦难中看到希望。为什么我写沉香，沉香是历经苦难而结成的不朽之香，是一种生命的升华。我们要像沉香一样，从苦难中走出来。人活着就有苦难，是害怕孤独的。如果今晚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书看也没人跟你交流，你是不是很孤独？人生的凉意就在这里，怎么办？这正是我要回答的。如果作家只看到生活的悲凉和阴暗的一面，而看不到光明，这个作家就不可能走得出去。生活既有光明幸福的一面，也有阴暗苦难的一面。看不到阴暗苦难的一面，就不是真实的，你写的东西就缺乏对人生的理解。但是你写苦难一定要写出去，要给人看到希望看到美好。为什么那么多写苦难的小说写得很成功？如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余华的《活着》、东西的《篡改的命》等，几乎把苦难写到了极致，但他又让你在苦难中看到希望，在丑恶中看到善美，这就是走出来了。

陆节婷：您以抒情诗见长，但是像《雪人》《嗍螺蛳》这样的诗歌出现了叙事性，您如何看待叙事与抒情的关系？

田湘：我以前写的大都是较直白的抒情诗，很少有叙事性的诗。2014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他们对我的诗提了些意见，说我的诗太直白，应该通过一些叙事或隐喻来表达。之前我有一种观点，诗不能太晦涩，要让人读得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却忽略了一点：含蓄之美。我跟别人不一样，更喜欢、李白、白居易的诗，既直白又深远，写诗写到这种境界才是最高的。很多人的诗虽然写的非常好，但只有文人读得懂，老百姓读不懂，有的诗老百姓读得懂文人又觉得太直白，不喜欢。你看汪国真的诗老百姓都喜欢，但是他却走不进文学史。他的诗有人生哲理，但太直白，有人认为不是诗，是格言警句。写诗，我认为要达到这种境界，即文人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就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妇孺皆知，人人都读得懂。李白大部分的诗是人人都读得懂的，当然他也有深奥的诗，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文人才读得懂的诗。经过在鲁院的思考，我有了新目标，在诗中加入了叙事性，于是就有了《雪人》和《嗍螺蛳》，这是谁都读得懂的。这几年我一直往这方面努力，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创作出一批文人老百姓都认可的作品。

陆节婷：您的诗歌题材范围广泛，其中铁路题材的诗占比重较大，您有过专写这个方向并将其形成一系列重磅出击诗坛的打算吗？

田湘：没有，如果要出一本诗集可能差不多够。铁路题材的诗是我写得比较多，也是比较好的一部分，但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应该是情诗。诗人、翻译家北塔和评论家荣光启都认为，我的情诗写得最好。我前面说过，文学无非是写生与死，爱与恨，苦难与欢乐，战争与和平。写生和死不是我的强项，特别是死亡，我不愿意去面对死亡的东西。战争与和平，我体会不多，苦难与欢乐每个人都有，我写的诗有很多苦难成分，沉香就是写苦难的，但多是从情感角度来写。爱情是永恒主题，我大部分诗歌几乎以爱情作为载体，哪怕铁路题材的也不例外。我生长在铁路、工作在铁路，对铁路有一种特殊情怀，促使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诗歌，这是我的优势。有的诗确实写得不错，如《老站房》《车过小站》《养路工》等，但不见得是我最好的。

陆节婷：那你有没有写散文或者写小说的打算？你好像写过一篇散文是关于小站的。

田湘：散文写过一篇《寻找消失的火车站》，是《广西文学》杂志“重返故乡”栏目约稿，小说我从未写过。主要是时间问题，我工作较忙，不可能同时有这么多爱好。诗歌相对用的时间较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写出来。小说则需要经过构思和很长时间的创作，我没有这个精力。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天生具备诗人的气质，没有小说家的气质，编故事不是我的强项。

陆节婷：最后一个问题了，我记得《国际汉语诗歌》2014卷收录了您的一些诗，您的汉英诗集《雪人》也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6年您曾到捷克参加第36届世界诗人大会并对欧洲五国进行文化访问。您觉得中国现代诗要达到怎么样的水平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呢？

田湘：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走向世界还要走很长的路，虽然我们有一个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中国作家获这种国际性的大奖还是非常少的，诗人一个还没有。到底是中国的文学还没达到这个水平还是我们宣传推介的力度不够？这个我说不清楚。我是喜欢阅读的人，除了大量读诗之外，一年大概要读十几本中外小说名著。应该说，中国不乏好小说，如《陆犯焉识》《活着》《马桥词典》《废都》《篡改的命》《没有语言的生活》等，它们并不亚于世界小说名著，可能是翻译或推介等问题，导致中国小说走不出去。同样，中国也不乏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如舒婷、北岛、欧阳江河、于坚、大解等，也无法真正走出国门。当然走不出去可能还有其它原因，中国人比较浮躁和功利。有几个数据可以证明，一是读书。以色列人年人均读书64本，日本人均读书40本，法国大概20本，中国号称“文明古国”，人均读书才4.5本。这4.5本，我认为基本是学生和少数文化人读的。二是文化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百分之三十，中国的文化产业只占GDP百分之四，差距太大了。三是文化出口。我们与美国，文化出口与进口比，大概是一比十，差距也很大。这些数据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包括我们国民的素质，功利思想太重，对文化不重视，有时间不是用来读书，写作的人更少。为什么我们的网络很发达，微信很发达，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玩手机，玩游戏，玩微信。我看欧洲人很少拿手机来玩，都是看书的多，这就是差别。如果我们不去读中外名著，不沉下来思考，天天在玩手机，搞快餐文化，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