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女子留在人们印象中的经典姿态，是临窗织布。而当北朝女子花木兰停下手中活计，让叹息声而不是织布声飘荡到窗外世界时，生活的日常性出现变奏，值得书写的戏剧就此拉开了帷幕。

不过，这种戏剧，最早是在对女子自身行为的互文性书写中被开启的。因为在当时，北朝民歌还有 《折杨柳枝歌》，向人们打开的是这样的画面：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这里的女子虽然也临窗、也织布、也停下手里的活计想心事，同样把自己的叹息声传到窗外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但是，她所思所想所焦虑的，是为何母亲没有信守承诺把自己嫁出去，想的是女子个人的终身大事。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在乐府诗中，类似“何所思”“何所忆”“有所思”“有所忆”这样的词语，并不泛指人的一般思维活动，而是有特指对象的，大多涉及了男女相思。特别是当诗歌围绕女子的心理活动而展开，那就必然涉及女子怀春的主题。但是，相比于这些女子对个人终身大事的焦虑，在窗下停机叹息的花木兰，考虑的却是在父亲年老、弟弟尚幼的情况下，如何替父从军，把家庭大事、国家大事主动承担起来。

当然，我不是说女子想自己的终身大事就不应该、没出息，而是说，当这样的所思所想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时，它就失去了让文学书写进一步展开的动力。于是，关于女子想个人心思的 《折杨柳枝歌》 虽然也流传下来，但它的意义，更多地是作为 《木兰诗》 的背景而存在，比如当代一些乐府诗的选本很少选入 《折杨柳枝歌》 这八句，学者们也只是在研究 《木兰诗》 时才提到它，目的是把有名有姓的花木兰凸显到舞台中央，让她熠熠生辉。犹如希腊悲剧中没有姓名的合唱演员，虽然重要，但目的主要是烘托出现在他们群体前面的一些特殊个体。

花木兰虽是女子中特殊的一个，但毕竟还是女子，所以 《木兰诗》 在充分展现她的英雄气时，也把她的女儿情渲染得十分到位。

写她织布时心思的展开、写她决定替父从军后去各处置办出征装备 (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为国参军还需自带装备) 的忙碌，表现出女性心思的细密周详。而更有特色的，是写她辞别家乡和亲人，一路风餐露宿，歌词对此不忌重复，反复书写，既是民歌反复渲染的回肠荡气，也是人物情感的绵长：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在这里，变换的是地点和异地野外的风物景观，但时间是循环的、重现的，是早与晚的轮回。与之相匹配的，是父母叫唤女儿的声音，与异地的风物景观交织在一起，一直萦绕在花木兰耳边，久久无法散去。所以，“不闻”和“但闻”之间的关系，对情义绵长的女主人公来说，就不是“无”和“有”的关系，而是记忆中的“有”和现实中的“有”交替出现、甚至是一种幻听式的叠加。在这两种“有”中，是家的温馨祥和之气和异地原野的肃杀之气形成的鲜明对照，并统一纳入花木兰的主观感觉，形成一种英雄气和儿女情兼容自洽的特有气质。

关于她长年艰苦在外英勇杀敌建功卓著，诗歌只用“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寥寥数语带过。而对她归来到家情形，则用了较多笔墨：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家人迎接木兰归来以及木兰换装的片刻时光，所用笔墨远超过她十年在外征战。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民歌是站在和平、站在百姓安居乐业的立场来写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的，所以，表现女英雄花木兰能够建立战功又毫发无损回到家乡与亲人重聚，成了一件更值得大书特书的喜事。如同潜在的怀春女子曾经衬托了木兰的胸有大志，此刻，木兰戎马生涯的艰苦也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和远景，衬托了她得胜归来与家人共同沉浸于当下的欢悦。

后来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是从这一意义上，套用了类似模式，在 《草堂》 一诗中，来描写和平到来得以重归居所的欣喜：

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

只不过，在 《木兰诗》 中，“我”的行为，从“爷娘闻女来”的“女”这一家人称谓中分离出来，并以后部分突然出现的这第一人称的反复书写，写尽了木兰自身的得意和回归自身的亲切。更重要的，也比杜甫 《草堂》 诗更复杂的是，这里除了有一个女子向自己家庭的归来，还有一个真实的“我”由曾经的他者“男相”向女子本身的回归。

花木兰是女儿中的英雄，也是英雄中的女儿，所以她超越了女性，也调侃了男性。作为一个女性，她能走出家庭，建功立业；而她的建功立业，又不同于一般男子那样，是为了觅赏封侯。她拒绝尚书郎官位，只愿意回归家乡与亲人团聚，似乎又显示了她儿女情长的本色。而重新换上女装，出现在伙伴面前，让伙伴目瞪口呆，也调侃了这些伙伴的粗心大意，多少显得木兰还有顽皮和幽默的一面。

由于北朝时代对女子的戒律相对宽松，也不需要缠足，使得花木兰走出家门替父从军相对要容易些，但宋元以后，这种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当明代徐文长在 《四声猿》 中写“雌木兰替父从军”这出戏时，如何把脚放大以便征战，之后又让脚缩小顺利嫁人，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技术问题，虽然徐文长让木兰用祖传秘方来解决这一难题近乎儿戏，但绝不因此说，《木兰诗》 中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男主外、女主内的古代社会习俗，使得女性无法从根本上拆除走向社会的藩篱。花木兰的时代既不需要缠足，也比后世少些清规戒律，但她出远门从军仍然不得不易容换装成男人，她毕竟无法以自己的女儿身理直气壮走向外面的广阔世界。她的女扮男装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由花木兰女扮男装演绎出的各种戏剧性，都是被当时社会现实逼出来的，而艺术地展示这种戏剧性，同时也是在深刻展现构成这种戏剧性基础的严峻现实。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