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地，我无法把人和写作二者分割开来。如果我只是喜欢某个人的写作，而不是喜欢那个人，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写得不错，而其人很可怕，我会是第一个寻找证据证实其可怕的人。               ——约瑟夫•布罗茨基

一般地谈论诗歌与人，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这首先是因为，要谈就得如苏珊•桑塔格所言，“必须矛盾地谈”，因为“艺术中的真实是，其对立面也同样真实”（王尔德语）。这就极易滑入廉价的相对主义泥淖，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只能“换脚站”，只能是在矛盾之中寻找立足点，别无他途；也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分割诗歌与人二者来谈。说到底，“生活和创作并不是两种天分，而是同样的能力。而且我们很确定那种只能生产出肤浅作品的才情，也只可撑起一种轻薄的生命。”加谬将此说得再深刻不过了。事实上，没有一个写作者的生活最终不会影响到他的写作；也没有一个人写作中的问题，不会在他的生活中露出蛛丝马迹。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察感受和判断：我认为现在写得好的人其实很多，当然不只是指那些浮在面上的各种“大咖”。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会读到一首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水准不低的“好诗”，只不过它们往往淹没在潮水般的平庸之作里。这本身当然就是一种矛盾现象。我想说的是，现代汉语诗歌，从整体上看，的确水平可观，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只是与它获得的认可不大相称，这里可能有一个大环境或者说时代氛围与价值取向的问题，往小了说至少还有批评与教育等等层面的问题。至于读者，“读者总是对的”，读者有什么错呢？毕竟不能逮捕他们、起诉他们。再说诗歌的功能的确也已经大大地分化，对于诗歌的传播和接受还是不能期望获得类似明星绯闻那样的效应，也不应该具有那样的效果。需要警惕的也许恰恰是，人们的关注发生在诗人身上，而不是冲着诗歌。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那些成天诋毁现代汉诗的“憎恨派”，他们要么是一叶障目，要么从来不读诗或者阅读严重不够，却又热衷于扒粪和泼脏水，是完全不必当真的。 

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的诗歌就没有问题了呢？我不认为；相反，存在的问题我以为还很严重，甚至任何一个睁了眼看的人都不可能熟视无睹。

首先我看到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浓厚的怀疑和虚无主义的蔓延，它严重污染、弱化了我们的诗歌和诗人的心灵。从八十年代开始，应该说我们都是北岛那一代诗歌的受益者。在北岛一代人那里，“我不相信”的强音背后，仍然存在某些起码的肯定性。我不相信天是蓝的，至少相信天应该是蓝的。我不相信梦是假的，就是相信梦是真的。“不相信”对应着“相信”，“否定”是“肯定”的曲折表达。现在倒是少有人大声喊出“我不相信”了，却有可能是真的什么也“不相信”。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大概就是相信资本和权力。如此，在否定和肯定之间，就完全丧失了一种张力。借用德勒兹的话说，就是从北岛那样一种的“积极否定”，沦落成了一种“消极否定”。这就是主体性的问题，它必然体现在文本方面。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一直欣赏的一些人，他们可以公然说出他们对“意义”的拒绝，对诗歌思想性的拒绝。诗人西川大概也有这方面的感受，他的一个访谈文章的标题就是：“学会欣赏思想之美”。不过我倒是很理解如此拒绝的原因，但那只是原因并不能构成其正当的理由。因为“意义”或“思想的价值”，就如地上的“道”，地上本没有道，不成其为不需要道、不能有道的理由。从“不相信“”到“不相信”是简单的，只需要一股虚无党的“勇气”或沮丧，从“不相信”到“相信”却需要极其复杂而艰苦的寻觅和建设。说实话，我认为许多人的诗歌写作之所以停滞、不能继续提升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如前所述，我把这理解为一个“道”的层面的问题。然而，超越的道路在哪里？和解如何可能？也许，我们从来不缺智慧，只是缺一点精神。

与此相对应的，是诗人们越来越不重视后天的修为、后天的知识、乃至经验（包括间接经验）的吸收、吸纳和整合，转而片面强调所谓天才、才华、才气或天赋，却往往羞于提及“才能”“修养”“学习”等等。毋庸置疑，天才、天分、天赋的确存在（谁也否定不了），而且对于诗歌写作，不可或缺。但是也必须承认，在实际的写作、特别是长久、自觉和专业一些的诗歌写作中，所谓天赋很可能更是一种教养和气质使然，将它过度神秘化不仅没有必要，可能更带来不利的影响。如同气质也不是绝对先天的，天赋主要还是一种后天的养成。比如一个叛逆的人，如果不是遭遇了太多他者的歧视和压抑，也许就是一个和顺的人。而一个人之所以江郎才尽，往往不过是资源用尽又没有充电。再看看那些随意兜售天才帽子的行为，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波德莱尔、惠特曼、卡夫卡这样一些名字的话，肯定不免要遭遇来自高处的一声冷笑。这不是说将不再有天才，而是说天才将不再廉价。罕见的天才不常有，这几乎是一个不必强调的事实。为什么不把对于天才的过分悬想，落实为标准、实在而可靠的才能呢？实际上，我看到的是，由于不相信学习、不相信经典，不少诗人正在丧失起码的热情和敬畏之心，无论是对于经典之作，还是对于大师。

有一个对立的、混乱的说法：诗歌应该拒绝知识；也即将诗歌与知识对立起来。如果说“诗即经验”（包括情感经验，而且更多的是说情感经验），经验是无所不包的，诗当然也应如此。而一切经验经由提炼、表达和记录，必然成为知识，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知识。诗歌拒绝知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说法要想通顺只需在“知识”前面加上一个定语，诗歌拒绝无聊、不具灵性、僵死、陈旧的知识，因为诗歌的天性喜欢新颖、喜欢独特，更加倚重由一次性的经验转化而来的知识，并且天然地反对掉书袋、卖弄学识，厌恶以学为诗，搞“无一字无来历”的阉割术。所以，对立是荒谬的；也许应该说，诗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它以诗人的生命做材料，以生命的体验与经验（包括他者的间接体验）为知识的途径，诗歌不可能也不应该排斥知识。

悖谬的也许更在于，在一个充分强调个性化的时代，我们当前的汉语诗歌写作，同时却存在突出的、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千人一面、大同小异，乃至在语调、句式等等方面呈现相当严重的雷同和疑似，大量缺乏真实体验、直接经验的“二手写作”充斥，而稍具原创性的写作迅速被复制，缺少诗性或者有意回避诗性（以先锋自居！）的分行散文公然以各种名目招摇过市（这其实有辱散文）。自八十年代起一度获得诗人共识并有效提升了一些优秀诗人的“语言自觉意识”，现在有越来越淡漠的趋势，我想这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比如，在取消了语言外在和基本的节奏、韵律之后，大量作品更失去了内在的节奏和韵律，流行的会话体、自白体、段子体，则完全放弃了诗歌赖以存在、使诗成其为诗的形式要件，如此，既掩饰不了作品的空洞，又徒增一层新的乏味无趣。读者发出“这还是诗吗？”的质疑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诗歌之内是取消写作的难度，诗歌之外就是耍尽各种小聪明，各种投机各种取巧。比如，有的人诗歌写作乏力乃至无以为继后，小小的虚荣心却在膨胀。那么如何指望别人看到他的作品里那些没有的东西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知名度，指望由知名度转换而来的阅读期待值。因为失去这个阅读期待，他所写的那些东西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再如，有人也许会认为，诗歌是没有标准的，只要吆喝就是。诗歌固然不存在一个绝对、一成不变的标准，但是变中也有不变，古今中外那些深入人心的诗歌，在世代之中流传的那一部分诗歌，从来都是传真不传伪、从来不是靠“蒙”的；而且应当说，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诗歌的标准不仅真实地存在，而且赫然存在着一个精神的等级制。甚至可以说，正是意识到这样一个等级的存在，有人才总是利用熟人网络、人情社会的特点，试图建立起一个俱乐部式的等级制来冒充那个精神的等级制，似乎你入伙了，就是跟某某平起平坐的级别，这是相当自欺而虚妄的。我们需要警惕和反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势利眼的不良习性，因为它把精神的等级制降格为一个庸俗而懒惰的标准而无须个人辛苦的判断。

尽管存在不少程度不同的问题，但是回到开头，无论诗歌与人，我仍然认为当前汉语的诗歌包括文学，也许处于历史上一个难得的良好时期。这是值得共同珍惜的机遇；或许“捍卫文学”的任务同时也已经成为诗人（作家）们难以回避的严峻主题。无论我们对创造力的理解如何不同，无论关于诗歌和文学的理念如何矛盾，正如苏珊•桑塔格在《文字的良心》里所说，“每一部有意义的文学作品，配得上文学这个名字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想，独一无二的声音。但文学是一种积累，它体现一种对于多元性、多样性、混杂性的理想。”——既有独一无二的个人声音，又能使这声音融入多元性、多样性的整体理想，这就是我认为的，成为一个诗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