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今天》杂志总第116期，获作者授权转发于中国诗歌网。

11月27日一早，我跟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南非诗人嘉贝巴·巴德伦、韩国诗人文贞姬以及前一天才从美国赶来的诗人顾爱玲、阿多尼斯的译者薛庆国一行赶往机场，从香港赴南京，去参加后两天安排在先锋书店（五台山店）的南京站活动。

在香港机场办登机牌，当文贞姬递上护照，突然被告知：你没有签证！……那么她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南京吗？相关规定带点儿敌意地显示说是的。不过一番周折后一条释放善意的特别规定被挖了出来——她可以转机的名义在南京停留三天……这个转机，在我们抵达南京时又来了那么一次，但是在经过更长久的仿佛无望的等待之后这才出现的。  

我注意到，于起飞和抵达的两座机场，在为处理这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而耗费的那么多时间里，阿多尼斯只是以置身事外的表情稍远地站在那里，蛮有把握地耐心等待着转机到来。想来他见多识广，经历沧桑，早已学会了平静地看待世事。87 岁高龄了，他竟然那么长时间一直站着而并无疲态，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我们对他一番称赞，令他更加兴致勃勃了。 

先锋书店的老总钱小华是个拍照狂，从他在机场外面迎接我们的第一分钟开始，就用手机差不多每隔三五分钟对着谁拍摄一下。无论你在乘车、走路、说话、观望、喝茶、吃饭或翻看一本书，钱小华都会到你跟前让你不要动，然后举起手机紧贴着自己的脸，把你瞄准，咔嚓一声把你变成一件有可能入选他即将出版的摄影集的肖像作品。他绝不放过这次要走进先锋书店的这几位诗人，我听到他不止一次这样关照（譬如，对顾爱玲）：“就剩你我还没拍，等会儿我把你也拍掉吧。”

阿多尼斯当然是重点关照对象，除了钱小华以其比专业狗仔队还要频密和贴身的方式始终跟拍着这位老诗人，各路媒体记者更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阿多尼斯身上。他被群访，被专访，被随时要求说点儿什么或至少有个表示，被摄像机事无巨细地记录，被许多人拉着合影，而为读者签名则是一门不停地重复仿佛永难做完的功课（有点像变体西西弗斯的劳作）。

到达南京已近下午四点，我们立即被邀往某商务楼里一个不小的空间，那儿的一张长条桌上，早就整整齐齐堆叠好（目测）大约五百本阿多尼斯的中译诗集。喝了几口茶，吃过一根香蕉，阿多尼斯便开始了一本一本在诗集扉页上签名的功课。他平静地做着机械运动，看上去很耐心，很无奈，仍然没有显出疲态。来自南非、韩国和美国的三位女诗人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用英语交谈。我问她们聊了些什么，顾爱玲告诉我她们都觉得，不要去做有名的诗人……

南京站继续“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7”的主题“古老的敌意”，28日晚上7点的讨论题为“诗歌与敌意”。进入先锋书店（五台山店），薛庆国就转达阿多尼斯的话，说他去过全世界那么多地方，很少碰到这么大的书店。而在这个罕见的大书店里，此时等候着太多的人，要来参与这场讨论。先锋书店变得拥挤，简直可说是人满为患了。

顾爱玲主持，以里尔克《安魂曲》里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 / 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引出话题。

文贞姬发言，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南北分裂的国家的南方，……中国有位诗人说过，在一个国家不幸的时候，充满了痛苦的时候，对于诗人来讲是一个幸运，从这个意义来讲的话，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诗人。”她又说：对诗来讲，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反复冗长的复杂，就是诗的敌意……  

嘉贝巴·巴德伦说话总是声音沉缓：“有的人说在日常的生活以及伟大的作品中间存在一种敌意，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敌意，但是我觉得这种敌意来自伟大的作品的一种饥饿感……在日常生活面前诗歌是有一种饥饿感的，诗歌可以说是以日常生活为食的，从日常生活中一丝一毫地吸取养分，因此诗歌从生活中把养分都攫取完了之后，日常生活就消失了。其实我们并不要说把诗歌当成一种敌人，要从诗歌的手上保护日常生活，而只是说在诗歌这个过于强大的存在面前，有的时候日常生活就变得过于苍白了。”

我提到了里尔克《安魂曲》的另一种汉译，那两句诗表述为：“因为现实与美好之间 / 总有一种古老的敌意”，而我同意这一表述。我甚至不认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有那种“敌意”的关系。诗是一种想象力，一种超现实的激情，其起因一定在于现实处境和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和否决，说是对现实的“敌意”也很恰当。一向有什么“悲痛出诗人”、“苦难出诗人”、“愤怒出诗人”的说法，说明“现实与美好之间”的“敌意”可以是产生诗歌、产生“伟大的作品”的一个缘由。我提及将近四十年前引发我开始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不妨把它叫做“敌意”。那是针对那时候我们的语言处境、诗歌处境的“敌意”，只要回顾一下当初中国大陆文革暴力语言充斥、红色转喻诗歌盛行的状况，就不难理解何以会有所谓“敌意”——这方面的“敌意”最为直接，的确也很“古老”——它当然还针对现实处境、生存处境和社会处境……它们迫使我去写出欲望中的“美好”、超现实的“美好”，去对照、对抗和改变丑陋的“现实”……

阿多尼斯同意我对“因为现实与美好之间 / 总有一种古老的敌意”的同意。“因为日常生活或现实，代表着已经完成的事情，”他说，“而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动物，所以他/她必定会对已经完成的，特别现实的东西表示不满。作为一种创造性能量的人，是存在于未来，而不是存在于现实，更不是存在于过去之中的。”

阿多尼斯又说：“本质上来说，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诗人，不断地在创造中超越现实迈向未来。我很愿意把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女朋友和男朋友，都愿意把你们称作诗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你们都是诗人。因为写诗也好，写作也好，或者工作也好，实际上都是存在对现实的改变。……改变现实，对现实不满是生活，构成生活的主要原则，那些不思改变的人，我们称之为保守者，要么称之为行尸走肉。在我看来，诗歌和现实之间、诗歌和日常生活之间与其说是存在着敌意，不如说这两者在较劲，无论是写诗也好，或者日常生活也好，我们人本质上都想超越。那么我们实际上真正的敌人是希望和现实构合的力量，比如说体现在写诗当中，希望在诗歌中再现现实，而不是超越现实这样的力量，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我看来美国诗歌里边，这种倾向就比较明显。因为美国诗歌，很多美国诗人他们写作是再现——是再现我们不满，甚至表示愤怒的现实。作为一个诗人，我反对的是诗歌完全符合现实，如果诗歌仅仅追求的是符合现实，那么我们必须要说现实其实比诗歌更加丰富，也就是说诗歌比现实更加贫乏，贫乏的诗歌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接着顾爱玲抛出一个问题，让四位诗人回答：“你们觉得面对日常生活，语言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障碍吗？”

嘉贝巴·巴德伦：“其实语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创造谜团，另外一种就是语言也有可能去刺破这个谜团，好的语言不一定是像阿多尼斯这样伟大的诗人写出来，也有可能是一个愤怒的乘客在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拿刀猛地划了一下，把椅子给划破了，这样有可能是发泄心中的不满，这种动作和行为，如果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有可能是诗歌。”

陈东东：“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语言构造出来的，在日常生活里语言既是通道，同时又是墙。譬如交通规则，它是一个强制约定，可以当作日常生活的语言的一个比喻。有时是绿灯，有时候是红灯。诗人的创造性活动却要越出界限，去创造新的语言。”

文贞姬：“……语言本身是一种存在，本来我们应该是可以借助语言，借助拥有更多的语言来拥有更丰富的生活，但是我们常常因为金钱或者因为其他的东西，为了更多地收集那些东西而丧失了对语言收集的能力。……我们来看一下日常使用的语言是什么样子的，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的生活是这么的苍白，这么的困乏，这么的无力，这么的单调。日常生活中不再使用丰富的语言，而是经常说吃饭吧、睡觉吧，洗澡去吧。所以这种生活在单调的语言中的生活，就像是生活在泥沼中猪的生活。我的学生或者我的读者经常会我，怎样才能写出好的诗歌来呢？我的回答是，不要为了写好诗而努力。你如果为写好诗而努力的话，你一定会失败的。”

阿多尼斯：“如果要把诗歌语言当作工具的话，那就把诗歌本身当作一种工具了，也就意味着诗歌脱离了诗意，诗歌变成了一种传媒，或一种广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说这个窗户是长方形的，这是停留在日常用语的层面上；如果我们说这个窗户是一个张开了怀抱的妇女，我们使用的就是诗歌的语言。如果我们把诗歌的语言仅仅当作工具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杀死诗歌，而这恰恰是我们时代的弊病，也恰恰，请允许我说，这是美国诗歌的弊病。”

既然又一次提到了美国诗歌，我就问顾爱玲要不要回应一下阿多尼斯。顾爱玲没有接茬（不过第二天下午同样在先锋书店的朗诵会上，当阿多尼斯第三次贬损美国诗歌的时候，她半开玩笑地说“我感觉阿多尼斯是在欺负我……”），径直将讨论引向了读者现场提问。其中有一个提问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正在写诗的中国年轻人，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几位诗人，我们 90 后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宗教信仰，国家留在我们身上的除了安定没有其他了。说实话，这对我们写诗是一种灾难，我们不想模仿前人和人为地制造苦难，那么我们还能写些什么？谢谢。”  

阿多尼斯：“忠告是走出书本，走出你所生活的主流文化，写自己的身体，写自己的背，写自己的皮肤、血液，写自己的忧虑。因为日常的生活也好，或者书本也好，往往会淹没我们，所以呢，我们应该从淹没我们的水中将自己拯救出来，应该走出媒体的文化，走出广告的文化，走入身体、梦想自己体验和自己内心提问的文化，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变成在黑暗之中闪闪发光的一道光源。我认为刚才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可能不仅仅表达的是中国的情况，在整个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这种情况，当然会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在我看来是程度的区别，而不是本质性的区别，现在主流的文化或者盛行的文化是要把我们人当作物，当作工具。那么在主流文化的先生们的眼里面，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不过是物品，或一件工具。所以诗歌的作用恰恰在于这里，就是拒绝把人工具化，拒绝把人物化的一些企图。”

文贞姬：“在我所在的国家有很多年轻人在写诗，但是我坦率地讲，没有比我更年轻的诗人，虽然有很多在年纪上在身体上非常年轻的人在写诗，他们利己，他们视野狭窄，他们那么想写困难的或很难懂的诗，很前卫的诗，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是非常衰老的。诗不是回答，是提问。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可能问题都是非常多的……请大家大胆地扔出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吧。”

嘉贝巴·巴德伦：“……你不要认为那种用恶毒的语言表达自己愤怒的诗才是好诗。我们在平静自由的生活中间，可能慢慢地会失去一种分辨力，人总是有惰性的，我们会容易接受相对比较平静的、安全的、合理的、自由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中间，能够更加关注那些有创造力的、有风险的、可能看上去不是那么风平浪静的东西，那些才是艺术的来源，是所有好的艺术的根源，不仅能创造出好的诗歌来，还能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生活的意义来。所以我对年轻诗人的建议就是即使在平静的生活中间，也要抵挡住那种懒惰的倾向，去选更有风险、更丰富的体验，这样你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来了。”

陈东东：“三位诗人已经给予刚才这个问题很充分的回答了，我没有想要补充的，我非常赞成他们的回答。我只是对这个提问者有点儿疑问——我不知道这位提问者，年轻的，应该是诗人吧，怎么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我们这个国度的现实，有这样的一种（除了安定没有其他的）感觉。我比较有疑问。提问者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崔健的一句歌词：‘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这位提问者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吧？没有感觉我不知道你还能怎么写诗……” 

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后，阿多尼斯迎来又一波签名、合影的浪潮（第二天下午在先锋书店的朗诵会前后，还有一波这样的浪潮在等待他）。离开先锋书店的时候，他告诉钱小华，他最好的肖像是北岛拍摄的，他要求把先锋书店里那幅他的头像取下来，换成北岛拍他的照片……回到宾馆，薛庆国被几位老友拉去叙旧，我陪着阿多尼斯走进了电梯。此时已是午夜，他终于露出疲态，我问他是不是觉得非常累，他听不懂汉语，但明白我在说什么，就用扬眉撇嘴耸肩来回答。突然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这位大诗人、老诗人开始做怪相，做鬼脸，把他逗趣的性情传达给我和缓缓上升的电梯。直到电梯停下，打开，阿多尼斯告别，朝他的房间走去。 

第二天早餐后，我在宾馆电梯里碰见了几个年轻人，他们跟我打招呼，说他们是远道而来，昨天晚上讨论的时候他们全都在场。在某个楼层他们下了电梯，电梯门合上的当口，其中一个回过头来说：“我们可是有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