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诗刊》社编选的《我听见了时间：崛起的中国90后诗人》正式出版发行。全书收录120位“90后”诗人共计约770首诗作。翻开这套诗选，最直观的印象正如作者之一郭月洲所写的“他们在发光”：每一张相片都充分展示整个集体的活力与自信，每一首诗歌都努力呈现最具个性的诗思与风格。此时，距“90后”诗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于《诗选刊》的2007年第11、12期合刊“90年代”小辑，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

10年来，“90后”诗人备受关注，也饱受争议。其受到诗坛持续关注的原因与其说是作品中呈现出了某种具有辨识度的集体记忆或总体风格，不如说是因其“新秀未茁”的身份。

从2007年末到2018年初，“90后”诗人似乎仍未走出漫长的青春期。而10年前，“90后”诗人却已经有了心智早熟、文词老辣的惊艳出场。正如张清华所说：“这确是语言和心智早熟的一代，仿佛越过了语言的青春而直达成年的头脑，读他们的诗无法不让我感到兴奋，并对汉语神奇的未来充满期待。”集中于“90后”诗人身上的早熟与“巨婴”的悖反其实释放了两个信号：首先，诗坛对于“90后”诗人仍然缺乏深刻认识，或者说仍然没有郑重对待；其次，“90后”诗人对于自身身份的确认也缺乏深层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只是停留在内部的互动。

“90后”诗人所受的争议首先是代际划分与命名的合法性问题。“90后”诗人指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至2000年之间出生的诗人。这一划分方法业已成为处理代际问题时便利而有效的操作系统，但同时意味着“90后”诗人的概念是被建构起来的，是不断生成的。这就需要批评家们在粗糙的代际划分的基础上进行更细致、更基于文学层面的处理，以挖掘其持久的生命力。“90后”诗人所受的另一方面质疑是这一集体尚未产生足具代表性的诗歌，甚至诗句。而诗坛给予其持续而大力扶持的重要背景，不仅有“90后”诗人自身的“崛起焦虑”，更有汉语新诗自身的“成熟焦虑”。

早在1998年，郑敏就在《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中论断：“汉语新诗在量与质方面都还是在幼儿阶段，前有古人的大师级作品相比，今有世界的众多成熟的作品要面对，而汉语新诗还在寻求自己的形象。”18年后，洪子诚在谈到新诗百年时依然感慨：“‘危机’和‘出路’每隔若干年就要旧调重弹。诗人和批评家被迫也要絮絮叨叨；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漫长、持续的纪念，在郑重、庄严之间也是无奈。”孙绍振在《新诗百年：未完成的中西诗艺转基因工程》中甚至有一个更为直观的推测：“也许，为成熟的新诗艺术加冕，还需要100年。”

在汉语新诗“成熟焦虑”的大背景下，诗坛对“90后”诗人的一系列扶持动作其实是汉语新诗的策略性转向——从回顾、总结转向展望、发现；从“各代都以为新诗从我开始的浮躁心态”转向诗歌火种的代际传递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非诗的争论与内耗转向“一个承认变，而又祥和的诗歌氛围”。

近年来，文学界纷纷聚焦“90后”：《诗刊》开辟“90后诗人特辑”、《人民文学》开设“九〇后”栏目、《文艺报》与《作品》联办“90后推90后”栏目等等。2017年12月，一篇名为《看完这些孩子的诗，甘拜下风》的推送刷爆了朋友圈，将姜馨贺、姜二嫚、铁头等一批“00后诗人”集体推到公众视野里。江山代有才人出，“00后”诗人的华丽登场，意味着“90后”诗人走出了“漫长的青春期”，从新秀变成“故材”。

10年来，诗坛对“90后”诗人的扶持就像尼采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说的“给天才以正确的教育和爱护”。虽然“天才的真正来源并不在教育之中”，但“如果没有这个庇护和温暖他的故乡，他将永不能展翅作他永恒的飞翔，而会被悲惨地困在时间之中，像一个流落在冬日荒原的异乡人，从贫瘠的土地上蹒跚离去”。诗坛对“90后”诗人的期许是具有独特嗓音、具有广泛影响力的“90后”诗人个体的脱颖而出；是“90后”诗人经过充分地准备与演练之后，与前代的诗人们同台争辉。在这个意义上，《我听见了时间》的出版既是对“90后诗人”的大规模展示，也是阶段性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