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上午，很多人前来送别屠岸。上官云 摄

20日上午，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在低徊的音乐声中，李敬泽、邵燕祥等一众文学界人士前来送别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屠岸。今年12月16日，这位爱诗、写诗、译诗的老人因病去世，走完了自己94年的人生之路。

屠岸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笔名叔牟，原名蒋壁厚，曾任《戏剧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等职务。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作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屠岸诗选》等。

一生中，屠岸有过多个头衔：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可他最为看重的称谓，大概还是“诗人”。不过，他没给自己挂过诗人的头衔。退休后，屠岸重新印制了名片，但只写自己是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他认为“诗人”的称号很神圣，自己还不够。

《屠岸诗文集》(8卷本)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生前在接受采访时，屠岸也不止一次提到对诗歌的痴迷，“儿时，母亲教我用常州读音“像唱山歌一样”诵读《唐诗三百首》，那个时候我就深深喜欢上诗歌了。上初一时，我写出了第一首诗《北风》”。

上高中时，屠岸迷上了英文诗，便把功课放在一边，沉湎于创作半通不通的英文诗。为此弄得昏天黑地，如痴如醉，竟然边走路边作诗，因为冥思苦想合乎格律的英文单词，曾两次撞到路边的树干上。

“我与屠岸先生联系不多，但他对诗歌的热爱是肯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室主任付如初曾经看过屠岸口述的作品《生正逢时》，对其有一定了解，“从书里就能感受到他对诗歌的喜欢”。

在同事、朋友的眼中，“诗爱者”屠岸虽然当了很长时间领导，但平时的作派却不威严，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对此感触很深。1982年，李昕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在他眼中，屠岸永远面带和善的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专注，时时显示出对人的关切，“当时对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遇到这样‘君子式的老板’，不需交往，就有几分亲近的感觉”。

“面对个人利益，屠岸先生一直是不争不抢。”李昕回忆，当时评职称时，几位副总编都在第一时间评上编审，可作为总编辑的屠岸却放弃参评，还说这样便于对那些牢骚满腹的群众做思想工作。

住房方面也是如此，据一位知情人透露，作为领导，屠岸从来没到出版社争过房子，一直住在破旧的小楼房里。屠岸还曾经模仿刘禹锡的《陋室铭》，给自己的家写了一首《斗室铭》：“室不在大，有书则香。人不在名，唯德可仰……”

“那套住房，至今仍是他很早以前在《戏剧报》工作时单位分配的破旧楼房。”之前，李昕曾去过屠岸家很多次，“房子地面还是洋灰地，没铺过地板。屠岸先生就穿着一双很旧的拖鞋下来开门迎接我，90多岁的人就那么‘蹭’着走路，我特别担心他摔倒”。

虽然屠岸一向对物质条件不怎么在意，但有时却会“较真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家时常提起的，是屠岸和郭沫若叫板的事：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根据英译本翻译了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的《鲁拜集》，在人文社出版后，屠岸发现其中有些地方有硬伤，是误译，便去信商榷。一次与郭偶然相遇，又当面质疑。最后郭迫不得已，给编辑部写信说：“我承认屠岸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

另外一件小事也很能说明屠岸的性格。大约一年多以前，李昕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君子屠岸》，写完后送给屠岸本人确认，屠岸花了一两个星期时间认真看完了，回复给李昕一封很长的信，不仅订正了其中不很准确的地方，甚至连错别字都改了过来。

“他那本《生正逢时》也出得特别慢，有一个原因就是屠岸先生自己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一遍一遍地看、订正。”李昕回忆，“他就是特别认真，待人非常谦恭有礼，但是柔中有刚”。

就在屠岸去世后，有人写下了这样的话纪念他：“逝者如远游”。她说，屠岸先生离开了，但其为人处世的那种风度会流传下来，值得后辈时时学习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