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北大校园，同时存在着“托派”和“麻派”，“托派”希望通过考托福出国，“麻派”则无所事事天天打麻将。在社会变迁和理想主义失落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普遍对自己的定位和生活的意义产生怀疑。

诗人戈麦便是在这个时候（1989）步入工作，有限的收入使他上顿不接下顿，嘈杂的居所更使其睡眠不足，甚而因此被领导叫人从被窝中揪出来。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下许多青年的困境，一方面大学生泛滥贬值，毕业即意味着失业，另一方面迫切渴望改变现状却又常常感受着无能为力，一次次为生活所欺骗却无悔地付出。尽管挂念着逃离北上广、开启新生活的可能，但更多时候只是通过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逃避空虚。

戈麦对于我们的意义就仿佛耀眼的太阳，是不能直视的痛苦，更是孤悬的光亮，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深刻的信仰危机是打开戈麦诗歌的钥匙。在《誓言》中，作者与假想的自我展开谈判，在看似妥协的语气中却蕴含着决绝的反抗，在“空酒瓶子”的自弃和“漏着小眼儿”的腐化过程，接受失败，全部的失败，这个过程酝酿了如此之久以致于一次便可完成。

但是精神分裂只是第一步，他要将爱情、行为、理想等偏执一股脑地揉进无意义中，向意识深处的平凡妥协。而这之后呢，难道就能重新出发吗？诗人并没有就此停下自我剖析的脚步，那种人性中的“不纯粹”是他所无法忍受的，在二次的精神分裂中他不仅拒绝了加减乘除，与入世的琐碎与出世的孤芳自赏划清界限，更将零本身都加以废除，最终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虚无的背后是对诗歌超越精神的恒久追求，戈麦在一封给哥哥的未发出的信中说，“做人要忍受一切，尤其是做理智、恻隐的圣者。要忍受无知的人在自己面前卖弄学识，忍受无耻的人在身后搬弄机关，忍受无智的人胡言乱语，忍受真理像娼妓的褥子一样乌黑，忍受爱情远远地躲在别人的襟怀。”

化用戈麦的话，我们都不是圣人，但至少我们能够不卖弄学识，不搬弄机关，不胡言乱语，去把握真理，去追逐爱情。

主题图书：

《新诗评论》戈麦研究专题，

“成为同时代人”讨论，

另有专文解读杨牧、废名、吴兴华、穆旦、茨维塔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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