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死亡中看到梦境 在日落中

看到痛苦的黄金 这就是诗

它不朽又贫穷 诗歌

循环往复 就像那黎明和日落

——Gorge Luis Borges

这篇东西仿用了马雁一篇随笔的标题，用“印象”一词来描述下面的文字是贴切的，无论涉及我们的交往，还是关于我目前对她的诗文的理解。

我已不记得第一次见马雁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而和她有一些交往也是在她毕业之后了。她在《翼》上发表诗作集中在2001-2005年间，分别是《翼》的4、5、6三卷上，为此我曾向她写信约稿。网络聊天室刚刚兴起时（2001年左右），我也曾在诗生活聊天室碰到她，网名阿三。她告诉我她养了两只猫，要我猜这两只猫分别叫什么名字，我打趣她说：“叫大阿三和小阿三”。她领会并回应我：“错了，叫大咪和小咪”。生活中，最初的交集也多剩下恍惚的场景和言语，然而，正因为交往不多，有限的来往中一些细节反倒较深地刻印在记忆中了。2002年北大诗歌节期间，她曾经有些忐忑地表示，为诗歌节印刷的小册子上，我的那张照片是她拍的，她觉得拍得不好，用了，事后怕我会不高兴。其实我并不知道是谁拍的，而且也从不对自己的形象抱有信心：自己长成那样，总不能怪拍照片的人吧！因此我没有回应她的担心，后来我反而有点忐忑，生性不善沟通的我可能难免使人产生误会。

2005年夏天，我参加了临时被取消的“成都首届国际诗歌节”。在成都期间，为把《翼》第六卷捎给她，我约马雁见面。那是我们交往中最深入的一次。一天中午，我、伊索尔应马雁之邀来到一家本地菜馆。菜馆是她选的，很地道，菜也都由她点。那天我们边吃边聊了很久，她很健谈，并无避讳的话题，从诗歌、川菜到家人，朋友，好像我们必须经过这一次见面互相取得理解似的。她很自然地说到我的衣着，“这套衣服比昨晚上的好看”，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彼此；她为我们介绍川菜时，对川菜的流变如数家珍；她讲到和父亲的关系，“最近，他（父亲）开始用洗发液了，以前都是用肥皂洗头”，母亲离去之后，她开始寻求和父亲相处的新方式。她在一家公司上班，大概是在公关部门，经常起草公文。马雁略带兴奋地谈及在公司写的这类公文居然有助于诗歌写作，因为也是锻炼词句，为了表达的准确与简约。2003-2004年间，马雁的诗歌写作有一次飞跃性的提高，那是她作为一名优秀诗人的风格奠定时期。2005年印行的第6卷《翼》中，编选者曹疏影和我共选了马雁13首诗。午餐的交谈延续到下午，意犹未尽，晚上，马雁和我又约了唐丹鸿去公园里喝茶。公园的露天茶座灯光昏暗，蚊子也经常光顾我们的胳膊腿，而晚上谈话的内容我现在完全回想不起。

印象中，马雁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安静。在一大群人聚会的场合，她似乎略显游离；而近距离的交谈中，即使是她中意的话题，她也总是从容、有条理地叙说。她言语中的激动或急切有时体现在略略提高的音调上，有时则是藏着机锋的慢条斯理，正像她的诗歌一样，值得细品与回味。

向马雁约稿时，我们的邮件来往大多比较简约。我的sohu邮箱中至今保留了几封马雁的来信，她的言语中处处透露对友人的热情与体谅。一封来自春天的邮件上说，春节期间给我打电话拜年但没有打通；另一封来自冬天的信里，粘贴了几十首诗，她说是她近年比较满意的作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但“如果这和你的习惯冲突的话就算了”。

我最后一次与马雁联络，是2010年12月中旬，马雁离世的两周前。为编《新诗评论》，我就她的一篇稿子与她通豆邮。因为决定用她那篇文章，我写信告诉她，稿子即将用在这一期，希望她不再投往其他刊物。她回邮说：“哎，好的。你也好吗？”这是来自她最后的关切。我本打算写信给她，可是说什么呢？说我不很好，各种压力，心情时常起伏不定？以及某种危机感？毕竟，我们的交情并不深，这样实心实意的话会不会太唐突？这样一想，我就搁下了。

然而，直到得知她离世，直到今天此刻，我都无法接受她已不在人世的事实。不算她亲近的朋友，因而对她的病痛了解不多，但我所认识的马雁是个坚强、坦率、热诚的人，因此，我对那个夺取了她年轻生命的疾病怀有深深的敌意。我不信赖死亡，当然，这不是说马雁她信赖着死亡，而是说，每一位真正的诗人在她/他的写作中必然要经历死亡的挑战，这是她/他成长的一个关键。对此，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剑桥大学的安普森系列讲座（讲稿以《与死者协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谈写作》为题出版）中谈及所有写作的深层动机“都是来自对‘人必有死’这一点的畏惧和惊迷——想要冒险前往地府一游，并将某样事物或某个人带回人世”。一个写作者一定有对死亡的关切，“对人生稍纵即逝、方生方死的体悟，加上创作冲动”。与死亡对抗的写作固然可以理解，而要谈论死亡却比谈论生活、友情等困难得多。马雁在随笔中感叹道：“反正，我真是迷恋生活呀。”（《这两天我装病》2004年9月1日）用“迷恋生活”感受世界的诗人让人联想到那本有关梵高的著名传记书名——“渴望生活”。不过，从死亡的向度看，“生活”其实是“存在”的代称。“活着”却没有“存在感”的“生活”是否值得“迷恋”与“渴望”呢？

诗人对生活是有要求的，这话听上去有点可疑，好像诗人总是不知餍足，但是，灵魂的饥渴实在不是所有人都体会过。马雁有宗教的慰藉，她也书写过类似的经验，这之中的矛盾冲突非我所能理解。然而，诗歌被诗人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诗人因此也被诗歌赋予了特别的使命。极而言之，对灵魂而言，“存在感”就是“每一秒钟都知道自己活着”，这是诗人的要求，而非宗教信仰者的安之若素。正如《钟形罩》中，与马雁在差不多同样的年龄弃世的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借小说主人公之口，发自内心不断呐喊着“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若存在感匮乏，诗人将反复体味虚弱、矛盾、不稳定和各种挫败。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马雁寻访她“灵魂的伴侣”如本雅明，“卑贱的逃跑是丑陋的，所以本雅明死在路上。他受不了这无计可消除的腐烂世界，越不过最后一道山岭”（2007年10月10日日记《“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或者意识到与另一些灵魂的差别，如张爱玲，“张爱玲，就是那种使别人感到羞耻的人，最不好”（《第一只小板凳》）。

读马雁的散文，令我对古代印度的一句格言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散文是诗人的试金石”。果真如此，一个诗人最诚实的品格必然会在散文中受到检验。诗歌所求，用马雁所引的爱伦·坡的话说，就是“音乐与给人快感的思想结合”，而散文，则是在明确的情绪中求真，诚实是前提。因此之故，当我们在马雁的诗中不断读到“痛苦”一词时，不应该忘记她在散文中写下的：“对我来说呢？痛苦也许是后天的，是信仰带来的。如果有信仰，哪怕只有一点点，只有童年的一丝记忆，也会影响人的一生。因为一个十分完善的价值体系曾经向你敞开，你懂得人可以做到和善、公正和爱，而这些既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也是可以比较的”。（《每一秒钟都知道自己活着》）“痛苦常常成为我的主题，真不见得是因为我经验过很多痛苦，而是这种对象适合被描述，适合被省力地制造出美感”。（《想想他，马骅》）希望此处的引用和联系不会引起误解，好像我们真的应该相信，年轻的诗人没有痛苦或对痛苦并无多少体会，恰恰相反，我更确信的是，“痛苦”被诗人赋予了存在感，呈现为诗的丰富性与更生的活力。

在马雁可能是最早的诗《谋杀》（1999-3-11）中，她写道：

痛苦是风景 是必须的要素

（无人配合 无法确定时间）

没有理由 是因为弱点

因为想要温暖

而在最后的诗中，她写下：

匍匐在最下面的飞得最高，

全是痛苦，全部都是痛苦。

（《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2010-12-2）

如果说早年的诗人出于反省与自律，意识到人之不完美与精神的渴望，那么，晚近的她则更体会到命运的无常和承担的勇气。当痛苦、消沉、失败、死亡、社会不公、失恋、无意义感、无力感侵蚀我们时，必须有把它们转化为存在感的意识与能力。具体而言，就是创造一种形式譬如诗歌，把它们装进去，进而像《一千零一夜》里“渔夫和魔鬼”的故事中的那位渔夫一样，有本事把魔鬼重新装回瓶子，封上所罗门之印，扔回大海。

那么疾病呢？抑郁症呢？精神分裂症呢？这唯一寄居于身体，影响着生活的东西！

我无从了解马雁所患病症及其演变或加重的过程，有关诗人的生活、疾病，正如她的诗歌一样，需要借以时日去理解和讨论。马雁在诗和散文中都描绘过自己的病痛，但都不是直接地，而是成功地为它找到一个个分身。兰波说过“我就是所有人”，而普拉斯认为她自己的诗是以“我”主题的。马雁的写作与这两种说法不无关系，且调和了二者中的矛盾部分。她的诗中有时有一个类似戏剧角色的人物，以别一种口吻和声调说话；有时候她会写作与同时代别的诗人的“同题诗”，在仿拟中坚持平等的对话；有时候，她也会从自身内部分裂出另一个她，并对这个她审察与批评一番。在题为《她》（2003-5-25）的散文中，她写道：

她恨我。这是一件很可以欣赏的事情。当然我也知道在内心深处，某个她自己都不知道的角落里，她爱我爱得要命。有时候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欣慰。

但是，不，不是那样。她不想和他们一起毁灭，她想自己毁灭，同时有一个人始终陪着她，亲眼看着她被荒谬的力量消灭。她需要这个过程，并希望有人分享。不能让那个人太早退场，那个和她一样了无希望的人，但比她孱弱，没有她那种视死如归的偏执。

这篇文字中，马雁分析了“她”精神裂变的过程，异常清醒，严格地自省，带着愤怒的情绪：

而她，是的，我很早就看到她身上那些软弱的方面。她说的话，她想象的极限，都在那里。她对世界没有认识，她的世界被自己控制。最开始是她的纯净控制着世界，后来是另外一个她控制着自己，从而控制世界。这另外一个她是她最大的错误，她纵容自己，这纵容是天赋的副产品。……

……她甚至不能企盼有一天过上庸碌的生活，她砸向世界的黑手套最后不会砸到自己脸上，只会像飞碟一样神秘消失。她将在黑暗与光明之外的，完全不被人知晓的世界里存活，连迸裂的瞬间也没有。那里，一切缓慢。

叫那些人都滚开，叫那些混账都别沾她，让她自己来，让她自己来。

这分裂的自我的写照，激烈而清醒，决绝又准确，超越了疾病的困扰与沉溺情绪。从她写下这篇散文到2010年的年末，她都熬了过来。因此，纵然病情时好时坏，极不稳定，我也愿意相信她的离去是一次意外，就像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如此多必然的意外一样，是故事，也是事故。

在一首短诗中，马雁间接地表达了她的诗歌观，描述了她的诗人自我。

他说，你在字与词中流浪。

不，不对，我在声音里流浪

我们住在石头里

……

我是一个声音，从

石头里迸发，只能一次。

——《波西米亚人情歌》

虽然在另一首诗中，马雁说到“发明词语者 / 发明未来”，但是，诗歌记录了诗人丰富的内心声音，那是流动的词语与内在心灵的节奏相呼应的一次迸发。这迸发是从禁锢中突围的，既可能复杂，也可能简单，但其实是复杂的，只是可能表现为简单。

去年，在以她的诗《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为文本和标题进行的跨界戏剧表演实验——诗歌剧场中，我和来自北京瓢虫剧社的成员们以及导演曹克非进行过多次讨论。几乎所有读到这首诗的人都会被诗中直接、沉痛的情绪所感染，但细读每一句时，又被这首诗略带神秘感的，词语与句子之间互相缠绕的复杂性所困惑。在全体七位演员共同演绎这首诗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每个人分别说出不同句子时的声音差异，竟然也能统一在总体的大悲大喜中。而值得一记的是，在成都的两次表演中，一位年轻的女演员总是把那句“他们说智慧来自痛苦”记成“他们说痛苦来自智慧”。在这意外口误中出现了一次对马雁诗歌理解的张力，而按照这样的理解，下一句是否应该由“他们说：/ 来，给你智慧之路”，转变成——？

他们说：

来，给你痛苦之路。

“给你痛苦之路”，这是真诗人的应有之路，是值得一走的“那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弗罗斯特）。

谈论马雁的写作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近年来多次听到文艺批评界的一些言论，认为当代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其他文类，也超过了新诗史上的其他时期。作为诗人，我欣然接纳这友好或善意的肯定，然而，我更确信，真正能够窥见当代中国诗歌的丰富内容和艺术成就的时代，应该还得往后推迟20年。对马雁写作成就的认识也一样，我愿意这篇文字仅仅是一次对我的个人记忆的搜索和印象的梳理。

最后，我想记下三件小事，与马雁和我的交往有关，但基本发生在我的私人记忆中，有缺憾，亦有甜蜜。大约2001年3月，马雁在她任职的北大新青年网站的论坛上发起了一个主题为“情色诗大赛”的启事，我的《黑暗中的舞者》一诗即是为此而写，不过，腼腆的我却没有勇气投稿。有一次，马雁对我说她喜欢陈东东的诗，我告诉她我手头刚好有一本买重了的诗集，但到底有没有带给她，我似乎不太记得了，心里一直记挂着。2005年8月从成都回到北京之后，我写过一首短诗《致一位诗人，我的同行》，灵感得自和马雁在成都的见面与交流。然而，我竟是这样一个极度怀疑自己的人，没有把这首诗寄给她，没有更积极也更多地和她讨论诗歌写作。真是遗憾啊！

2012-9-21，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