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夏末，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花一块钱买了两册1979年版“内部发行”的《人·岁月·生活》（第一和第三部）。买这么两本配不成套的书是因为我发现里面夹有一张折起的薄纸——打开来看，是那种双红线信笺，抬头印着“延安大学稿纸”，纸上分蓝墨水钢笔和蓝圆珠笔，写着两个字条：

芒克

毛毛：

请将《人·岁月·生活》二本书交国强，我有急用。

再会

毛头

10．23

毛头：

请将《人·岁月·生活》第一、三部借来，欢迎来我家做客。

10．30

毛毛

这就是传说中北京诗人间的“跑书单”了。毛头即多多，本名栗世征，他跟芒克（姜世伟）都是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写作的诗人；毛毛则是芒克当时的女友；多多字条里提到的国强大概指周国强，一个笔名阿曲强巴的北京诗人。被我偶然发现并收藏的虽然是一张七十年代末的“跑书单”，却也颇能据以想象七十年代初北京地下“文化沙龙”内外“跑书”的情形——被解除了照顾看管的那些大院子弟（因为“文革”，学校早已停课，而他们的家长或被隔离审查，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拿出家里的藏书，尤其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版、“内部发行”、特供高层干部和理论学术文艺界头面人物“批判”用的黄皮书和灰皮书，秘密交换、限时传阅，串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北京青年。

　　在《1970—1978的北京地下诗坛》一文里，多多提到过几种令他印象深刻的读物：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尤奈斯库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灰里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列在最后的三种，已经是六十年代末北京地下文学的创作，它们比“文革”中期那些暗中流传的禁书更强烈、更直接地对多多那样的正欲提笔写作的诗人构成刺激——阅读或传抄它们的危险性，也要高于翻译过来的黄皮书和灰皮书。

　　同一篇文章里多多又回忆说：“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徐浩渊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老兵”，因影射江青的《满江青》一诗而入过狱，又曾到河南农村插队。七十年代开头两三年她回到北京城里，常常骑一辆英国进口的黑色自行车，按约定去谁那儿取书或把赶着通宵读完的书送到谁那儿去，颇为直观地说明了何谓“跑书”（这个词显然从那时候各电影放映点之间的“跑片”而来）。据说她“跑”的那些黄皮书、灰皮书，都是从沙滩北街二号中宣部的院子里拿出来的。徐浩渊本人后来否认来自多多的“徐浩渊沙龙”一说：“其实……我们的家都被抄没了，总是在公园郊外聚会。”在她的记忆里，当年在北京能称得上“沙龙”的地方，是一个名叫黄元的朋友家里——“只有黄元的家还保留了‘文革’前的样子，有画册、书籍、唱片、钢琴，甚至酒柜里还有他父亲保存的美酒。”徐浩渊讲述，1971年1月，是依群（衣锡群）将她带到主要是学部教授学者们住所的北京干面胡同十五号的，黄元的家就在其中。而依群，被认为在“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是“沙龙”里“自郭路生以后最响亮的名字”。

　　多多说自己有幸参与这个“沙龙”——尽管后来他可能记混了“沙龙”的地址——“其中多是画家、诗人。……我们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图书、过生日、出游……”那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开始写诗，是以“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的身份在“沙龙”里出现的。有意思的是那时候他跟同样还没有真正开始写作的北岛（赵振开）见过一面，是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北岛印象里，“多多那会儿正好从他家的楼梯上下来，非常傲慢的样子……”多多却觉得北岛“比他还傲慢，戴一个口罩，根本就不摘口罩下来”。多多和北岛属于不同的“文化沙龙”，交集不多。当时北京，另有前拐弯胡同的赵一凡家和经常在北海公园或紫竹园“风雨亭”聚会的“二流社”（参与者多为北京各校红卫兵的写作班子成员）这样两个比较活跃的“沙龙”。

　　多多的初中同班同学，1969年初跟多多一起到河北白洋淀插队的岳重，很快就成为他们参与的那个“文化沙龙”的“中心人物”。“他是个马上就要被中央乐团录取的男低音”，多多说，并认为他“肯定是个天才”。1972年春天，岳重到徐浩渊家“放下一摞纸就匆匆离去”了——那是他以“根子”为笔名写下的八首长诗：《致生活》《桔红色的雾》《笑的种类》《白洋淀》《深渊上的桥》《三月与末日》……“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多多回忆说，“由此1972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依群渐渐消逝。”

　　据多多介绍，依群是“北京五中高三学生，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的诗曾在“沙龙”引起轰动，譬如写于1971年的《巴黎公社》：

     奴隶的枪声化作悲壮的音符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呵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朝霞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常青的无花果树

　　　　为了永存的爱情

　　　　向戴金冠的骑士举起孤独的剑

多多认为“依群最初的作品已与郭路生有其形式上的根本不同，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味道。郭路生的老师是贺敬之，其作品还有其讲究词藻的特点。而依群诗中更重意象，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更为凝练。可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依群的“形式革命”对后来多多的方向性指引显而易见，不过多多开始写起诗来，则是因为令依群在地下“文化沙龙”里变得黯淡的根子带来的震动。

　　对根子那首一百多行的《三月与末日》，多多说，“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我对它有气！……我判岳重的诗为：这不是诗。”——怀着一种巨大的不服气，“随着时间”，他“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多多后来评介说根子的“诗品是非人的、磅礴的”，他“总结岳重的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

　　多多将近二十一岁时开始写诗。他说：“1972年6月19日，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路上我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我开始动笔，1972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他最初的写作，的确受到了依群和根子的直接影响。显然，他起始的那一句（被认为纵贯其以后的诗歌创作，为他未来的诗定了个方向），正出自依群写于1972年稍早的名诗《你好，哀愁》的第一行“当窗户睁开金色的瞳仁”……而这种如此贴近的影响，足以唤起写作的竞争性。

　　或许，缘于觉得受到侵犯、有气、判定别人“这不是诗”、显示自己“这才是诗”的写作，就不能不是一种竞争性的写作。他当时出入的北京地下“文化沙龙”的诗歌氛围，也是竞争性的——而他最初的读者，并不超出“文化沙龙”的范围。那么，他跟他另一个初中同班同学，一起到白洋淀插队的芒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就并不显得突兀；依群和根子读到多多诗作后那种“暧昧和不服气”的反应，也并非不能理解。1973年夏，根子搁笔（因“他的诗被送到了公安局，后经中国文学研究所鉴定无大害，才算了事”。），而“文化沙龙”也已解体（由于政治压力，也由于各家的家长陆续被放回北京，不少大院子弟都各奔前程去了）。

　　由“跑书”开始的北京地下“文化沙龙”的尾声，在多多那里大概是这样的——他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到了1973年底时我第一册诗集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岳重给我留过一个条子：别再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以后十年，多多的诗歌一直隐伏着不去引起注目，或许和根子的这句忠告有点儿关系。当然，这也跟他自知其诗歌写作的危险性而懂得藏匿大有关系——如他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时所说：“1973年已经是相当程度上宽松了，但是还是不能抓住具体的，如果有真正的文字被抓住就完了。因为文字被传抄，所以地方警察对我们监视很厉害，要谈话的，每到‘十一’以前我要把所有的笔记本藏到朋友家里去。”——对于当年多多在这方面的敏感警觉，小说家甘铁生有过一段叙述：

每当谈到形势严峻时，多多总是特别认真。我知道他在创作上很有魄力，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自我保护能力。……记得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他气极败坏地跑到我家说据可靠消息，已经开始查抄地下文学，“我知道你有个稿箱，他妈的我得查查，你准抄了我的诗。”……虽然不愿意，但我还是让他翻了我的那些笔记本，撕下了有他诗句的那些页码。然后他问还看见谁抄过他的诗句，谁从我这儿抄过这些诗。他让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我说我再没扩散过他的这些诗。他于是说他还要去谁谁的家去翻找，告辞走了。

“文革”结束后写诗的危险性有所降级，但多多还是愿意去做他的“地下诗人”。他没有参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岛和芒克主持的《今天》杂志和“今天派”的活动（仅在1980年12月初的最后一册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上，以笔名白夜发表过一首题为《画廊》的长诗），也没有进入（被归入）所谓 “朦胧诗”的行列。除了他后来认为的“没有人理我，我当时是个nothing”，更由于他几乎本能的敏感警觉而有意疏离孤介于那时候流行的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语境——早在1974年，他就用《手艺——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一诗，为自己定了位：

     我写青春沦落的诗 

　　　　（写不贞的诗） 

　　　　写在窄长的房间中 

　　　　被诗人奸污 

　　　　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 

　　　　我那冷漠的 

　　　　再无怨恨的诗 

　　　　（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我那没有人读的诗 

　　　　正如一个故事的历史 

　　　　我那失去骄傲 

　　　　失去爱情的 

　　　　（我那贵族的诗） 

　　　　她，终会被农民娶走 

　　　　她，就是我荒废的时日……

可以说，“没有人读”或拒绝被阅读，正是其写作初衷里一个不想“失去”的“骄傲”。

　　1985年，由老木（刘卫国）编选，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出版的《新诗潮诗集》收入多多十几首诗，他算是正式露面出道了。不过多多对编者将他放在“今天派”的序列里并不买账，许多年后提起时还在说：“那我为什么要自行归类呢？我只不过是屈从而已。在诗歌圈里，咱们可以比较自豪的，我自我认可我就是最好的。”的确，当我读到《新诗潮诗集》，立即就认定多多是最好的；1988年3月多多的第一本诗集《行礼:诗38首》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更加强了我的这一认定。然而一时间无处读到他更多的诗，向人打听，倒听来关于他的一些传闻：譬如那个代替其小名“毛头”的笔名“多多”，恰是他早夭的女儿的名字；譬如他跟人刚认识，就立即主导着切入论证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开打这样的话题；譬如他傲慢偏激暴烈的脾气，爱翻脸不认人，据说跟某个老朋友发起火来，拎起一辆自行车就从人家阳台上给扔下去了……

　　八十年代北京流行一个说法叫“砍大山”，1985年商务版的《北京方言词典》释为“高谈阔论（带有吹牛意味）”，我印象里北京的诗人都特能“砍大山”，所以也不知从他们那儿听来的关于多多的消息有几分是真。不过我又听说，多多才是最能“砍”的，而这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就在我买下那两册《人·岁月·生活》前后的某一天，老木说我们去看看多多吧。一起去的记得还有孟浪(孟俊良)、西川（刘军）和黄贝岭。大概晚上八点以后一行人到了多多的住处，我这个上海人弄不清那是在北京的什么地界，现在只依稀记得是个旧楼。多多的屋子不像住家而像个工作室，到处摆放着不知真假的古董和民间工艺品（这让人想起七十年代末以来他做了九年半《农民日报》记者，喜欢往西藏、新疆、内蒙、甘肃、青海、云南这些地方跑），墙上则挂满了大大小小他自己画的油画，从表现主义直到抽象表现主义，狂野、剧烈、涂得很厚。屋中间的画架上也放着一幅，我指着说：“这幅不错。”多多瞪我一眼，“这幅，还没画完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多多，他头发灰白，细长眼，样子帅气，很有魅力，最吸引人的是他洪亮的嗓音和既有顿挫又韵律感十足的说话方式，语调却往往激越，并且滔滔不绝。那晚上他从北岛出国这件事讲起，话题落向写作的超越性，一直侃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将近七个小时，慷慨激昂，没有谁能插得上嘴——最后听得我们一个个都窝在座椅里睡着了，醒来却发现他还在陈辞……

　　许多年过去，现在我只能忆起多多那天晚上的只言片语。记得他狠狠地说每个出国的诗人“背后都有一笔黑交易”；记得他狠狠恨恨地说都出去了，就这么把他一个人给“剩在北京了”；最忘不了的是他近乎咬牙切齿的一句话——“咱们要灵魂深处，刺刀见红！”——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觉得，这暴力的、暴烈的“文革”话语，倒还真能用来显示他写作的状态。

来源：《收获》2017年第五期（60周年纪念特刊，9月1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