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从泥泞中长出”

　　——江　汀

　　“出于追求的共同心，也出于击不倒的苦难”

　　——苏丰雷

　　错置与混杂在我们的时代成为了一种常态，虚无如饕餮一般张着大口，戴上各式各样的面具行使它诱惑的伎俩，也让食道往往被装饰得如同通道一般。然而那引我们上升的“伟大女性”已经不见踪影，缪斯也被现代生活这一怪物放逐到人迹罕至的孤岛，我们赤身地跋涉在布满滩涂与淤泥的草地上，而这便是我们的泥泞，这便是我们的现场。我们只能选择在这样的泥泞中进行生长，在晦暗中书写，在向上与向下的双重维度中与虚无进行较量。

　　北京青年诗会便是在如此的泥泞中崛起的力量，它汇聚了那些不愿沉陷的青年诗歌写作者，他们在泥泞中扎根，以当下的晦暗作为养料，以写作开掘那片淤积的草场，从而泥泞反而成为了浸染他们笔尖的墨汁，同时作为一个团体他们也以一种“虚体”或者说“虚托邦”（夏可君先生提出的概念，对应于空想的“乌托邦”以及福柯所提出的“异托邦”）的样态在彼此间形成共通的要素，又通过话语打开了介入公共现实的可能性。这也使得它不只是在文学的内部运行，同时也呈现为一种诗歌现象，在诗歌活动、话语空间、诗歌主体之间呈现出诸多值得思考的样态。

　　一、再论青年精神

　　中国的新文学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而生长壮大。面对着强大的原有体制的固化力量，五四一代选择以西方的价值跳出原有的体系之外，通过一种带有蛮劲的对抗，以获得摆脱的希望。“德”与“赛”两位先生，前者是以个体为根基的西方现代政治体制，后者则是基于“几何理性”而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而这两者自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戊戌一代知识分子开始都被感受为最为异质的，从抵制到接受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种抗争的转移。正是以此，《新青年》的创始人陈独秀发起一场“国民运动”，以达到“彻底之觉悟”。而在此之先，梁启超与黄遵宪并提白话文问题，胡适则为白话文学运动制定具体的纲要，而这种变化一方面是话语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话语内容，“旧瓶装新酒”的不可能，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形式的自觉。

　　而在这样一场运动中，无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青年群体在发挥着主体的作用。而“青年”一词的内涵肇始于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期的《敬告青年》一文，在其中其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虽振奋但略显虚妄的“少年”重新表述为“青年”，并将其内涵定义为“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并解释道：“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而从中可以看出，这里的“青年”概念并不是以生命时间来进行界定，而是以心智、心性来界定，它是一种精神概念，凡具备“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之人，无论年龄几何，皆可归于青年，也正如陈独秀所说：“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劝之辞也。”事实上年轻人的无知、无谓在破旧立新的行为中确实可以发挥摧枯拉朽的作用，然而在其时事实上还有着另外的青年群体的存在，那便是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大龄”青年，自觉之深刻，奋斗之持久正是在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

　　忆旧以思新，可以说“北京青年诗会”中的“青年”也便是这样一种精神的概念，一方面除了以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的主体之外，还有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如陈家坪、孙磊、阿西等人的参与，另一方面这里的青年精神表现在为着值得承担的责任而奋斗，在驳杂的众声喧哗中开辟路径，在如深渊般虚无的时代以写作坚守并实践着超越，也就是说他们还处在未完成的途中，作为新生的力量对文化输入新的血液。然而时代的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要求与样态，他们没有五四一代的奋进，也没有八十年代躁动般的狂飙突进，却有着更为隐忍的自觉，有着如工匠般的耐心与细致。在对五四的反思中，因其当时现实的文化处境，对旧有的体系进行全面的反对，而在我们从其中跋涉而出的今天，单一的反对传统已经不再可能，而是必须以自身的方式对其进行承继与转化，否则旧体系的幽灵仍然会呼啸着返回；同时那种单纯依靠文化的异质性，依靠外来文化的输入来进行普及式的创新，也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如何在驳杂无序的现象中面对问题并且通过自身的写作解决问题才是当今时代新的要求。不像五四与八十年代的青年，外来文化大量涌入所带来的新鲜感与震动，新一代的青年的成长沐浴在富足的文化水土之中。而问题在于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翻译”式的创新渐渐无法再成立，而新的现象的出现使得原有的理论与表述形式濒于失效的处境。而青年的职责便是如何在这样的水土中生长出自身的乔木，对所处的历史语境有以自觉，对被赋予给我们的使命紧咬住不放。

　　二、诗语共通

　　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最初与启蒙的要求是一体的。然而正如前辈学人李泽厚所指出的，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往往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使得启蒙的工作并没有完成。五四自不必怠言，而在八十年代，“今天文学研究会”也因为是否“行动”而产生过分歧，并导致内部人员的分散。反思与行动从最初的并行，到最后后者的需求压倒前者。这事实上涉及到作为诗歌写作者应当以何种方式介入当下，如何与现实发生关系的问题。诗人以诗歌写作本身来行事，促成“正义”的发生，以此塑建“诗性正义”或者说“诗歌正义”的力量，然而同时也需要以此为基础介入公共的话语空间之中，达成诗歌写作者之间的共通，以及与其他种类的创作者的共通。并且如今的处境则是，话语与行动双重受限，我们只能在被规划的领域内言谈与行事，然而行动的限制远远超过话语的性质，特别是在诗歌的话语之中，因其“无用”反倒获得更多的自由。正如建国之后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一样，事实上各种各样的讨论并不仅仅在于美学方面，而只是在美学方面没有沦为像其它领域内的政治批评，在有限的领域内产生了各种差异的话语。北京青年诗会并不像当年的“今天文学研究会”，它没有具体的章程，也没有定期刊印文学的刊物，而是以每年一次的形式由诗歌展开展公共话题的讨论。从“桥与门”、“成为同时代人”到“诗歌正义”，所展开的是从诗歌写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出发而进行的讨论。而这是在中国的各个诗歌团体中第一次出现的现象。这并不是说诗歌写作者能够完成如五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般的任务。而是说诗人们有意识的介入到公共空间与话语之中，以自身的写作为基础，对我们当下存在以及文化状况的分担与交流。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类似的形式，在各个领域的人都对我们所处的共同处境以及出路有着关切，然而之后的行动事实上再次阻断了这种反思意识的行进。而现有的环境中，艺术以一种经济利润的规则运行可以无视这样的需要，而学术领域各种分化的声音因其差异的严重而不再有对话的可能，但分化又恰恰是思想重新发源的契机。因此这样的形式的有效性还在于，它容纳了各种差异的声音，也让更多身处不同处境的人可以加入进来，北京青年诗会的气质是平民的或者说是游弋在各种隔阂之外的，它在现实的空间之外开拓虚化的空间，而这样的虚化的空间才能保证话语的可能性。生存的处境与文化的处境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并且一种诗歌写作中更高层面上的问题觉醒也需要以这种方式出现。在诗歌与文学边缘化的今天，不是对漠然的心灵无视并自身孤立，而是主动地走向可以照耀心灵的场域中，走到可以对话的空间中。可能一次的讨论并不能真正产生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它却起到了一种联通的作用，使得同时代的人不再仅仅是“邻居”，而是可以发生关系的“邻人”。同时赋予它思想启蒙的任务也太过沉重，这需要众多领域的完成，然而它却涉及到诗人的形象与自我意识的转变。诗歌不再是一种与现实无关的语词愉悦，诗人也不再是只会喝酒、调情的后现代痞子，而是可以在文化以及公共话题上有所贡献的人。当我们领会奥登的“诗的无用”以及布罗茨基的“美学高于伦理”时，不应该忘记他们在现实领域有过怎么样的努力，在文化因素上有着多么丰富的承担，以及在他们个人的语境中这种表述又包含着怎样的辛酸。诗人是通过诗歌对现实以及世界进行把握，对文化之源进行接续的人。像里尔克诗歌中的哲思，弗罗斯特田园诗背后关于自然的思想，以及策兰对于昏暗现实的面对以及对于那种包含真理的源初语言的探索。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诗人无法完成在这样的程度上的建树，那么只能说我们的自觉与奋斗还不够，后来的青年也必将重新完成。

　　可以看到从第一届诗会开始，北京青年诗会便是在关注一种共通的可能性，比如“桥与门”这一主题，按照发起人之一的张光昕的说法，来自与齐美尔《桥与门》一书，而齐美尔在此书中写道：“桥梁的美学价值在于，它使分者相连。”、“通过门，有界的和无界的相互交界……跟桥相反，桥将有限的跟无限的联系起来”；第二届的讨论依据的则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何为同时代人》一文，事实上阿甘本所针对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熏蘸当下的晦暗而进行写作，另一方面则是如何以插入的方式打开历史的时间，而从北京青年诗会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这两个向度上的努力；第三届的问题所关注的则是诗歌正义或者诗性正义的问题，它旨在在诗的无用中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境地。从历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讨论的话题看似是以西方的理论为视角，但事实上却是基于诗会成员以及他们的邻人所切身关注的问题，这样的讨论在写作与问题、自身与他人之间建立了桥梁，而相信随着北京青年诗会的进行，它也必将从自身所面对的现象中产生更多新的问题与视角。而另一方面，北京青年诗会的形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不仅仅是思想的碰撞，同时也是通过写作而对思想进行检验与实践，在思想与写作之间进行交换，所想与所为在这一点上到达一致。

　　三、虚体实用

　　而从刚刚出版的《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北京青年诗会诗选》中，可以看到在这些诗人的写作中共通之处来自于对于现实以及人之生存处境的关注与承担，并且都容纳了一种错置的体验，容纳了现实的逼迫所带来的窒息感，无论是在江汀以一种沉寂的语调所进行的内心独白中对于“邻人之光”的观察，还是陈家坪寓言式的对于权力的表述，张杭以一种话剧场景般的描摹对于现实的批驳与调侃，以及苏丰雷那种对“苦难”以及“共同心”的细微体认，李浩的在一种“圣言”形式中容纳面向现实的哀歌与祈祷，从中都可以看到一种“苦闷”与“忧患”的意识，就连昆鸟那里的顽童式的、戏谑式的表述在背后也隐藏着种种追索与反思。直白地讲，我们活得都不轻松，现实无形的逼迫如同白色霾气般挤压着我们呼吸的空间。然而这种时代的逼迫却打开了彼此之间的门，建立了我们面对同时代的邻人的桥梁。而这种苦闷事实上来自于众多错置状态的存在，我们在共同的草场上放牧，而牧场却被铁丝、电网早早地限制，这造成了现实与虚拟的错置、过往与现实的错置、对与错的错置。我们以一辆破旧的木马车提前走向了滩涂与淤泥。在这本诗选中可以看到因这种错置所产生的冲力所带来的诗歌作品的成型，一些成熟或者说成型的作品已经存在。然而这种共通却还并不足够，处境的共通不等于美学上的共通，而美学上的共通事实上是更深层次的共通，只有它才能容纳更多以及更深刻的差异，否则表面的共通会因逐渐生长的差异造成分离。北京青年诗会的存在，以及它是否能对自身的任务有所完成，在于这种深层的共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

　　北京青年诗会事实上是由“异邦人”或者说“外省人”所组成的，文化的富足，现代都市生活所带来的孤独感、冷漠感、虚无感，以及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的错置，事实上都存在于这些诗人的写作之中。而这样的团体却是以“虚”的样态而存在着，没有组织性的章程，没有机械化的体系分工。而正是这样一种样态打开了诗歌书写行为与诗歌活动新的维度、新的可能性。诗人们以一种亲密的友谊而相互联系，亲密到可以容纳异意与竞争，它不再是以一种团体的方式渴望着所谓的“突围”，而是在共同隐忍中对共同工作的承担。事实上这种隐忍并不像八十年代诗歌团体的样貌，而是更接近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脉流，虽然诗会成员也在不间断地出版各自的诗集，然而首先却是来自彼此间的阅读与批评，这正是诗会对于其成员的写作的助益所在。像朦胧诗一样的影响不会也不应该再出现，因为过分容易获得的荣誉与成就往往容易让人止步于一些并不深刻的界限之内。随着北京青年诗会的壮大，各种荣誉的诱惑事实上带来的是真正的考验。反而这种虚体的形式，却能带来实际的效果。在无用的领域所做的努力，一方面可以超出现实存在的界限，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默然中让一些事实能够确立和发生。同时虚体本身却可以滋生出不同的实体，它为成员带来的并不是束缚，反而是一种支持，就像高大的高山榕树，它的枝能够重新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生根。在与诗人陈家坪的交流中，他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表述，按照他的说法，北京青年诗会是“虚”的，没有具体的存在，其中任何一个成员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论在何时都可以以自身携带着北京青年诗会，正像一个犹太人无论流落到什么地点，都可以携带着整个民族。相较于西方的“实体”，中国文化中一直所注重的是“虚体”的力量，它是一种变动的、生成的状态，容纳法则又每一次重组法则，产生实用却又不落入体系的窠臼，保持个体属性但随身携带他者的幽灵，而正是以“虚体”出发所构建出的不再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的“乌托邦”，而是面对现实寻求呼吸与共通契机的“虚托邦”。北京青年诗会正是这样的存在，它总是虚位以待，它总是一处游弋的虚托邦空间。

　　2017年8月

　　写于广州，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