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谈到过考订和文学艺术的不同职能，指出考订只能断定“已然”，而文学艺术却可以想像“当然”和测度“所以然”。这真是一针见血的精辟之论。《左传》记鉏麑刺赵盾，触树自杀前一段独白，后人就可以问一个“谁得而闻之耶”；《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除了结尾一段连理枝的情节之外，历来公认是细节描写极为细腻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然而兰芝和焦仲卿自杀之前的对话，那怕是最爱挑剔的评论家都没有权利提出“谁得而闻之耶”的质询，因为它是文学。

用考据的方法来评论文艺作品，常常会变成不伦不类的挑剔。但是这样的批评家还是大有人在，大名人欧阳修就是一个。唐人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第一个提出疑问的就是欧公。《六一诗话》：“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这一桩公案引起了纷纷议论，许多人出来打抱不平，有的人引据文献，证明夜半确有鸣钟一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三十三、后集十五），有人举出实际的生活经历，证明惟独姑苏有夜半钟（《石林诗话》卷中）。其实唐人诗中写夜半钟者正多，也不独姑苏为然，皇甫冉、王建、许浑、温庭筠都提到过，欧阳修想借“说者”之口来挑张继的刺，结果反而挑到了自己身上。

同样的事例在欧阳修身上还不止一件。蔡絛《西清诗话》载，王安石的“残菊飘零满地金”，又是欧阳修提出抗议：“秋英不比春华落，为报诗人子细看。”意思说，菊花是不落瓣的，诗人太粗心了。王安石自然要反唇相讥，讥笑“欧九不学”，并且举出了《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为自己辩护。这一段故事很有名，批评者也有记作苏轼的，事见《诗人玉屑》引《高斋诗话》，而且后来还写进了明人小说。

这两件公案其实都还没有涉及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即钱先生所说的“想像当然”；欧阳修也并非“不学”，他哪里能记不得《离骚》？这位散文家而兼诗人词客的欧阳修，他自己的文学作品就足以证明他是文艺的内行里手，想像和夸张虽然不像李白、李贺那么大胆新奇，但在他的作品中也不罕见。只是出于拘虚和缺乏实际生活（菊花有的落瓣，有的不落）才闹出了笑话。“残菊飘零”还不过是状客观之景，“夜半钟声到客船”，即使并无夜半钟的事例，诗人写出了如此宁静深远的意境，又何害其成为千古名句？胡应麟曰：“诗流借景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斯为解人之语。至若王朝闻先生在《一夜北风紧》一文中所说，“对愁眠”的旅人可能混淆了天晓和三更的时间观念，也未始不是一种可以成立的解释，但总嫌过于曲折，不如上说之顺理成章。

欧阳修的这种批评也招来了现世报。《艺苑雌黄》载，欧公送刘贡父守扬州，有“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之句，“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为永叔短视，故云”。这种苛刻的批评自然同样不能令人心服，苏轼立刻出来充当证人：“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按平山堂距离金、焦、北固诸山并不“甚近”，大约有三十里，烟雨霏霏，从堂中眺望，山色有无正是眼前实景，米芾、米友仁父子所作泼墨山水，满纸烟云，可为“山色有无中”的绝好注脚。再说，这句话也不过只是借用“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成句。即使真是距“诸山甚近”，也不碍其在若有若无之间。王维身在终南山中，不是还写过“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么？

考据家的迂执是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大敌，帽子、棍子，自古而然。不过动辄根据一首诗或者一句话，加人以政治罪名，则又是明太祖的发明创造，到清朝而“发扬光大”。——但这又是题外话了。

文章来源 ：《沈玉成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版，感谢刘宁老师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