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阿赫玛托娃著  汪剑钊 译 

现代出版社  2017年6月1日    

页数：304   书号:978-7-5143-5910-7

定价：39.80元  开本：32  

【作者简介】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

俄罗斯诗人、阿克梅派代表诗人。著有诗集《黄昏》《念珠》《白色雕像》《车前草》等，代表诗作《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等。

汪剑钊（1963— ）

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著有《希望在绝望深处迸发》《阿赫玛托娃传》《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等；译有《普希金抒情诗选》《俄国象征派诗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吉皮乌斯诗选》《勃洛克抒情诗选》《波普拉夫斯基诗选》《曼杰施塔姆诗全集》《茨维塔耶娃诗集》等。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俄罗斯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精品200余首，并附阿赫玛托娃创作年表。在诗中阿赫玛托娃歌唱爱情，歌唱自由，歌唱祖国，歌唱一切美好的事物。

阿赫玛托娃出身贵族，年少即以诗成名，后又因诗歌和美貌获得古米廖夫的热情追求，中年因诗获罪，被剥夺了发表诗歌的权利，但她像一只杜鹃鸟一样，即使啼血也要放声吟诵，她的诗歌一轮明月照耀着俄罗斯文学的天空。

有人说她像中国的张爱玲，但阿赫玛托娃的人生显然比张爱玲更丰富，也更厚重。

作为女人的一生，阿赫玛托娃追求爱情，追求自由，追求独立；作为母亲的一生，她慈爱坚强，隐忍不放弃；作为诗人的一生，她天赋才华，追求卓越与正义，被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诗歌不需要历史，它需要的只有诗人，而阿赫玛托娃正是诗人。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

【序】

天鹅的风四处吹拂——阿赫玛托娃抒情诗选（代序）

关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成就和地位，在弗·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编写者有过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她“不仅在诗歌方面，而且在伦理方面成了自己时代的一面旗帜。她接受并分担了俄罗斯悲剧的命运，没有向黑铁时代妥协，没有向道义上的压迫低头”。而被她本人誉为阿克梅主义“第一小提琴手”的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则将诗人的创作与俄罗斯19世纪的心理小说联系到了一起：“阿赫玛托娃为俄罗斯的抒情诗带来俄国19世纪长篇小说所有的错综复杂性和丰富的心理描写……她参照心理小说，发展了自己诗歌的形式，尖锐而独特的形式。”上述评价不可谓不高，但阿赫玛托娃以其对诗歌的探索和贡献而言，确实当之无愧。

阿赫玛托娃在自传中这样提及自己的履历：“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历23）出生于敖德萨。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的海军工程师。我一岁时，全家迁居到北方——皇村。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她的童年在圣彼得堡近郊的皇村（现为普希金城）度过。1907年，到基辅学习法理学，后转入彼得堡大学语文系。阿赫玛托娃原姓戈连科，由于父亲不愿意女儿从事文学活动，禁止她用戈连科的姓氏发表作品。于是，她署上了母亲家族的姓①。阿赫玛托娃的童年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从她的自述文字中，我们知道，她没有什么玩具，没有善良的阿姨，也没有吓人的叔叔，甚至没有同龄的玩伴，因此，“对我而言，人的声音并不可爱，我能听懂的只有风的声音”。家里的书籍很少，仅有的诗集是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选。幸好她的母亲对诗歌尚有兴趣，偶尔还给孩子们朗诵一点涅克拉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歌，这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十岁时，阿赫玛托娃得了一场大病。令人诧异的是，就在那时，她开始了诗歌写作，此后，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诗歌道路与这场疾病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20世纪初，以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为首的一批青年诗人创立了一个诗歌实验组织——“诗人车间”。不久，他们又树起了“阿克梅主义”②的旗帜，主张诗歌的清晰性、客观性、形象性、原创性和阳刚性，注意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强调诗歌的张力和韧性，以对抗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象征主义诗歌的朦胧与暧昧的特点。在阿克梅派诗人中，阿赫玛托娃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宣言，只是默默地从事自己的诗歌写作，以丰硕的成果赢得圈内圈外人士的啧啧赞叹。1912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出版，获得了评论界较高的评价。两年后，她出版了第二部诗集《念珠》。这两部诗集为她赢来了最初的声望。正如很多批评家指出的那样，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语言简洁、准确，善于用具体的细节来表达抽象的情感，在短短数行中描述一个戏剧性的场景。与自己的前辈普希金一样，阿赫玛托娃也是为母语恪尽职责的一位守望者，同时，又是对它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的一位开拓者。她对俄罗斯的爱，对祖国历史的敬仰，都寄托在语言中，“无论她写什么，她从未背叛过‘保守而又保守的’俄罗斯语言”。无疑，这与阿赫玛托娃对传统的理解有关，她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灵魂不曾被当代诗歌所打动的话，那么，古典诗歌也不会引起他的共鸣。理解当代诗歌的道路是通过当代诗歌，通过‘与我有关’而铺就的。”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如何欣赏和喜欢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自然也就欣赏不了普希金，更不知道如何以个人的方式来接受普希金。在她看来，现在的青年无法理解经典，他们已经丧失了俄罗斯经典，因为通向经典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经过现代诗，但他们找不到现代诗，能读到的那些所谓的诗仅仅只是分行的文字而已。正是有着如此的见识，她的诗歌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性”：“既保持着古典诗歌的外形，又在诗歌内部进行着地震和转折。”这种非学院式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它进一步丰富了阿赫玛托娃本人创作中的经典性和优雅的品格。

1913年，彼得堡开设了一家专为流浪艺术家和诗人提供活动场所的酒吧——野狗俱乐部。阿赫玛托娃是这家酒吧的常客，她的不少诗歌都是在这里首先朗诵，然后广泛传播出去。对此，她在一首诗中有所描述：

这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

我们在一起多么郁闷！

连壁画上的鲜花和小鸟

也在思念流动的云彩。

…………

啊，我的心多么忧伤！

莫非在等待死期的来临？

那个如今正在跳舞的女人，

她命中注定要下地狱。

上面最后两行献给演员苏杰依金娜的诗句几乎像谶言似的预示着诗人自己后来的命运。

俄罗斯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诗歌或文学遭遇了外在的压力，受到了非文学的干扰和伤害。纯粹的文学写作不被承认为一种劳动，因此，作家也就成了所谓的游手好闲者而遭到被流放或驱逐出境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和诗人们被迫做出了三种选择，其一是流亡，远离祖国，远离熟悉的母语，到异国他乡去寻找构想中的自由；其二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同时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放弃既有的立场，以适应新的形势；其三是选择在公众场合下的沉默，退回到为自己的内心、为“无限的少数人”的写作中。安娜·阿赫玛托娃大约可以划入属于上述第三种选择的作家群体。

自20年代开始，阿赫玛托娃便进入了生活的低谷。首先是已经离异的丈夫古米廖夫被枪决；随后，唯一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她本人也数度遭到批判，被剥夺了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权利。但苦难和厄运没有完全压倒诗人的创作冲动，反而玉成了她诗歌中最具精神深度的部分，帮助她最终走出“室内抒情”的局限。从30年代开始，在居无定所的境况下，她一直坚持着长诗《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创作和修改。在发表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根据楚科夫斯卡娅的回忆，阿赫玛托娃的几部重要的作品，包括《安魂曲》《子夜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等，都是在口口相传、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中得以流传的。

即便在创作的早期，当人们还在关注阿赫玛托娃创作中那些“室内”元素时，阿赫玛托娃本人已经萌发了成为民族代言人的雄心。她在写于1924年的《缪斯》一诗中如是告白：

深夜，我期待着她的光临，

生命，仿佛只在千钧一发间维系。

面对这位手持短笛的贵宾，

荣誉、青春和自由都不值一提。

啊，她来了。掀开面纱，

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

我问道：“是你，向但丁口授了

地狱的篇章？”她回答：“我。”

从诗中，我们可以发现阿赫玛托娃意欲成为但丁式的人物，创造俄罗斯的《神曲》。而从作者以后的创作来看，诗人应该说是部分地做到了。晚年，阿赫玛托娃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一些大型建筑式诗歌的构建上，从而由自发的写作走进了自觉的写作，非常注意以个人的苦难来折射民族的灾难和不幸。由是，诗人此前写作中的精致、纤细、典雅，仿佛脱胎换骨似的融入了粗犷、坚韧、沉着、有力的主导性声调之中，使作品既保持了细部的可感性，又摆脱了早期写作的纤巧与单薄，呈现出肃穆、庄重的风格。